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IT不景气，有位干IT的朋友，眼看着正式工作的铁饭碗端不住，便四下寻找饭碗。工作找了一圈，最后选择了在收垃圾的公司里做合同工。垃圾公司，合同工，乍一听不是滋味，但经朋友指点，大家便茅塞顿开。垃圾不因经济好而增加，也不因失业率高而减少，每周的垃圾该倒多少就倒多少。垃圾公司的工作是旱涝保收，合同工除了收入高，还有加班费。朋友的腰包鼓了，说起话来便气粗了很多。大陆的老妈听说儿子换了工作，电话里问长问短，新单位如何，工作怎样。朋友知道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多了让老妈糊涂，便长话短说：妈，我现在是废品收购站的钟点工。
美国的公司里，雇员分两类，正式工和合同工。正式工，又称为永久工；合同工，又称为临时工。二者的不同之处与学历高低、技术优劣无关，不同之处是钱和名分。
先说钱。第一是挣钱的方式不同。正式工赚钱按年薪计算，享受公司提供的福利待遇；而合同工赚钱按钟点计算，除了薪水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福利。其次是挣钱的多少不同。将正式工的薪水和福利按小时计算，低于合同工。再说名分。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关系，其实与在国内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国内，正式工的待遇好，工资高，有福利，有奖金，而合国工有些类似于二等公民，有时连“名分”都没有。
既然没有名分，便名不正言不顺。公司里，不论技术有多强多好，合同工就只有拉车的分儿，挥鞭的一定是正式工。
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钟点工。
按说，父亲一辈子捧着公家饭碗，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地为公家干活，供全家人衣食。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循规蹈矩，大学毕业后在国营单位里工作。来美国混出文凭后，一门心思要找正式工，重操旧业。可事与愿违，初级工程师的行列里不要我，偏偏把我高看成有经验有高学历的，招收为钟点工。
那家公司离家近，方便接送孩子照顾家，工作环境好。二十五层的黑灰色玻璃办公楼气势不凡，楼前喷涌着清澈的喷泉，路旁摇曳着艳丽的芙蓉。办公室在最高层，窗外是休斯敦最长的一条大街。我每日居高临下，观赏玩具似的汽车，来去匆匆。我常站在窗前俯瞰，这些无数的车是赶朋友的婚宴？是送临产的妻子？还是去医院看望临终的病人？是餐馆的外卖？是公司的出差？还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像是蚂蚁搬家，我像是一步登天，有些在天上俯视红尘的感觉。
讲好合同期为六个月，刚干了一半，有家公司聘请我做正式工。我就去问老板合同工要再干多久，说是能延长三个月，到时候如果有新项目开始，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否则，便扫地出门。虽然合同工的结局没有着落，但是心里的算盘一拨，此公司离家近，方便照顾孩子；环境好，办公室在二十五层，工作也是我喜欢的；再说了，半年的薪水比正式工一年的都多，大不了合同期满，没工作卷铺盖回家，休息半年再说。结果可想而知，孩子和家庭，喷泉和芙蓉，车流不息和红尘滚滚，再加上钱迷心窍，名分被抛在脑后。
钟点工和正式工又像是游击队和正规军。正式工长期驻守在一家公司，高薪聘请的合同工，活完了立刻走人。那时候，我周围有一帮老牌“游击队队员”，修炼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海为家的境界。闲聊时，他们就向我炫耀游击战的经历。
西班牙裔人吉罗德，身材敦实，参加过越战，退役后回学校拿下个工程学位，摇身一变成了白领。吉罗德是个工作狂，恨不得除了睡觉天天都待在办公室。吉罗德有一儿一女。儿子是和第一任妻子的结晶，父母离婚后跟着母亲。女儿不是己出，是第二任太太带来的。太太喜欢打扮自己，也喜欢打扮女儿，不上班在家闲着无聊，成天游走于商店。
其实说吉罗德是工作狂不够贴切，他的工作效率并不高，也不热爱事业，时常端杯咖啡，走门串户。他口口声声说钱不够花，需要多赚钱。儿子他妈成天追着要抚养费，女儿她妈说看中一件衣服，可一刷信用卡被拒绝，透支了。
为了儿子的抚养费和女儿、太太的服装费，吉罗德端着茶杯拼命赚钱。有一次换工作，他星期天从一家公司加完班，连夜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上班。早上路过一家二十四小时开业的“目标”商店，进去梳洗更衣，然后准时进入新公司，向新老板报到。
前不久听说吉罗德和第三任太太离婚了。想必他背负三个太太的重任，钱更不够花了。
既然游击队员们转战南北，四海为家，大多数人的婚姻就朝不保夕。大卫算是老实忠厚，可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北部游击时与一位情人同居五年。情人从前是密西西比小姐，为了证明情人的漂亮，大卫特地拉开书桌的大抽屉，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纸箱里翻出些照片给我看。他一边两眼放光地对着照片指指点点，一边忏悔地说他太太如何的贤惠，他对太太的亏欠是不可饶恕的，他保证下半辈子不再做对不起太太的事。大卫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太太是他母亲三个儿媳中最被喜欢看重的。为了母亲，为了三个孩子，他发誓绝对不和太太离婚。
他和密西西比小姐的很多秘密被他装进纸箱里，北部游击结束后带回家，放在车库里。结果有一天，勤快的太太清理车库，发现了许多物证。大卫发誓要痛改前非，当着太太的面将东西扫进垃圾桶。幸好最机密的小纸箱放在卡车里没被发现，被他迅速转移锁到办公室的抽屉里。那时候，大卫提起密西西比小姐和机密箱，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我死了，你可以继承我所有的工具书，同时可以保存机密箱，或留或烧，悉听尊便，但你要向我保证不交给我的太太。
除了赚钱和情人，钟点工里不乏藏龙卧虎。
弗兰克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从姓上看像是法国后裔，可从高大挺拔的身材和一板一眼的作风看，倒像是个德国后裔。他带副金丝眼镜，从不跟人嘻嘻哈哈，严谨得像个大学教授。他每天随身携带的一个公文箱里，装着他的全部武器——两本设计规范和一本公式参考书，计算器和尺子模板。办公室里简简单单，没有任何的私人东西，随时可以开拔奔赴新的阵地。弗兰克是个老派的工程师，计算书整齐，标点符号清楚。他最不喜欢用电脑程序，常说现在的年轻工程师只知道用程序，缺少工程师的概念，甚至对动力分析的电脑程序都不屑一顾，说那些分析都是胡扯。弗兰克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盖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土木工程师。
我在钟点工的队伍里混了一年半，老板用优越的条件将我招安，收编进入正规军。不久，就提拔我为长官，领导着几个游击队员。本来我算是游击队里的晚辈，时常虚着心请教长辈，得宠在长辈们的庇护之中，忽然间变成了长辈们的领导，自己很不习惯。饮水思源，不敢忘本，我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时，公司决定取消设计部门。公司关门，正式工和钟点工同样面临沦落街头的命运，只是先后次序不同而已。这关键时候，对正式工像是大难当头，对钟点工却是家常便饭。
钟点工们属于自谋职业者，于是平日里总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哪家公司的薪水缺斤短两，哪家公司有肥缺，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钟点工们团结，互相提拔，熟门熟道，内外接应。大卫听说我要找工作，帮我去向他的老板推荐。不知大卫怎么吹捧我，竟然没有面谈就被录用。我暗自幸庆自己成为正规军后没有忘乎所以，与游击队员和睦相处。
星期五我从正规军退役，周末隔了两天，星期一就到新的公司上班。我又回到钟点工的行列。大卫除了帮我，还把吉罗德也拉进来。吉罗德只干了一个星期就辞职走了，以每小时多四块钱的身价另谋高就。见到大卫，他第一件事就是拉开抽屉让我看机密箱藏在哪里，好像他帮我找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托付那个秘密。
这家公司是百年的老牌企业。和合同工相比，正式工薪水少、加班没有补助，于是公司就营造出一种文化，即正式工高人一等。正式工大都是从大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大学生们都是来自当地的学校，人也是当地的，因此不管是初生牛犊，还是城府中年，大都以为他们的工作是终身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头顶的一片蓝天。
这一次的钟点工一干就是八年。八年期间，儿子从蹒跚学步成了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丈夫的正式工的牌子几经易名，我还稳稳当当地在同一栋楼里爬上爬下。我对丈夫说他是正式的临时工，我是永久的钟点工。时间久了，自觉是守着一块庄稼地的老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地劳作，烦了。
终于被公司解雇了。
后来呢，我又被这家公司招回去，仍旧做钟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