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到大学
1972年，我终于回到阔别五年的南昌。在滨湖、在山区，周转了一圈，重新回到父母身边。还真不习惯，经劳动磨练出的坚强意志，都不懂得撒娇是怎么回事。何况那年我已十八岁青年，还是共青团恢复后的第一批团员，团支委。
学校恢复了江西师范学院的校名，但经过几年的搬迁折腾，早已人是物非。迁回的太突然，被卷烟厂、塑料厂等几家工厂所分割的校园一时半刻还腾挪不出来。学生宿舍大多数成了工人宿舍，礼堂、室内运动馆成了仓库，实验室成了车间，到处是马达的轰鸣声和塑料的刺鼻味。学生却一届一届的进来。
我们回来时，学校还属于城郊插花地带，校园内外还有不少菜地，连校内的池塘也被农民占了养鱼。挑粪浇水的，大声嚎叫的，无所不有，这哪有一点高等学府的形象。当然，几十年过去，学校成了城市的中心，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我们工作相当繁重，白天架线装灯，加班加点。在那种宁要无产阶级草，不要资产阶级苗的日子里，晚上经常停电。我们还要守着两台柴油发电机发电。发电机噪声大，室内温度特高，有一次把天花板给烧起来了，好得发现的早，我们也勇敢地冲进去灭火，才没酿成大祸害。
在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受到大学文化氛围的熏陶，我们愈来愈感到文化知识的欠缺，日子还长呢，没有文化基础，将来怎么办呢？1973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激发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也有意识的办起了文化补习班。那时的补习班是免费的，完全是为了帮助青年工人提高文化水平而设立的。老师都是大学的在职老师，教授讲师的多的是，自愿来教我们的各科知识。我还担当了数学班班长。可惜这次高考被张铁生一张白卷给搅黄了。
学校图书馆恢复后对我们也开放，每人一次可借书二本，为我们获取文化知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除了各科课本外，我们还借阅了诸如《安娜卡列尼拉》、《复活》、《红楼梦》、《水浒》等中外名著，高考虽然流产，但我们的学习的劲头未减，学习的习惯却得到很好的培育。自我学习，自我提高，成了我们的必然。
好机会终于来临，1976年，学校有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指标，而且是上海的全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报名相当踊跃，真正是百里挑一。就凭着我的小有名气，就仗着我这几年文化水平的拔尖，我在这大学的氛围中能够脱颖而出，过五关斩六将，勇夺了这个桂冠，成了一名大学生，真是不容易的事。这是对我工作学习的充分肯定，也是我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当时还没恢复高考，读大学这惟一的途径，却被我幸运地选拔上了。那时工作刚满五年，还可以带工资上学，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果靠关系，靠背景，我这个一般干部的子女，只能是梦想呗。
本来是1976年秋季入学，由于历史发生了巨变，毛主席逝世，天安门事件、打倒“四人邦”，全国性的拨乱反正等一系列的大事发生，上大学的事迟迟不得落实，半年后我才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77年这一年，**********宣布结束，我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尽管以后工农兵学员的名声下坠，但是我感谢组织上给了我的这次机会。
1977年二月，我带着学校的嘱托，带着家人的希望，踏上北去的列车，飞驰到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次攀登。迎接我的是紧张而快乐的大学生活。
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结束，离今天三十年了，对****最大的感慨是它剥夺了我们文化学习的最佳时机，否则，我们这聪明的智慧会得到更大的发掘。但庆幸我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得到锻炼，让我们早早成熟，走入社会。我坚信这信念：不管历史给予我们什么，但我们要无愧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