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姜太公这样赤裸裸杀隐士的事件还是少数,后来的统治者都懂得了杀隐士的负面效应,所以都变得很聪明,看你不顺眼,想杀你,至少得找个借口,给你弄个罪名在头上。
而尊重隐士似乎也是统治者们很愿意搞的事情。壳让位于许由,周朝尊重伯夷、叔齐的气节,汉初隐士“商山四暗”做太子的老师,都是尊重隐士、重用隐士的好例子。此外,历代帝王向山中隐士们动问国家大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最有名的莫过于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所以,在历代文化着作中,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事情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处士,常常因这种隐逸的姿态得到皇帝的赏识而一举成名,致使后人笑他们是“功名捷径在烟霞”。后来的理学家们的讲学不仕之风,都是受这种隐逸文化的影响。
隐逸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流变,从古代而近代而当代,其中的千回百折、个中趣意,难以尽说。至于说到当下,是否还有隐士,传统隐逸精神的脉络在当下精神形态中延伸到了哪里,这又是一个难以一两句话说清楚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如今这个已经毫无隐私可言,视隐私神圣不可侵犯而又不可能不被侵犯的社会里,隐逸文化依然存在,并且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隐士的存在也是如此。当代的隐士已经不可能到深山大泽中求得隐身,他们是彻彻底底身居闹市,出人街衢,和平常人别无二致的“心隐”之徒。
当代隐士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加日常化,也可能更加诡异多端了。边缘艺术家里有没有隐士?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中有没有隐士?网络聊天室里的匿名网民,883上的莫测高人,博客日志的书写者们,在他们中间有没有隐士?超市里,公交车上,街道上,乃至路边的棋局里,迎面而来擦肩而过者,都可能有隐士存在。当代生活的密集和人与人之间貌似的无缝链接,并没有将隐士的生活空间挤压为零;相反,更多的隐士在你身边,而你无从知晓,无从猜测。他们的隐逸空间在另一个向度和层面上更加扩大了。
(第二节)说“方”
“方士”其实也是隐士,但“方士”值得单独一说。
为什么呢?因为“方士”这个名词在中国几千年以儒家为正统文化的偏见之下,已经被历代读死书的知识分子们贬抑得面目全非,有必要为其正名;还因为作为道家文化一个旁支的中国“方士之学”实在有待更加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中国最初的所有自然科学门类。
简单地说,“方”是指某种学术技能“方士”则是指拥有这种学术技能的人。方士大多都是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其他的隐士都是“文科生”的话,那么,方士则是隐士中的“理科生”,也就是说,所谓真正的方士,乃是中国古代真正的科学家。
但是,“方士”这个名称在历代的文化演变中,渐渐变成一个被人轻薄鄙视的名词,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受儒家正统文化的偏见影响,方士一直被历代的“文科生”们视为江湖术士,与走江湖耍把戏、变魔术混饭吃的人混同一起,认为他们的阴阳不经之说、炼制神仙丹药之术,都是奇技淫巧、不足为法的学术,用来欺世盗名、蛊惑人心,于世无益,于人有害。正是由于这种偏见,我国的传统文化养成一种重文轻理、重体轻用的坏毛病,置自然科学的发展于不顾,终于在近代历史上自食恶果。而对我们上古原始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在这种轻视的观点之下,也永远沉埋在“方外”了。
关于“方士”名称的来源,比较可靠的资料,首先见于战国时代的着作中,其中,庄子曾经提出“方术”这个名称。秦汉以后,“方士”之名开始通用。《史记》称方士出于燕、齐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秦始皇迷信方士而求神仙,汉武帝也受到方士的蛊惑到海上求仙。其中,徐福可能是最受争议的一个所谓生长于燕、齐之间的方士了。有关他说服秦始皇亲率五百童男童女出海寻仙的传说一直被作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但也有人专门成立了学术机构加以研究。
由于司马迁详尽描述了汉武帝的愚痴与迷信以及方士们欺诈的丑态,后世对于方士的认识大受其影响,认为方士都是丑陋可鄙之人。其实,司马迁对真正具有价值的方士并没有偏见,只要他们的学说与方术技能足以影响人心,有利于社会,就为他们一一作传。如属于阴阳家的驺衍,属于医家的扁鹊,以滑稽见长的东方朔,以及属于占卜的《龟策列传》,乃至后来与方士合流的游侠,还有天文、历象研究的专家等等都有极为详尽的描述,择要说明其特长和行为。
为什么说方士出于燕、齐呢?
司马迁游历齐国,说过这样一段话:“自鲁适齐,自泰山属之痕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所谓匿知,有两个解释,一是说有深沉的智慧,二是说富有神秘性的知识。齐国的管子,在其所留传的着作中,不论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认为十分可靠的几篇,仔细读来,仍然让人感到“其文不雅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让人感觉不可信、离奇古怪的地方。《晏子春秋》也和它差不多,都是代表齐国人文学术思想的书籍。庄子在《逍遥游》中,也提到齐国有一本怪书叫做《齐谐》,又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就是说《齐谐》这本书是齐国人专门搜集记载稀奇古怪事情的一本奇书。几千年后齐人蒲松龄所着《聊斋志异》,更是与这种地域文化遥相呼应。由此可见齐民“阔达多匿知”的地方性由来已久。因此,后来人们批判不经之谈的时候,常用“齐东野语”来指代。战国时期的方士,如名勋公卿诸侯争相迎致的驺衍等人,都是出在齐国;秦汉时期的方士“神仙”们,比如徐福之流也多数出在齐国。由于当时齐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早的地方,天下名士贤人都汇集于此。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都曾在齐国逗留居住。孟子的学说,和庄子有所相类,那就是大谈养气练气的道理,和曾子、子思时期的儒家学说已经大有出人。孟子的“养气”之说,简直和齐国的方士谈“练气”是一个口吻,不能不说生于鲁国的孟子受到齐文化的影响。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于是,有了宋儒理学的“理气”二元论。如此溯本穷源看一下的话,“方士之学”简直是极大地发展了儒学的理论。
那么,燕国呢?燕国在周代是北方的边穷地区,所谓幽燕并称,都是说的北方边地,民风野蛮。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尤其在战国初期,这里就成为游侠、刺客聚集的地方。游侠是隐士的另一种化身,他任侠使气,与方士的练气、练剑等方术,都是不分家的技术。燕国的地理形势,本来就与齐、晋犬牙交错所以他们融汇齐国的学术思想,是顺理成章的。司马迁说:“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灾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矣。”意思是说燕国如此弱小,而能作为国姓的后代最后灭亡,不能不说是召公的功绩啊!燕国是召公的后代建立的国家。了解了燕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对于燕齐之间多方士、燕赵之间多侠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孕育了道家之学,产生了老子、庄子这样伟大的隐士和道家集大成者,而“方士之学”基本也是属于道家范畴。道家思想博大包容,并不是仅仅一个老子、一个庄子就能概括的,更为众多的方士们为中国古代原始科学的创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方士之学”中包括天文学、历法学、星象学、占卜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数学和号称研究宇宙物理理论的阴阳学,还有因为炼丹和追求长生不老而派生的养生学、生理学、药物学、物理治疗学,甚至农学、杂学都可归纳入“方士之学”的范畴。有人认为儒家之学主要是人文之学而道家之学更多的是在讲自然科学,这是很有道理的。
总而言之,有关方士之学,我们可以区别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如果从广义的范围来讲方士之学,大体就是指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学问。如果说狭义的方士之学,那就是特指专门研究神仙丹药,希求生命的长生不老,乃至做到羽化登仙的一个专门学术。但即使这种学术,也并非全都是骗人的东西,它们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的对物理、化学以及药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