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到1941年6月，国内政局危机四伏。日寇对国民党顽固派又打又拉，明暗汪精卫内外呼应，力图挑起中国内战，促成蒋汪合流，又先后勾引英、美、德、意，妄图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国际压力劝降迫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日本可以不打，共产党非打不可”的反动方针下，反共反到了制造“皖南事变”，把中国推到了内战深渊的边缘。诚如党中央所指的，抗战第四年是我国抗战空前困难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国军民冲破惊涛骇浪、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的，我们的报纸就怎样遵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揭露和打击日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诱降，反对日寇利用汪精卫傀儡组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灭亡中国的毒计，以坚持“独立作战，自力更生”的原则击破反共顽固派“放弃自力更生，依赖和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方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坚决打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使它不敢轻易全面破裂，避免了过去那样的大内战，争得时局好转。这样，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即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变化，八路军、新四军更加强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日寇更加困难，而在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局势大变这些条件下，得以维护了中国继续抗战的局面。
一、为坚决清除明暗汪精卫而斗争
在华北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日寇采取了“打中有拉”的政策。1940年3月30日，捏合了南北傀儡组织-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粉墨登场了。
摆在报纸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揭露日寇利用汪逆伪中央的毒计。
报上首先集中报道了汪逆伪中央政府一出台，立刻遭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从大后方到敌后民主的根据地，各地军政长官、各界人士、沦陷区同胞和海外侨胞讨汪电文如雪片飞来。上海各界工会及群众团体率先发出通电，揭破汪逆盗用名义，捏造上海工人响应“和平”的阴谋，并声明坚决反对汪逆伪组织，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国策。天津130个群众团体、140万爱国同胞怒斥汪逆为虎作伥。在敌后，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率领全体将士于4月15日发出通电，讨汪救国。指出，汪逆登场以来，敌伪所至各地居然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叫嚣“和平反共”。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所谓“反共”就是灭华。通电呼吁加紧团结，消弭“摩擦”，并指出抗战之危机不在敌伪猖狂，而在抗战阵营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人民更加看清了汪逆卖国贼的面目，也表明了谁要敢于步汪逆的后尘，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日寇经过一再拖延，终于驱使汪逆上台组成伪国民政府，也表明了日寇找一个比汪逆更大的奴才的企图未能得逞。报纸在1941年2月5日刊出的日外相松冈1月30日在国会的讲话曾供认，汪逆伪中央成立之前，“汪曾邀请重庆要人与之合流，进而与日本谈判全面和平。当时汪甚至有意顾全大局，愿出游国外以促进全国和平”。很明显的，此番日寇扶植了个汪逆伪中央，为的是表明日寇只承认汪逆伪中央“代表中国”，再不以重庆为和谈对手了。这一点谁都懂得。国民政府外交部3月30日照会各国使馆，正式否认伪中央政府，郑重声明伪组织任何行为当然无效，中国政府与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为了彻底揭露日寇利用汪逆伪组织灭亡中国的毒计，报纸于4月5日、13日发表社论《坚持团结，反对伪国民政府》、《加强团结开展敌后华北的反汪运动》；4月13日、15日、21日发表3篇专论《论汪精卫叛国》、《一定要坚持团结》、《以团结民主来粉碎敌伪政治进攻》；4月17日、4月25日刊登了延安《新中华报》两篇社论《粉碎汪精卫傀儡政府》、《讨汪拥蒋，团结抗战》和《解放日报》社论《粉碎汪精卫傀儡政府》。这些社论和文章，着重揭露了日寇利用汪逆伪中央的毒辣手段，更加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增加了我国抗战的困难。因此，对汪逆伪中央的破坏作用采取轻视态度，是非常危险的和绝对有害的。为什么呢？
我们的报纸指出，日寇组织汪逆伪中央，为的是利用“中国”的面目、“中国”的形式、“中国”的口号来灭亡中国。日寇多次讲过，“日本人口头宣传一百句，不如中国人自己说一句话来得有真实的效果”，“日军不宜站在表面，应站在后面努力，使中国方面之行政机构活动”。于是，汪逆傀儡政府名为“国民政府”，组织机构都模仿着重庆国民政府，也是“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国民政府之政纲”，通过要“实施宪政”，“开放政权”，也用青天白日旗给伪中央政府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欺骗色彩。日寇侵华总司令并发表声明，日本“准备将一切日军管理之工厂交还华方，其形式仍由日本交与政府（指汪逆傀儡政府），然后交还所有主”。日寇就是用这一套狡猾手段来诱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来欺骗民众，“以华制华”。
更为阴险的是日寇指使汪逆伪中央打出“和平反共”的旗号，“以反共为和平建国的重要工作”。伪青天白日旗上加上“反共和平”的字样，伪军一律改称“和平救国军”，帽徽上也写上“和平反共”的标记。敌寇对华北的伪军进行了大调防，欺骗群众说，“现在我们走了，你们的新中央军来了”。就在调防的途中，换上伪青天白日旗和帽徽；甲地的调到乙地，乙地的调到甲地，都变成了“新中央军”。日寇用“和平”来掩盖明暗汪精卫的投降活动，用“反共”来掩盖它灭亡中国的侵略面目，用“和平反共”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于是，在华北各地，敌伪过去喊叫的“反共灭党”、“反共倒蒋”变成了“汪蒋联合”、“共同剿共”、“只打八路军，不打中央军”，散布什么“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混淆视听，瓦解人心。
怎样深入展开反汪运动呢？为了粉碎日寇利用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毒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指出，我们要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抗战到底。要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反对日寇利用汪逆伪政府和其他一切卖国贼。那就是说，汪逆降日反共卖国，反对国共合作，反汪的人应该坚持抗日救国，坚持联共救国，坚持国共合作。汪逆实行政治倒退，篡改三民主义，以所谓“实施宪政”掩盖日寇的殖民统治，压迫进步，反汪的人就应该实行政治进步，彻底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迅速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粉碎汪逆骗人的宪政，汪逆承认“华北特殊化”，出买整个华北，华北敌后军民就要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粉碎敌人“扫荡”，反对伪组织，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巩固敌后抗战堡垒。
日寇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进行迫降。在1940年4月6日间，进犯江西、襄阳、樊城。敌来时，国民党嫡系部队一触即溃，仓皇败逃。敌退后，却大肆吹嘘“辉煌战果”。真正对敌寇进行抗击的不是中央军，而多为所谓的杂牌军。在襄樊战役中，三十三集团军在张自忠上将率领下，抗击日寇的进攻，全军浴血奋战，张上将于5月16日壮烈殉国。同时为国捐躯的还有军长陈铁、师长郑萱民、钟毅。延安举行了追悼张自忠等四将军的大会，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了张将军为民族国家牺牲奋斗的精神，号召全国军人学习张将军，第一不怕死，第二不要钱，真正抗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二、反共顽固派进攻的重点转向新四军
在汪精卫伪中央举行“还都典礼”后，蒋介石一方面斥责汪逆卖国，表示要坚决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坚持反共，在华北无力再反了，就把矛头转向了新四军。我们报上先后揭发的“摩擦事件”有：
1940年2月29日，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司令部。
3月12日，袭击立煌新四军办事处，活埋办事处8个工作人员。
3月14日，袭击新四军江北总指挥张云逸的眷属和护送的连队，绑架去120多人。
4月4日，袭击新四军驻合肥青龙厂游击纵队，我伤亡50余指战员。
4月21日，进攻盱眙县竹镇新四军五支队，惨杀20余工作人员。
4月21日，驻无为新四军游击纵队遭到猛攻，伤亡参谋长以下百余人。
7月19日，我八路军伤愈归队人员8人路过太和县，惨遭活埋。
10月4日，江苏省府主席韩德勤部数万，围攻新四军陈毅支队，爆发了“黄桥大战”。
报纸向全国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罪行，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总指挥张云逸、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以及所有遭受攻击的新四军各部司令员，向韩德勤、李宗仁、李品仙提出强硬抗议，要求制止“摩擦”。在我节节退让、顽固派误以为“贼胆已寒，急击勿失”的情况下，新四军张云逸、李先念、罗炳辉、叶飞、彭雪枫、陈毅各部被迫自卫反击。我八路军2万人南下淮北、皖东、苏北支援新四军。尤以苏北“黄桥之战”给了韩德勤部以沉重的打击。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后，我新四军立刻停止追击，建议重新谈判，取得暂时的休战。
报纸于4月21日、10月27日、12月3日先后发表社论《加强团结，反对枪口对内》、《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和延安《新中华报》社论《“苏北事件”何以善其后》等，一再呼吁团结抗战，停止“摩擦”。指出，在相持阶段，日寇主要进攻方式是政治进攻，政治进攻的主要一招是放在挑拨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首先是国共合作。一再表示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维护国共合作”的决心，提出解决各地“摩擦事件”的办法。通过我党我军对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动了群众，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派。
顽固派为欺骗国人，一再发动谣言攻势，与敌人相呼应。敌人通讯社、报纸造什么谣言，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学什么舌。颠倒是非，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攻击共产党，阵阵乌烟瘴气笼罩大后方。对此，报纸同样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4月23日，报上发表了彭德怀同志4月15日的讲演《民族危机加深与怎样争取时局好转》，驳斥了顽固反共谬论，什么“共产党只顾扩大自己的势力，游而不击”，什么“共产党夺取政权，别有用心”等。
5月11日，报上刊登了延安《新中华报》社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阴谋分裂》，逐点驳斥了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名义在西安各报发表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的非法行为的报告》全是一套颠倒黑白、进行反诬的丑恶勾当。
6月4日，报上发表社论《反对造谣中伤》，驳斥了所谓“八路军勾结日寇在晋东南实行平行行动”，以反对中央军什么“共产党最近派遣500妇女到西安充当妓女，企图诱惑青年”、“八路军派遣暗杀队要去暗杀晋绥军高级将领”等，指出这些谣言恰恰是反共顽固派自己所作所为的事情，妄想通过谣言嫁祸于人。
6月27日至7月7日，连载发表了彭德怀同志应报社之请写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的文章，用铁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指出八路军在华北这样广大地区里坚持抗战并且取得这么大胜利，绝非3个师、4.5万人所能胜任的。八路军总部公开声明，它必须扩大自己。今天正规军已有22万人。却永远只领60万元饷银，平均每人只有2.73元。按照晋东南的物价，还买不到2.5公斤小米，每人1年的饷银却不够吃3天的。八路军的困难情形可以想见。
7月29日，针对顽固分子诬蔑中国共产党“没有执行诺言”，报纸刊登社论《谁未执行诺言》，历述了事实真相，逐条予以驳斥。指出了没有执行诺言的正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了自己的诺言，同时要求国民党执行其对于共产党和人民允许过的一切政治上与具体问题上的条件。
三、动员全国人民挽救时局危机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股暗流，报纸于1940年6月9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论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的重要文章，指出，在当时敌寇、英法美帝国主义及中国一部分地主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中间正发展着一种共同的趋势，都是企图从牺牲、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从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日寇的诱降，帝国主义的劝降和国内妥协分子、投降分子造成目前严重危机。报纸宣传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继续争取抗战胜利”。号召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警觉起来，为着克服这种投降并预防这种危险的发展而斗争。
报上于6月27日、7月3日发表《认识困难与克服困难》、《提高自力更生的信念》，进一步指出了周恩来同志文章中提出的投降危险“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继续增长着”。日寇加强了对我的新进攻，叫嚣“欲建立东亚新秩序，必须首先消灭重庆政权，为此目的必须杜绝外界对重庆的援助”，进行恫吓。又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企图切断越南、缅甸和我国的国际运输线。我们必须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坚持“独立作战、自力更生，尽可能争取外援”的方针。要防止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坚决反对投降妥协的危险，反对不图自力更生，反对寄希望于依赖、依靠英美的援助。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自己，依靠4.5亿同胞自己的努力，坚持自力更生的最基本的原则，因为这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抗战胜利的保证。我们要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实行全国的大团结，在政治上向前进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为了挽救时局危机，在抗战三周年的纪念日，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我们正处在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强调中国人民应走和必然要走的道路是克服空前投降危险和空前抗战困难的办法及其必要条件，指出抗战的光明与必然胜利的前途，以及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宣言》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对于友党友军的诺言，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组织未严格执行这个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同时，毛泽东同志发表《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的文章，希望我党的《宣言》得到友党友军与全国人民的赞同，并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所提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做团结的模范，号召全国人民克服投降危险，战胜困难，驱逐日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