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官制”同时，清朝政府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研究利用哪种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1907年，清朝政府又派达寿往日、汪大燮往英、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因日、英、德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宣称将设立资政院，作为中央议会的基础，并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基础，随后又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与议员选举章程。而作为议会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却是以“钦命”来决定的，这也就可以想见它与政府机关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从1905年到1908年，同盟会不断地发动革命起义，清朝政府为了应付这一日益严重的革命形势，所以采取了上述种种“预备立宪”的姿态来缓和人民革命情绪。但“立宪”之措最终跑不过“革命”之举。
二、此起彼伏的会党活动
严重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会党活动频繁。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它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极不稳定的游民无产者和贫穷的劳苦大众。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会党的势力也就相应的发展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的组织遍及全国，众多的劳动群众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这种团体，把个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团体互助的基础之上。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党就会团结起来斗争，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活跃力量。如辛亥革命前夕，雩都（今于都）农民反对调查户口，会党乘机组织暴动。赣南道率兵驰往镇压。当地钟姓人民遍贴反清揭帖，围杀官兵。起义群众后因势力薄弱，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前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无不渗透着会党的力量，活跃着会党的势力。反洋教斗争中，会党的作用更加明显。可以说，会党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09年，“长江上下，到处皆是”会党。并且，当时江西的会党种类很多，仅见于记载的即有：洪江会、红帮、洪莲会、三点会、鞭刚会、义和拳、金华山会、卧龙山会、西梁山会、江炉山会、西真山会等多种。这一情况说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步高涨起来后，会党是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当然，会党情况比较复杂，是一支不易处理的力量。
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会党活动正是这些现象的集中反映。会党是基于政治上反清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秘密结社，发轫于17世纪的康熙年间，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它的基本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游民无产者，他们纷纷加入秘密会社，并成为其主要成分。
在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游离出如此多的游民无产者呢？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因为外国侵略的深入，破坏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镇手工业，迫使大量农民、手工业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成为游民无产者。这种状况早在咸丰、同治之际就有人记载：“山乡之民，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此种“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迨至19世纪末叶，海运的兴起、铁路的修筑、电线的架设，使一些原来依仗运河、驿站谋生的船夫、脚夫、驿卒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纷纷失业。
近代中国会党活跃的现象在南方的交通沿线更为明显，在由盛转衰的江西尤甚。原来南北交通要道的大庾岭——赣江——鄱阳湖一线向来繁荣兴旺，但五口通商后，中外交通和贸易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江西通道随之衰落，正所谓“向之冲途，今为迂道。货不至，税大绌”。赣江航运贸易的衰落，又导致沿途码头萧条，吴城、樟树等地的商业也在衰退，至民国初年“比昔时减少七八”。这就直接导致大批运输工人失业，正是这些人成为江西会党的主体。
由此可见，游民无产者是一些失去土地和职业，不得不以不正当手段（偷窃、乞食、赌博、娼妓等）谋生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生活贫困，甚至缺乏起码生活保障，所以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时，他们敢于“揭竿斩木”，铤而走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辛亥革命前夕，江西层出不穷的会党起义，正是会党强烈反抗性的反映。又因为他们大都居无定所，两手空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当然也不乏盲目性与破坏性。
在辛亥革命的酝酿和发动过程中，会党是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很多群众运动都是由会党组织或发动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会党在江西活动十分频繁。会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活跃、最具影响的民间秘密团体，始终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支持、联合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之前，江西全省会党起义有20多起，其矛头直指各地官府，给其以很大打击。这个时期江西秘密会社起事，不仅人数多、范围广，而且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出现了有革命党人参加和组织的起事。如著名的萍浏醴起义，就是革命党人蔡绍南等联络会党领袖龚春台，于1906年12月4日在麻石起义，十天之内，扩展到宜春、萍乡、万载、醴陵等县，人数达到3万多，主要是各门派会党群众。
辛亥革命前夕的会党有些新的趋势。有些会党如天地会，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比较明显的、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色彩，不但与一般市民有一定的亲和性，而且使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容易沟通。革命党重视与会党的联合，大多得益于会党的“反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满”的一致性。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会党作为一个团体，虽然不是农民组织，但在一定时期内却起到了联系农民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发动到民众，但通过会党的参与，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
三、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20世纪初，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扩张其侵略势力，清王朝则成了“洋人的朝廷”。为此，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矛盾愈加尖锐。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全国各地普遍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江西人民的反“新政”、抗捐斗争
清政府欺骗人民，推行所谓“新政”，借此对人民进行搜刮，从而激起了一系列群众反抗运动。1909年，清政府实行户口调查，实质上就是为了抽取人口税、征派兵役和推行印花税，因此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如丰城县群众反对调查户口，起来暴动，数十村起来响应。此外，上高县沙梅乡李姓人民也因反对调查户口，起来进行斗争，县令蔡思千请兵镇压。
1909年，九江南浔铁路掘土工也因天下雨而无钱吃饭和包工头验收土方时用广尺不用英尺，吃亏太甚，群起而攻包工，并到兵营棚大闹。清政府派警察局巡兵前往镇压，工人才解散。因“新政”扰民而引起的反抗，还有1910年春天，永新和玉山农民为反对拔除烟苗的斗争。永新县农民曾“执械与官为难”，玉山县农民也“相率聚众抵抗”。但这两次斗争，结果都因清政府派兵弹压和邀集绅董进行所谓“劝谕”而瓦解。
抗捐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4年夏季夏廷宜领导的乐平人民的抗捐反教斗争。
1904年乐平起义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乐平人民本已受着厘金、统捐和淮盐认销三项残酷的剥削，而清游民又将庚子赔款的巨额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二是外国传教士勾结官府豪绅，借口创办学堂“经费不敷”而加抽“靛捐”。
这次斗争以群众自发毁卡开始。接着，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宜出来领导。夏廷宜，15岁入戏班学艺。武艺高强，膂力过人。1904年，参加鞭刚会，为首领之一。是年夏，乐平县知县加收青靛捐，引起西乡靛农公愤。同时，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加入教会后，倚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有恃无恐。7月21日，夏廷宜率数百人，冲入县城，夺取保甲局洋枪40余支。22日，率3000余人捣毁县统捐局、厘金卡和天主教堂。23日，夏廷宜率众拆毁缉私卡、盐卡，击毁护卡炮船，搜捕各卡委员。乐平抗捐、反教起义令清廷大惊，于8月1日派300余清军前往镇压，夏廷宜团结各乡民众，严阵以待。8月26日晨，率义军3000余人攻入县城，打死打伤清军60余人，焚毁了县衙，释放囚犯70余人，并打出“官逼民反”大旗，占据县城达20余天。清廷恐起义扩展，急调军队“围剿”。9月18日，夏廷宜率部转移至乐平、婺源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1907年10月7日，夏廷宜率数百人再次攻入县城，并捣毁厘金卡。
这次起义终因起义队伍内部的地主分子的破坏以及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夏廷宜本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清军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对乐平地方人民肆意蹂躏，人民损失惨重。在镇压了起义之后，清政府又向抗捐农民索银两万八千多两，作为“赔偿”被毁衙署和教堂之用。乐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群众的力量毕竟迫使地方官答应在乐平缓建教堂，由县买房借给教士暂住。
2.新昌、南昌、赣南等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早在“南昌教案”之前，南昌、新昌一带就已有教案发生。自《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凭借侵略特权，广设教堂，大肆霸占中国百姓的田产，教会势力大有扩充。仅江西一省，天主、耶稣教堂就达300处之多。其中新昌（今宜丰），在19世纪中叶就有天主教的活动。到了清光绪年间奉教者日多，但乡里不少地痞、流氓为称霸乡里，欺侮民众，借势入教，以新昌天主堂法国教士王安之（Jean·Marie·Lacruche）为护身符，作恶多端。其中棠浦的一个叫罗检的，入教后伙同另一赖姓教徒强奸民女，该女之父告之县衙，县令杨国璋竟按王安之的要求将该民下狱，当地乡民对此无不愤怒。1904年5月的一天，罗检带着一伙教徒手捧天主教牌匾过棠浦石桥时，有位乡民避之不及，碰歪了牌匾，罗检当即从马上跳下来，扭住这个乡民殴打后，又抄刀将乡民砍得头破血流，然后骑马扬长而去。当地的百姓哄然议论指责，切齿衔恨。此事被爱打抱不平的乡民龚栋得知后，立即叫了几十个青年，把罗检揪下马捆起来，将他打个半死丢进棠浦河中，接着又抄了几个平时为非作歹的教民的家，烧了他们的屋。王安之得知此事后，立即到新昌县衙告状。知县杨国璋令守营宛春祥前往棠浦拘捕“凶犯”，宛春祥率领部属乔装行商来棠浦，在棠浦教民的协助下，把龚栋骗进烟馆灌醉而捕。龚栋入狱后，一些教民又到省城告状，要求还要捕几个人，龚姓人不服，于是以武举龚耀庭为首，聚集棠浦各村龚姓乡民，联络高家、陈家的群众，共数千人，打着“官逼民反”四个大字的旗帜，布阵五里，在山上安营扎寨。知县杨国璋束手无策，请求省里查处。省府于是委派候补知府曹树藩，会同杨国璋到棠浦调处，遭龚姓拒绝，便令统领廖铭缙带兵进村强行捕人。兵丁刚到离龚家三华里远的高家村时，就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冲散，捉住了7个兵丁，其余的夺路而逃。到次年六月，省里传下话来，“大兵将至，血洗棠浦”。龚姓族绅乃派二人至南昌，请求惠政赫赫、秉公办案的南昌知县江召棠出面调解。江召棠得悉后，禀请上司和平解决，在江西巡抚同意下，8月21日，江召棠一面驰书曹树藩、廖铭缙，请暂缓进兵，一面单骑匹马独往棠浦，经他百般晓谕，龚姓泣服，便撤寨缴械，遣散民众，并将龚耀庭等三人交江召棠带回省城公断。江召棠将三人带回南昌，商之有司，各拟监禁三年。王安之见此事未达到其抬教抑民的目的，心中深恨不已。
1905年，王安之被调到南昌管理教务。他为了推翻已结之棠浦教案，遂于1906年正月二十九日，请江召棠至天主堂喝酒。席间，王安之逼江召棠重判龚耀庭等三人死刑，答应给教民赔款十万两，并强使签字。江召棠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王安之即用餐刀猛刺他的喉部，又用剪刀戳之再三。江召棠立时流血昏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