九江，是历史上有名的“通都大邑”，自古以来有“陆通五岭，势距三江”和“七省通衢”的美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九江港扼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地跨鄂、赣、皖三省，既是江西省经济贸易流通的重要通道，也是长江上水水、水陆联运换装的重要港口。港口水陆交通发达，经济腹地广阔，对促进江西经济的振兴，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九江港位于江西省北端，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北纬29°43′，东经115°58′，襟江带湖，倚山背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港口功能比较齐全，网系江河湖海，沟通水、铁、公、空联运，在长江黄金水道上占据重要地位。
九江是江西的首义之地，在辛亥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九江率先于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积极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军政府领导，公开竖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声震海内外，为创建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功不仅在江西一省，实有大造于东南半壁。孙中山先生对此曾有高度评价，1912年10月，孙中山先生来赣视察途经九江，接见各界人士时十分高兴地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一、“七省通衢”一都会
九江港行政区划属江西省九江市。它北濒长江，南傍匡庐，上控武汉、重庆，下联南京、上海，中通省内各地，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江西省进出长江、联系沿海的咽喉，对外贸易运输的唯一口岸和客货运输的最大港口，而且是长江干线上十几个大港之一，上通鄂、湘、川，下达皖、苏、沪，并是全国交通运输业中水水联运、水陆联运的重要换装港，联系着赣、浙、闽、粤等江南广大地区。
九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首先，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是赣江和鄱阳湖通汇长江的咽喉，水陆交通便利，地理条件优越。占据九江便可进而控制江西全省，而江西“米谷之饶，瓷器夏布之工，则又天下著名者也”，是当时全国富庶之区，对于赣地的商务开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九江“北阻长江，南屏庐阜，上控武汉，下扼皖吴，截天堑之中流，据湓口为门户”，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将九江辟为通商口岸，不仅在商业上使长江各口交相连环，互为依持，形成链条式的商业贸易线，而且在军事上可以进保汉口，退护下游，作为军事基地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一个据点，也是非常理想的。再次，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一都会，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江西的最大商埠。其港口航道顺直，水势平稳，江面宽阔，从航运的角度来说，其流量和流速都是很理想的，既可停泊一般的商轮，又可停泊较大的兵舰，是良好的商港和军港。
另外，九江在历史上商业一度兴盛。九江在明代商业颇盛，舟车辐辏，商贾云集。据同治《德化县志》记载：明正德十五年四月，一次暴风，“坏舟数百，溺死商人无算”。明朝在九江设有税课司征收商税。明景泰元年，在九江城西湓浦坊左设立钞关，征收来往船只的船税。明代九江生产布帛、丝、棉、茶、苎麻、白麻、笔、红花、蓝靛、蜜、蓖、龟板、无名土等商品。还有铜、葛、玄参、云母石、石斛、石耳、梅、栗、苎、鳙鱼等土产。
九江的鱼苗自宋以来运销本省和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明代，“人家池塘所蓄鱼，其种皆由九江，谓之鱼苗或日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征收鱼苗税的鱼苗厂就设在九江湓浦门外龙开河渡口。
清初，在九江设常关，按照明钞的关例，专门派遣户部司员管理征税。康熙五年（1666），将关税交地方官管理，九江关归九江道，九江关一度移往湖口。雍正元年（1723），移回九江，并设大孤塘分口。乾隆时，九江关税达354234两之多。“凡官商盐茶有征，客货除竹木外，皆无征，唯科船料。”嘉庆九年（1804），增定各关所征的数额，九江关定为367000两。道光年间，九江关收入较前短少。刘坤一说：“九江关额征正税计银十七万余两，而额外盈余银三十六万余两，较正税多至两倍有余。盖缘以前民丰物阜，船货流通，收税畅旺，递年加增。道光年间，渐不如前，历任监替征收，每有短绌之患。”道光年间，九江关税收减少的原因是对外贸易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对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最主要的输出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安徽、浙江、福建外销的茶叶集中到铅山县的河口镇，连同本地区的茶叶，沿信江西运，转入赣江，由赣江上行到大庾县，用人力搬运过大庾岭到南雄，再顺北江而南到广州。江西对外贸易的茶叶、瓷器等都由赣州关完税输出。
辛亥革命前夕至民国初年，九江的商业在省内也算是较为发达的。九江商业分四大帮，南昌帮：有钱庄、钱米店、五麈业米行、水路转运栈；九江本帮：有钱店、布店、洋货、南货、瓷器、糟坊油盐店、笔墨纸张、饮食及各种杂货业；广潮帮：有烟土店、钱庄、蜡烛肥皂厂、公司、茶栈；徽州帮：有钱庄、绸布、南货、茶栈、报关行。北外银楼、钟表、中药店，大部分是江苏、浙江和南京人开设。官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国银行（后改裕民银行），不在商会管辖范畴之内。以上各行各业均属商会组成部分。各商行经登记注册，为基本会员。商会之中无论大小行业，都没有官僚资本掺杂，福利一律平等，义务量力分摊。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商业也是日趋凋零，正如1898年的《见农学报》中所言：“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自古为“来商纳贾”的都会，有“七省通衢”之称，曾是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英、法等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天津条约》（1858年），强辟九江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25日，英国代表巴夏礼迫使江西官员张集馨订立《九江租地约》，首先开辟九江英租界。接着，美国也步英国后尘侵入九江。九江开埠后，英国在九江逐渐建立一整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操纵海关行政权，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提供便利。各国商人纷纷在九江开设洋行，掠夺原料，推销商品，凭借“值百抽五”的关税和低额子口税，甚至走私漏税，把鸦片、洋纱、洋布、煤油和百货运销九江，或经九江销往江西腹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使九江及江西地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自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首先在九江设立轮船分公司后，英、日也相继侵入九江航业。1904年，英国迫使清政府地方当局订立《庐山草地坡等处议租地条约》，扩大了庐山租地。1908年10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高桥桔太郎在致日本外务大臣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称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非常富饶，一旦铁路贯穿其中，将有开发获大利源之余地”。此后，日本便以贷款为名，插手正在修建的南浔铁路，从而加强了对该铁路及附近地区的控制。辛亥革命前，伴随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对九江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广大群众不堪重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清政府举办洋务运动时，九江出现了近代的邮电交通和新式工业。1873年，轮船招商局在九江设立分局，九江出现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88年以后清政府设长江线以通汉口，九江在江西首先设立电报局。同年，续设江西线与广东相联络，长江的电报线在江西的干线是自安徽的殷家汇达湖口、九江，西通湖北，为东西干线，自九江而吴城，而南昌，而樟树，而吉安，而赣州，而南安（今大余县），南通广东，为南北干线。1896年，九江设立了江西最早的邮政局，江西邮政管理局也设在九江。1907年，南浔铁路开始动工兴建，后移江西全省铁路总局至九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九江的展现，为九江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1899年，官僚涂子良在九江创办荣昌火柴公司，生产双鹤牌火柴，这是江西最早的火柴厂，也是九江最初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商绅提出“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等口号，抵制洋商洋厂。1901—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兴办工业，这种妥协和让步，使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样，九江出现一个兴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小热潮。1902年，九江出现一家商办肥皂厂。1903年，张朝勋在修水创设生利樟脑公司。1906年，黄寿国在九江新坝创办火柴公司；宛锡庚等在九江城内开设制蛋厂；黄钧等在龙开河地方设修理小轮等项机器厂。这时期，九江、瑞昌还办起了铁矿，九江城门山铁矿年产量约为600余万吨。1906年，九江出现了以孙德茂为总理的商船公会等实业团体。次年又成立了九江商会。辛亥革命前，九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初步的经济、政治力量，然其势力亦明显较沿海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但他们不乏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其中，如九江巨绅罗大佺、商人陈中瑞等人，积极参加该区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以及辛亥九江起义。九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为该地区民主革命斗争及辛亥九江起义，奠定了物质和阶级基础。
“七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新兴阶级的兴起，商贾往来频繁，信息传播敏捷，这一切使九江成为赣鄱大地上的辛亥首义之所。
二、风云际会中的九江
清季革命潮流输入粤闽沿海流域，“九江居长江通衢，风气已开”，为长江流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较早地区之一。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九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想的传播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投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志士的无比愤慨，纷纷串联结社，酝酿着新的壮举。1902年，九江人蔡公时、张华飞、徐秀钧等人，在九江组织“慎所染斋”，明为讲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三人的革命活动，遭到清政府九江地方当局的压制，“慎所染斋”被迫关闭，蔡等三人于同年东渡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1905年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民国为己任。学成回国后，蔡公时在南昌、九江一带活动，张华飞被派往北京秘密活动，徐秀钧回到九江活动。他们秘密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运动新军起义。
首先，在江西开风气之先的九江，已经有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创办书报社，广交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在浔阳的知识分子又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本土的。九江本地土生土长的著名的革命知识分子除了蔡公时之外，就是徐秀钧。
徐秀钧（1879—1913），字子鸿，江西九江人，著名反袁烈士。1902年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与黄克强等人组织共进会，并参加同盟会，从此确立了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国家为己任。1906年暑假，潜回九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任法制局参事，1912年任总统府军事秘书，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二次革命后，在北京被捕，袁世凯将其押回九江杀害于岳师门，时年仅35岁。同为九江辛亥革命老人的罗惺予挽其曰：“褒而何荣，罪而何辱，平生果毅无前，应有千秋垂不朽；先死非悲，后死非乐，天下本基未奠，沧茫回顾欲谁依。”
徐秀钧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活动就是在九江创办日文速成班，亲自授课，并开办“益智书报社”，罗惺予开办“开化阅报社”，宣传革命思想。1909年，同盟会会员林森由上海调往九江海关任文牍，与吴铁城、罗惺予、陈中瑞等在城内化善堂（八角坊处），组织“浔阳阅书报社”。
二是客居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就开始在九江海关任职的革命志士、福建闽侯人林森，九江军政府成立时任民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