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现实人生中，最敏感也最沉重，最尖锐又最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对生命与死亡的追问的话，那么，《飞鸟》里大量关于生死的篇什，表明了唐韵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热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唐韵在医科大学读书、从事研究至获得医学硕士学位计十二年之久。从医的过程使原本就敏感颖悟的她有足够的契机和基础对于生命与死亡这类既现实又超乎现实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表现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理解。我们跟着她一起为那只濒死的大白鼠而祈祷（《生命从指间消失》）：一起“热切地等待着”那个得了脑瘤的小女孩“十六岁花季的盛开”（《等待开花的季节》）；我们不由得要牵挂郎木寺的那个小喇嘛——“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足够营养的饭食？有没有足够的睡眠？有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看到外面的人，还会不会微笑，或者会不会开始有了一些烦恼？”（《透过瞳孔》）如此一些寻常普通的生命在唐韵的笔下有了不寻常的亮点，他们无不折射出生命本质中最明净的光辉。
还与常人思维不同的是，唐韵坚持把死亡认做生命的一部分，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之旅的一个驿站或者是一道门，通过它，开始另一段生命”。在《回归之路》等篇章中，她还向我们细致人徽地描述了轮回的愿望和景象。在她看来，“如果我们可以接纳死亡为生命的一部分，以平静和尊严与死亡交割生命，那么生命必将呈现无尽的形式并因此而色彩斑斓”（《生命如夏花》）。这是唐韵超脱和达观的一面，而在另一面，像大多数有深度的思想者一样，唐韵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只不过她的悲观不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宿命的认同和无奈。在《但愿回溯成为可能》中，她明确表明自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的强烈态度”，并以冷静的眼光观看着历史在一家三代人的悲剧命运中留下的痕迹。她说：“那些过去的事情尽管还在，但已如河底的石子，被岁月之水冲带走了污浊和不平，而成为人生的一种光滑的自然的组成。我接纳了我的命运。诚心诚意。”然而，她的这种“接纳”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而是“听凭于命运的安排。其实，人的命运早有定数”。所以，她放弃了所有能够弥补和不能弥补的努力，只是“尽量多地保留些可靠的回忆的片断。如结绳记事，使我在将来漆黑如墨的夜里，尚能够摸索着回溯那些逝去岁月的一些真切而粗糙的纹路。也就安慰了”。这样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生命观使唐韵将自己包藏在蜗牛壳一样的思想盔甲里，蛰伏在内心世界的“蜗居”中咀嚼回忆与世无争，从而形成了不无几分孤傲冷漠的隐在的性格特征，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只不过是她掩饰自己性格本质的另一副盔甲。
“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从集中那些自述性散文中我们不难推测，自感压抑的童少年经历和尖钻冷僻的医学专业研究，正是造成唐韵封闭孤冷性格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然而，由幽闭的“蜗居”带来三分安全与宁静的同时，也带来了七分孤单与寂寞，并因此而放大了人生的沉重感和生命进程的滞缓感。“蜗居”愈坚，愈可能豢养出“飞鸟”一样对于天空、对于飞翔、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向往。可以想见，现实生活的蜗居般的精神重压与禁锢，迫使唐韵一直在寻找逃离的路径或宣泄的对象。这个时候，她找到了西藏。
质言之，我们看到在唐韵关于西藏的图画中，一方面扎紧了她疏远现实社会的藩篱，一方面放飞了她精神世界的梦幻之鸟。照她看来，“西藏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其现实生活中的磨难艰辛与精神境界里的澄明透净的双重极致和巨大反差营造出一种最为接近自然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氛围。这种氛围对于生活在越来越感压抑和污浊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却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天涯共此时》）。据此，既可以理解《飞鸟》中几乎所有的游记散文都是与青藏高原有关这样一个醒豁的创作现象，也可以解释唐韵为何一踏上西去的朝圣之路就如前文所述那样产生精神亢奋的“抗高原反应”的心理生理现象。与其说是西部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满足了她的审美要求，还莫如说是吻合了她的精神取向。与其说是唐韵选择了西藏作为创作对象，还莫如说是西藏扮演了她封闭的精神世界最后的知音。西藏成为唐韵散文喷发的触动点也许是偶然的，但唐韵终究要在她的心灵“蜗居”里孵出她的精神“飞鸟”却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藏最终成为唐韵人生的转折之地，成为她放弃医学皈依文学的背叛之地也是必然的。
西藏是唐韵精神的天国、灵魂的牧场。在这里，她放逐自己。放飞自己，放纵自己，一任那从儿时童话世界里蛰伏下来的幻想之鸟、浪漫之鸟展翅翱翔。
因此，唐韵对于西藏的礼赞和眷恋就不可能不带有梦中情人式的幻化的、偏颇的和一厢情愿的美化色彩。她认为西藏是“现实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对西藏始终有一分无法传释的亲切和向往”（《狼》）。即使平常人难以接受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她看来也“成为西藏的神奇和迷人的一部分组成”。唐韵用欣赏和崇拜的笔调向我们展示着那些“在世界‘第三极’上遥远地俯视着我们”的自然、生灵和人性的纯美的境界。暮色里的长江源头、风雨中昂然不倒的五色经幡、还有祥云下闪烁着灿烂佛光的金顶、牦牛帐篷外面打酥油茶的老阿妈，以及在佛祖面前“像潮水一样起伏”的做着等身长拜的虔诚的信徒，所有这些都在唐韵的笔下因为自然、质朴和超凡脱俗而显得神圣庄重和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
她甚至宣称：“在文明的发展史上，你我都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那些至今尚过着半原始生活的西藏人却是一块巨大里程碑的基石。”最后，她决然总结道：“如果只有一次机会再眷顾一眼这个世界，那么我的目的地仍然将是西藏。”显然，在这些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个物化社会中的现代人从审美、宗教、文化、生态等多重角度蒙胧把握与理解西藏的普遍的价值认同和一般的精神深度；同时，它又确实饱含了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由于和西藏深刻的精神连结所呈现出来的超乎平常人的生命冲动和艺术激情。
就这样，在“蜗居”和“飞鸟”之间，作为一个散文家，耿力完成了从叶心到唐韵的飞跃，也初步展示了某些颇具个性光彩的散文风格。譬如长于说理和思辨，语言兼具文采和哲学意味。她说：“日子像一领拖赘的长袍，而那些富于幻想色彩的节日则是解开这袍子的纽扣。没有它们，生活将无头无尾和不堪重负”（《天涯共此时》）。“谈情说爱是丰衣足食之后的奢侈；而对性的刻意追逐或隐讳却是文明熬出来的渣滓。”
（《狼》）等等。又譬如比喻简约、想象奇巧而又富有寓意的描写手法。写独自穿越罗布泊的志士时她只说：“在无垠的沙海地气的蒸腾中，他像一只折叠起翅膀的蛾子，模糊地飘逐着”（《生命如夏花》），虽然未有慷慨陈词，但志士的义勇和悲壮却跃然人目，令人怦然而心动。“他的身躯已经僵硬如柘木，如冷石，如废窑里的一片生陶”（《回归之路》）。即使对于死亡的描绘，也富于质感和诗意。再如把心中不断膨胀的情绪比作“愤怒的章鱼狂乱地卷曲和伸展着它们半透明的触角”（《天涯共此时》），想来也别出心裁。此外，诙谐幽默风趣而不庸俗、机智而不卖弄的叙事特征也都显示出了很好的苗头。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当然，唐韵毕竟还很年轻，还只是一个散文新手。我们本可以因此原谅她的诸多不足，但也因此应该对她要求更多，期待更多。就微观而言，她的语言有时太过刻意与雕琢，读来就免不了显得生涩和生硬，容易使人遭遇疲劳。其实唐韵的写作姿态和心态可以放松一些，不妨写得更亲切更随意一些。
就宏观而言，她的取材太过苛求与郑重，统观下来就觉得视界面和生活面都还不够开阔，或者干脆说有点儿狭隘。这当然和她的“蜗居”即收缩式的内敛式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性格有关，不能也不愿从周围平常琐碎也许无可奈何甚至不堪忍受的现实中分辨、发掘诗意与美好。此其一。其二，她的“飞鸟”即高蹈的理想、缥缈的精神也还需要更深厚的大文化的托举和更丰腴的纯文学的滋养，才可能有如晴空一鹤排云直上，否则就难免捉襟见肘，水落船低。具体说来，她的西藏散文系列更多的是激情与冲动的产物，还缺了一点理性之光的笼罩和文化底蕴的浸润，虽然篇什甚多，却少有凝重大气的代表之作，在作者与题材之间，常给人以免搏狮之感。这方面的标高，我们可以举出余秋雨先生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之类，唐韵不妨一读而三思。
上述两条，微观的同题克服易，宏观的境界打开难。但是，对于唐韵散文来说，生活体验的一面也罢，文化积累的一面也罢，都需要更大的开拓、更广的汲取，才可能有更长远的发展。因为，仿佛经过一扇窄门，我们固然从射出来的一束光亮中看到了唐韵散文中许多飞舞着的智慧的颗粒，并且它们已经构成一幅比较迷人的景观。然而，我们也有理由担心，那门的缝隙会越来越小，最终将那束光也锁进了封闭的“蜗居”里。不如就飞出来吧。
1998年春节于宜春秀水之滨
载《西南军事文学》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