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卦乾上离下，乾为天，为火；离为明，为火。火性炎上，与天亲和，所以象传说是“天与火，同人”。上乾之日，明照白昼；而下离之火，烛照于天，则补天日之不足，使黑夜有白昼之明。
野：离国很远的地方。亨：大家都欢乐。
本卦说明为了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的人应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学会异中求同方能合作成就大业。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九是“同人”开始的一爻，与九四同性相斥，不相应。但也象征中间没有私情存在，与人交往的公正与广阔；超越在一门之内的狭隘的近亲关系。像这样交往广阔，当然不会有过失。
这一爻，说明和同首先应打破门户的成见。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是宗族。
六二中正，与九五阴阳相应，通常是吉的象征；但这一卦，是在阐扬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应反而成为不利的关系，因而不相宜。用只在宗族中交往的现象来比拟，这种宗族和同的态度虽然不能说错，但也不值得赞扬。
这一爻，说明应进一步打破宗族观念。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戎”是军队。“莽”是草丛。
这一卦，只有一个阴爻，其他阳爻都要与他和同；因而，九三也不例外。但九三阳爻阳位，不在中位，性情暴躁，过于刚强，与上九又同性相斥，就想与下方接近的六二交往。可是，六二与九五关系密切，九五必定加以干涉，而九五强大，于是，在草丛中设置伏兵，并登高观察形势。但这样畏首畏尾，恐怕三年也不能出兵，最后只有不了了之。
这一爻，说明和同是道义的结合，足以使不义畏惧。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四性刚，想与唯一的阴爻六二亲近和同，却被九三像一堵城墙似的隔开，不能与六二相近。九四于是“乘其墉”，登墙攻击，想以武力争取六二。九四此举，当然也是违背“同人”之道的。九四质刚故能攻，居阴位则又能用柔，在攻而不胜，陷于困境之时，能够反躬自省，知道自己的行为于义不正，因此困而知返，退而不攻，回到“同人”之道的准则上来，结果仍然是吉祥的。
这一爻指出，与人同应以道义为原则。
九五：同人先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阳刚中正，与六二是同心相应的天然同盟者；但由于九三、九四横梗其间，割断其联系，使得九五不能与相应者相遇，所以为之痛哭。但是九五毕竟是刚健有力的，尽管九三伏兵于林莽，九四登上城墙进攻，九五仍然决心为正义一战。由于九五以中正之道作为行事原则，顺利地克服了一切阻碍，终于得以与同盟者六二相遇。这又使得九五破涕为笑。
这一爻是说，“同人”之道重在求心之同。心同意同，不用强求而自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这一卦的最外面，里面没有呼应，无人与他和同，所以说在郊外。像这样孤独，应当不吉祥；然而，上九远离人群，是因为不愿同流合污，早已觉悟，所以不会懊悔。
象传中说：这是不得志。像这种孤独清高的人物，自己也许不懊悔，但在别人看来，并不能说是真正得志。
这一爻，说明和同应本着积极的态度，但也不能同流合污。
团结和同不战而胜
同人之卦，居于“泰”、“否”之后，它所阐述的，是为了打通“否”之不祥之势，以及在这之后所要处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同人于野、同人于宗、同人于门、同人于郊的分析，最终得出了和谐之道。与人同皆，与人融洽，这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境界。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便是一种“同人”，它不但是手段，更是目的。那么在政治局势内，一个人或大或小的领导者，与上司，与下属，或与同僚，这些关系的处理，理想的境界也应该是“同人”。这种境界即使达不到，也应当把“同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人们皆有目的和期望，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倘若能把所有的阻碍力量与对手都变成朋友与合作者，达到不战而胜，岂不是一种最好的态势？同人卦的精神要义正在于此。
在序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晋韩伯康注，“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以出门同人，不谋而合”。生活在否闭之世，人人自危。为了打通否闭局势，以便死地求生，就必须大家合力，万众一心。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骗入秦，秦昭王囚之，并计划杀他。孟尝君只好变易姓名，落荒而逃。秦国追兵愈来愈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如果等到天亮开关的时候，追兵就会赶到，孟尝君及其宾客一行只有束手就擒而别无他法了。危急时刻，君臣一心，上下同志，群策群力，思筹出关良策，显然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在孟尝君的食客中，鸡鸣犬吠之辈，居于“下坐”，一般人羞与同列。但孟尝君不管这些，一视同仁，仍然带了他们使秦，结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居“下坐”者不与在上者同志，在上者又羞与在下者为伍，人怀异志，军心涣散，而士无斗志，又将如何破关而出呢？人人死无葬身之地，孟尝君又怎能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那些有声有色的故事呢？
而在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心愿和志向，但由于心难相通，各执一端，因而导致不能和同共济，使他们的力量不能往一处使，产生了令人遗憾的结果。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就让人感慨颇多。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公元1019与1021年相继出生，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完全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后来，因王安石主张变法，施行新政，而司马光表示反对，不久，这对本来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老朋友竟好像有了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两位智者名人，成了两只好斗的公鸡。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仰着脖子把酒喝了，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王安石以牙还牙，也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取了个“司马牛”的绰号。
“拗相公”的拗性和“司马牛”的牛脾气更激化了他们的冲突。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就像一位斗牛士，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了，还嫌不够刺激，挥动手里的红布，要让牛变得更加愤怒。司马光又是上书，又是面陈，告了“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特殊权力，拉拢了一大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一直把王安石搞下了台，司马光才罢休。他们早年抱定拯救国家和百姓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个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悔悟，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消除了一切拗性与牛脾气。虽然他们二人晚年又重修旧好，但毕竟能够做事的人生黄金时光已悄然而逝，在那时他们没有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地为国为民出力谋划，反而把原本可以成为伙伴的人变成了阻力强大的对手，显然大大违背了“同人”的精神，这不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遗憾，也令后人为之叹惋。
刘基在《郁离子·省敌》中，借郁离子之口说：“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减少，不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增多。使敌人减少的就昌盛，使敌人增多的就灭亡。要夺人家的国土，那么那个国家的人就都是我的敌人，因此，善于使敌人减少的，就能不使人家抵抗我。汤、武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用我的敌人去抵抗敌人啊。”这种说法无疑深得“同人”之精髓，是一种至为高明的作战策略，移就为做人做事，亦可作如是观。
不过，在本卦最后上九的爻辞中，强调了“同人”之道的基本精神和理想境界固然令人向往，爻辞更通过“同”与“争”的矛盾，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行“同人”之道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从中引申出若干可思、可感、可行、可戒之处，由于这些都是从前人社会实践里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因而是很值得人们从各种角度去深深领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