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革命派中又有一些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如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在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
三是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正如高一涵所言：“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由于拥护革命，手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南方少数省及部分军队。他们幻想通过议会政治，从袁世凯那里分得一杯羹，以期达到参与政权、改良时政的目的。因此，他们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只是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善于见风使舵的立宪派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计，又转过来参加和领导了反袁的护国战争。从推进历史角度看，立宪派是识时务的，但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联系起来看，却难免有政治投机的滑稽感了。
以上三种政治力量构成了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的政治新格局。在这三种政治权力里，前两者是直接对立的，革命派的对手由清廷换为袁世凯，他比清廷凶恶、残暴、奸诈得多。他的政权周围又云集了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他本人又是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的政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讥讽狡猾多端的波拿巴，“比资产阶级更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袁世凯和波拿巴一样，什么样的流氓手段都使得出来，但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对尚有实力的革命派是有所顾忌的。梁启超曾比较客观地分析过当时的形势：“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可见，袁世凯当时不敢斗胆与革命派进行武力较量，因为双方力量的对比非常接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暂时妥协。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是依附袁世凯的，只能寻求政治投机，企望坐收渔人之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政府全力对付的是第二股势力——国民党，“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表现出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企图利用“临时约法”“国会”“责任内阁”等为工具，去限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逐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虽然1912年6月以唐绍仪为首的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坍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绝对没有实行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可能，但是宋教仁等仍然没有觉悟过来，他们错误地认为责任内阁之所以未能发生作用，是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政党的支持。于是，宋教仁大肆活动，到处拉拢官僚政客，终于在1912年8月25日将同盟会改组拼凑成为一个规模庞杂的国民党，欲图借此去实现其“政党内阁”的痴想。
当袁世凯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消灭南方革命武装之时，以宋教仁为首的另一批国民党员却还在北京进行激烈的议会竞选活动。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胜利，在国会中占有压倒其他党派多数的议席。虽然如此，国民党的议员们仍竭力表示支持袁世凯，宣称大总统“非袁莫属”。然而，袁世凯并不客气，由于他不甘心让国民党组织所谓“政党内阁”来干涉其军阀独裁统治，便指使暴徒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教仁刺死。“宋案”发生后，国内舆论大哗，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宋教仁被杀这个血的教训，惊醒了部分曾经企图在袁世凯统治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民党员。不久，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主要人物在上海黄兴家中开会，他建议“先发制人”，要求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各省区组织讨袁军。这时，江西都督李烈钧也即向广东、湖南、安徽、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都督发出通电，呼吁共同讨袁。
袁世凯见事机败露，便大借外款，决心以发动内战来收拾国民党抵抗派。1913年4月26日半夜，袁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2500百万磅的“善后借款”，作为发动内战的军费；5月6日，又下了一道所谓“除暴安良”的命令，着手迫害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与此同时，袁政府又命李纯军移驻九江上游，将进攻矛头指向江西。
大借款成立后，当时孙中山“主张一面兴师，一面向五国银行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之公意”，并即电令广东、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宣布独立，组织讨袁。但这些地区之党内人士却以种种理由为借口，表示反对。于是，孙中山又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江西授意李烈钧发动讨袁。袁世凯闻听江西有独立之意，便也派大员赴赣向李烈钧游说，表示如果李愿“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李烈钧对此严加拒绝。袁世凯见利诱不成，便先下手为强，于6月9日下令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之职，命黎元洪以副总统兼领江西都督事，同时为了分化江西军之内部，另授江西军将领欧阳武为陆军中将江西护军使，陈廷训为陆军中将九江要塞司令。至此，江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双方之间的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以后，使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白热化，局面很紧张，国民党加紧反袁活动，而袁世凯也加强了对江西的控制。其时有一江苏籍的国民党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说客，鼓动反袁，江西当局招待他，请他到处演讲。有人问他：“拿江西这点兵力，怎能打倒袁世凯呢？”他回答：“你没有读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时，老百姓是拿棍子来革命的。”口才极佳，颇具煽动性。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免掉李烈钧的江西都督。
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命令
1913年6月9日
临时大总统令：
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据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清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公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呈请派委镇抚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事，当派王芝祥前往并案查办。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曾据王芝祥电称：迭经责问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觉，恳请派兵赴浔。本大总统因不忍地方人民财产重罹锋镝，屡经开诚告诫。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怨愤繁兴，乱机四伏。迭准参议院众议院咨送参议员陈铭鉴等、众议员张大听等，郭同等先后提出质问，九江等公会吁诉，并经黎副总统查据陆军少将陈镇藩、兴国县知事暨武穴自治商会先后报告情事，昭彰殆已，无可讳饰。现又据王芝祥将查办情形呈复前来，查阅原呈，虽称各款未能逐件详查。唯反对汪民政长一节，即非李督本意，而纵容军人藐抗，已难辞责。至调兵逼浔一案，则称因个人恶感，遂冒侵官轻举之嫌。拘拿铁路协理罗朗山一案，则称办理不免操切。该督于政治上学识经验均缺，年少气盛，阅历未深，事理重轻，人情向背，皆无体验等语。综核情形，该督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念其初莅任时，平治会匪尚称得力，仍望其感触时艰，痛伤民瘼，以恢复军人名誉，以表本大总统与人为善之诚。乃迭阅人民代表呼吁之词，至再至三，不忍卒读。即王芝祥呈复查办各节，亦有定评，是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孚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穷氓，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此令。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九日
不久，又免掉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国民党都督因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职，同时，派兵进攻湖口。
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革命党人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在“宋案”和大借款发生后，已逐渐认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因而纷纷奋起抗争。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以武力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当时江西和湖南、广东、安徽、福建虽然结成为五省联盟，但“在前线作战的只有江西一省的军队”。作为孙中山最早关注的地区之一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声称的是“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孙文先生抱有厚望的广东都督胡汉民的复电是“主张以法律解决”“时机未到”或“内部整理未就”。国民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更是“反复陈其不可”，并且提出了“几项不可用兵的建议”。福建都督孙道仁，患得患失，不但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宣布退盟”，而且在江西湖口打反袁第一枪之后，讨袁军与敌军苦战十余日，终因实力不济退却，方声涛计划率部退入福建，“孙道仁拒绝起义军入境，致使讨袁军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局面。
实际上，当时比较积极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并有所行动的，除了安徽都督柏文蔚表示认同外，最为鼎力支持的就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之下，各省是一再推诿、观望、拖延，从而在客观上把“二次革命”的首义责任推给了江西。
江西是中国南方一积贫积弱的内陆省份，但辛亥革命后的发展，使它拥有一些起义各省难以比拟的条件，为癸丑讨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2年10月上旬，李烈钧就特邀孙中山来赣，拟以南昌为反袁大本营。最终江西也成为“二次革命”的策源地。
三、湖口枪声 震撼全国
湖口县位于江西省北端，长江中下游的南岸，东邻彭泽，南接都昌，西临鄱阳湖与星子、庐山隔湖相望，北以长江为界与安徽宿松县对峙。县城居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湖口襟江带湖，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沿长江可上溯汉、渝，下抵宁、沪，可远渡重洋。由于鄱阳湖五大水系纵横江西，流域面积占省境97%，沿其根状水路可达全省81个县市，构成江、海、湖、河贯通的水运网络，而湖口则是沟通省内外航运的枢纽。
1913年7月，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将军为代表的江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旨在夺回辛亥革命成果、捍卫民主共和的武装斗争，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江西湖口打响，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之后著名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这次革命斗争波及南方七省，是我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值得一书的一次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