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藏着一些梦。其中最早最美的梦是儿时的梦。
1968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清晨，我很早就被叫起来。一辆卡车载着全家人和父母二十多年的家当，搬离我们家生活多年的地方。
此行的目的地是省会太原。太原对父母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里是父亲受教育和工作过的地方，那里布满母亲年轻时的足迹，那里有父母数不胜数的亲朋好友。车程是六十公里，乘坐火车的慢车需要两个小时，一元二角的车票。这么短的距离和空间，带给孩子的却是天壤之别。父亲去省城开会，带回来很多平日买不到的各种花样的点心和糖果，于是积攒的糖纸，从品种和设计增色不少。母亲去省城看望姥姥姥爷，少不了带回花布，给我做出漂亮的衣裙。省城的商店是四层楼，比我们所在的县城南门外最大的商场要高两层，玩具的花样很多很多，电影院也是又大又漂亮。
平常和父母到太原，总是兴奋不已。有一次，三姐随去开会的父亲到太原，留在大姐家小住，我因不能去而大哭大闹，母亲抱着百般挣扎的我，累得满头大汗，最后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大肚弥勒佛，才止住了我的悲伤，那时我大概五六岁。但搬到太原长住，我是万分地不情愿。搬家对一个孩子，意味着失去孩童的伙伴，失去熟悉的环境。
北方的残冬是很凄凉的，枯枝寒鸦，冷风拂面，我幼芽般的心灵和窗外的景色遥相呼应，满了惆怅。我出生和生活了十年的房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熟悉的大院被汽车无情地甩在后面，我心里有些难过，毕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搬迁。我内心有被抛弃的感觉，似乎不是我离开了那个房子和那个大院，而是我被那里的一草一木抛弃了，被小朋友们抛弃了，仿佛被从一个鸟语花香的天国抛进了荒凉山庄。
在太原最初的日子是很陌生很荒凉的，唯有夜晚是甜美的，因为每夜我都在梦里回到从前的地方。久了，梦少了，沉淀下来的人物风景像被拍成照片，是彩色的，随着年月的增长，被定格在天色长蓝和花开不败之中，永不褪色。这种照片不是实物，不能重复欣赏，是藏在记忆当中，更久了，就变得朦朦胧胧，变成了梦，变成了想要追寻的梦。
2003年的清明期间，为父母移柩，我和三姐结伴回到太原。我1988年出国，之后每五年回国一次。1993年为母亲病故回去，1998年全家回国游三峡。两次回去，忙碌地穿梭于亲戚朋友和同学同事之间，无法旧地重游，回到美国后，心中总是遗憾。这次回国前，我下定决心，不见同学朋友，只为亲情，为自己去故地寻找心中的梦。
说来真巧，回去的前一天，二姐下班回家，路上，被迎面过来的中年女士拦住，问你是不是谁谁谁，是不是谁谁的二姐。问者是三十五年前三姐小学同班同学，很长时间里，她不时与二姐在那条路上相遇，她对二姐由猜测、肯定、犹豫要不要询问，反反复复，最后想如果再相遇，必要张口相问。两人都十分高兴，谈谈陈年往事，自然谈到三姐。二姐告之三姐1984年去了美国，明天就要回来。我们到太原的第二天，这位同学就来看望我们，不仅如此，还联络到在太原的部分同班同学。
我对三姐的同学是很熟悉的，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弟妹都是我那时候的同学，他们的名字一一从封存了三十五年的记忆中，随着儿时的身影跳跃而出。小亚，蒙蒙，建国，世民，朝兵；小蓉，国凤，惠明，艳秋和鲜华。我们都是从小生活在一个大院里，上的是子弟学校，父母都是同事，孩子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熟得谁家有几粒米都数得出来。
让我们惊讶的是，居然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工作、生活在太原。这次见到三姐的同学里，有当年的正、副班长，有三姐最要好的朋友，有我们家的近邻。有个男生，当年是受气包，经常拖着鼻涕，而如今西装革履，一副绅士派头。他侃侃而谈，不时夹杂两句黄色笑话，引来女生们的抗议。另一个男生，当年是淘气鬼，如今已出息成高级工程师。他谈起其往日劣迹，令人捧腹大笑。比如父母去大炼钢铁，留他在院里的幼儿园，晚上睡不着，就悄悄起来伸手掐邻床的孩子。那孩子大哭，惊动了值班的阿姨，过来察看，他却装成熟睡状。进入小学，仍然不改恶习。有一次，被班主任老师罚他，关在办公室旁边老师的单身宿舍里，他闲着慌，就在屋中撒尿。从此，他再没被关禁闭。
那时候，院里子弟中，二姐以学业出类拔萃出名。三姐早上一年学，学习成绩平平。“看看你二姐，看看你自己……”二姐成了套在三姐头上的紧箍咒和老师手中的戒尺，常被老师用来念咒和鞭策。柳暗花明，三姐终于拔尖。小学毕业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总算出息可以扬眉吐气了。三姐天天期盼着那一天，风风光光地到主席台上领奖，然后回家让母亲把奖状高高地挂在墙上，跟姐妹比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开始，不知何故将毕业庆典取消了，三姐为此很是失望。
我在一边静静地看着这群半百之人，话说当年趣事。沧桑的脸庞焕发着童年的笑靥，真是很美。
有趣的是，两位班长，均出自大院里的干部家庭，如今一个在政界任职，另一个担任某大学二把手，和其父亲当年职位等同。可谓将门出虎子。三姐当年的要好的朋友，其父母是民盟成员，如今她也在民盟工作。父母是教书先生的两位男生，如今子承父业，走专业道路。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家庭的影响？
同学们每年都有固定的聚会。德才兼备的班主任老师，从前被一群淘气学生起绰号，如今聚会总是被恭为上座。这次大家在餐桌上商讨的题目之一是筹备秋季的活动。大多数同学都出生在五三年，活动围绕五十生日大庆。据规划是在一休假地，介于太原和大家老窝之间，以方便两地的同学。如今国内的五十之人，大都事业有成，独生儿女都长大成人，自然有时间，也有闲情逸致举办这些活动。
太谷，是我和三姐的出生地，是我们生命的起跑点，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伊甸园。路上我们先见识了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的王家大院的气派，又进中国票号发祥地平遥古城经历了历史烟云，傍晚前，我和三姐来到太谷。
小时候，跟着母亲进城，穿过铁路和一片庄稼地，到了东门外，就会听到沿街有鼻音很重的吆喝声“冰糖葫芦”，“柿饼子”。东大街街道两边有黑漆大门的住家，偶尔大门开了，可影壁却挡住了我好奇的眼睛。窄小的店铺，上几个陡峭的石台阶，进去买块山楂糕，边走边吃。进了阴凉的鼓楼，右手边是北街，全是住户；对面是西街，有个新华书店，一毛钱买本小人书。左手是南街，最繁华，店面毗邻，熙熙攘攘。
此次，没时间进城，从城外宽阔的公路直驱目的地。
大门还是那个大门，只是矮了许多；花坛还是那个花坛，只是小了许多。大门正对着是主楼，通往主楼的道路还是从前的路，窄得容不下两辆汽车并行。
右手边是幼儿园。幼儿园的胡老师，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当中，用她的头卡给我们掏耳朵。每当这个时候，孩子们都会放弃有趣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涌向胡老师。趴在胡老师腿上的孩子的脸上总是挂满得宠的笑容，让排队等候的孩子们羡慕不已。小明穿着洋红色的灯芯绒衣服，跑到我跟前说她早上吃的是荷包蛋。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吃的也是荷包蛋之后，我俩便高兴地跳了起来。那天是我俩的生日。
再往前走了一会儿，拐进左边，收发室后面的空场地是球场。有些人正在打球，却没有李伯伯的身影。从前我总能在这里看到李伯伯。李伯伯是体育教授，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像个足球运动员。有一次我又来到这个球场，是在我离开那里十多年后，参加大学生的联赛。白发苍苍，面色红润的李伯伯一眼就认出了我，连声叫着我的绰号健步向我跑来：“小胖，你知不知道你和我家明儿同一天生的，你生在早上六点，小明生在晚上六点。”从前在家里常常听到父母告诉对方，碰到了小明她妈或是她爸，说你记不记得，你家小胖和我家小明是同天生的，小胖生在早上六点，小明生在晚上六点。这句话成了伯伯和伯母跟父母的招呼用语，也使我们两家有了特殊的缘分。我们家搬离前，我和小明专门在城里照相馆合影留念。相片保存在我的影集里，童年随我漂洋过海。两个十岁少女并排坐着，都穿着红灯芯绒外衣，梳着两个小辫儿。小明真漂亮，有对大而亮的眼睛。
过了收发室，便是大院的景点。大礼堂居中，两边是中西合璧的楼房。大屋檐，琉璃瓦，不规则窗棂，白墙红柱的小办公楼。色彩鲜亮的小楼总是令人心里阳光明媚。左边的小楼后面有棵会结红果的树，比黄豆大些的红果子圆圆的，皮甜可食，小女孩最喜欢摘些回家让妈妈用线绳穿起来当项链一样地挂在脖子上。右边是红墙朱门的图书馆，掩隐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中。
这个图书馆有个很美的名字：亭兰图书馆。名字有来历，“亭兰”二字分别取自孔祥熙父母的名字。旁边的一栋类似的楼房叫“嘉桂科学楼”，同样取自孔夫人宋霭龄父母的名字。这里的前身是“铭贤学堂”，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下，由孔祥熙于1907年创建。
树荫掩映下的图书馆显得很庄重也很神秘。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探寻好奇之心，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入，里面极静，静得让我难以喘息。还没等我吸口气，就被眼尖的工作人员发现，撵了出去。从此，图书馆更是神圣不可冒犯。“文革”结束后上大学，赶上百废俱兴，父亲每次回家都带回新印刷出版的图书，于是我有幸在墨香中走进古典文学世界。
礼堂前对面右侧，有个五角亭。玩累了，就坐在亭内休息。礼堂后面是一片古香古色的建筑，有小石桥，有亭台楼阁，有长廊。据说是当年孔祥熙的校长府邸，孔大小姐就出生在这里。
小时候听母亲讲，大礼堂原来是座假山。后来假山被拆了，建成了礼堂。每逢星期六，大院的大人小孩在晚上吃完饭后，就涌去礼堂看电影。
旧地重游，一切因熟悉而感到亲切，唯一遗憾的是大礼堂不见踪影。大礼堂被拆了，变成了一个图书馆。记得父亲在70年代末曾聊天说：一群去美国的华侨，要捐款修整当年孔祥熙的校长府邸。大概他们心中的遗憾是假山的消失。
大院里当年的父母辈的长者们大都谢世，在世的就数九十四岁的李伯伯年长。
去李伯伯家的路上，我和三姐寻找父亲工作过的小楼，来回踱步，不敢确认。正想找人证实，迎面过来一位长者，三姐说很眼熟，便近前询问。巧了，这位李姓教授当年做过父亲的助教。于是这位年过古稀的李教授，热情地领着我们边走边讲大院的今昔。
此时正是下班时间，路上行人来来往往，虽然我是故地重游，但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外星人。一切都像是在梦中那么模糊不定。我本是属于这里的，却像一片树叶飘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没有人记得我，但我是属于这里的，这里是我的根，这里是我曾经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地方。在老旧的建筑和道路中，我在寻找童年的足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在寻找那位名叫小明的女孩；到李伯伯家，为的是听老人家重复那句特殊的问候。
不一会儿，到了李伯伯家门口。这栋小楼是中西式的。屋顶是中国民居式的，结构布置像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房子。房子高出地面许多，几个台阶上去，是砖砌的阳台。我和小明常在阳台上玩过家家。太阳高高地挂在蔚蓝的天空，暖暖地照着我们小小的杯碗锅勺。玩腻了，从阳光中走进屋，屋内光线很暗，但并不妨碍我俩在左一个右一个豆腐块的房间里串来串去。
算算李伯伯在此住了半个世纪。由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到如今耄耋老人。
从后院走进去，小明不在，小芹在，她和三姐小学同班。小时候，她圆圆的脸，笑眯眯的。如今仍然显出从前的模样。小芹引我们走进客厅。依旧是光线很暗，待我适应之后，发现客厅里的长沙发上，歪斜着两位老人。伯母斜躺在右边，裹着毯子，看不见脸面，不知睡着还是醒着。李伯伯靠在左边，见我们进屋，睁眼看着。
“爸，小胖来看你了。”小芹伏在父亲耳边，大声用四川话说。
“谁？”李伯伯抬起头来，身子稍微挺直，眼睛从我脸上滑过。一脸迷茫。
“小胖，的女儿。”
我看着李伯伯，期待着，期待着那句话。
“来啦？”李伯伯看着女儿，重复着我父亲的名字。
“不是，是他的女儿小胖，小胖在这儿。”小芹指着我。
“啊，在这儿？”
“爸，这是小胖。”
李伯伯没再吱声，好像是有些失望，身子靠回沙发，将头低下。
伯母始终没有动静，我有些担心她。
听李教授说李伯伯一直很好，去年突然就糊涂了。
出了李伯伯家的后院门，我绕到前面，想看看曾经玩过家家的阳台。奇怪，阳台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李教授说路垫高了，阳台埋了半截。仔细看看那被土埋了半截的阳台，砖砌的栏杆似乎也没了。房子已经没有往日的气派，在落日余晖中显得很落魄凄凉。不知道下次来时，还会不会看见它。
我没有见到小明，是个遗憾。但她仍然在我的梦中，还是三十五年前的模样，还是个漂亮的十岁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