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杨氏是清代后期北方的大藏书家。它与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的宋楼、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并有晚清四大藏书家之称，而与常熟瞿氏以分享汪氏艺芸书舍的善藏而有“南瞿北杨”的美誉。建阁的主人是清道光时期的大吏杨以增。杨以增乾隆五十二年（1787）生，咸丰六年（1856）卒，字益之，号至堂，又号东樵。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任贵州知县、湖北、河南道台、陕西布政使，官至江南河道总督。道光二十年（1840）在故乡山东聊城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中建海源阁藏书楼。清代文学家梅曾亮为其撰《海源阁记》，言其阁之命名云：“名藏书阁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归者欤！”以赞美主人广事搜求的志向。海源阁从杨以增建阁，历经子杨绍和、孙杨保彝、曾孙杨敬夫共四世百余年而败落。杨氏藏书自杨以增父辈始，但大规模的聚书则在杨以增任河道总督时，当时正值江南战乱，私家藏书纷纷散出，杨以增乘便购得大藏书家汪士钟艺芸书舍的大部分藏书，并借河道总督职权之便，南书北运，充实了海源阁的藏书。艺芸书舍原藏除黄丕烈士礼居大部分旧藏外，还收有枫江周仲涟水月亭、吴县袁又恺五研楼和元和顾抱冲小读书堆藏书。之后，杨以增又陆续得到鲍氏知不足斋、惠栋红豆山房、秦氏石研斋、海宁陈鳣、阳湖孙星衍、大兴朱筠、无锡朱晓屏和山东李梦弼、邢太朴等藏书家的旧藏。杨氏还珍藏有宋版书《诗经》、郑玄注《三礼》和前四史，乃另辟“四经四史之斋”作为专藏。随着藏书的增多，杨以增在海源阁外又建“陶南山馆”以藏书。奠定了海源阁丰富藏书的基础，为时人誉称“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
海源阁的第二代主人是杨绍和。杨绍和道光十二年（1832）生，光绪元年（1875）卒，字彦和，又字勰卿。同治四年（186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对海源阁的最大贡献是购藏了清宗室怡府弘晓乐（明）善堂的大部分藏书。乐善堂自清初以来即搜求了若干着名大藏书家的藏书，如毛晋的汲古阁、钱曾的述古堂等，在修四库时，又以皇室而免征，所以有“大楼九楹”之藏。同治即位时的“祺祥政变”中，其后裔端华因涉及肃慎事件被杀，藏书大量流散，杨绍和正任官京师，遂大量收购，运回海源阁，与其父杨以增的来自南方的藏书，汇聚一处，成为南北藏书精华的汇集所，藏书数量及规模越各家之上。
杨绍和及其子杨保彝曾为海源阁藏书编过如下几种书目：
（一）《楹书隅录》初编五卷，续编四卷。初编是杨绍和于同治二年至三年间（1863-1864）所撰，所藏宋元善本多已录入。续编为同治十年（1871）杨绍和在京命保彝抄寄各书题跋编成的，以着录抄校本为主。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杨保彝刻行，为善本提要目录，共收宋本八十五部，金元本三十九部，明本十三部，校本一百零七部，抄本二十四部，共计二百六十八部。
（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一册，杨绍和编撰，海源阁誊清稿本，现藏北京图书馆。该目共收宋本一百零三种，元本九十五种，校本一百三十三种，抄本六十六种，共计三百九十七种。书目先分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下按版本时代和性质分为宋、元、明校、抄各类。每类先录已见《楹书隅录》初续编者。每书下着录书名、卷数、册数、函数，但无解题。
（三）《海源阁藏书目》一卷，杨绍和撰，有光绪十三年（1887）江标写刻本。江氏所据者为汪鸣銮抄本，另有孙传凤同名抄本，着录内容与江目基本相同，仅多出江目三种。所不同者，孙抄本于书名上均冠以宋元本名称，而江目则无。孙抄本正文首行另题《宋存书室目录》，实则与江目同出一源。江刻本共收宋本九十六种，元本七十九种，校本一百二十六种，抄本六十二种，共计三百六十三种。
（四）《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一册，杨保彝撰。王献唐据购得之清抄底本校订。底本共收书四百五十五种，缮定后又增入十三种，溢出一种，共计四百六十九种。于民国二十年三月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问世。该目较杨绍和的《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增补七十二种。王献唐在该目序中说：“间有卷第参差，书名异同及版刻时次稍有未合者，亦条注于下，备稽考焉。”王氏的这些校语大大地提高了该目的使用价值，使其成为宋元抄校本中的佳作。
（五）《海源阁书目》六册，杨保彝撰。稿本现藏山东省图书馆。该书目是一种普通书目，有别于《宋元秘本书目》。经、史各一册，子、集各两册。共收经部五百零四种，史部七百三十一种，子部六百八十种，集部一千三百零一种，共计三千二百一十六种。其中清刻本四分之三，明刻本四分之一。外有宋、元、明本韩、柳、欧、苏诗文一匣。该目为一简目，仅着录书名、卷册函数，部分书名上冠有版本，可借以了解海源阁宋元抄校本以外之藏书情况。
（六）《海源阁现存书目》一册，油印本现存于山东大学图书馆。该目成于日伪时期。此时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寄居天津，书存天津盐业银行。此目由济南聚文斋书店油印，全目共五页。首页题《海源阁现存书目》，次为小序，略述杨氏藏书源流梗概，次列四经、四史，次列经、史、子、集、校、抄等六类，共着录宋元抄校本九十三部。各书均有简单提要，说明版本特点和价值，有裨于考察海源阁藏书的流散状况。
由于海源阁藏书久已流失，这些书目便成为研究、考察海源阁藏书的主要依据和参考资料。
海源阁的第三代主人杨保彝，咸丰二年（1852）生，宣统二年（1910）卒，字奭，号凤阿，能克守其业，并参与了藏书编目工作，对海源阁藏书有所贡献。但杨保彝老年无子，深惧身后藏书为族人瓜分，便于宣统元年开列书目及金石、书画、祭田、房产、粮地等项，呈请归入其祖父杨以增祠堂。并以族子杨敬夫为嗣，成为海源阁第四代主人。
杨敬夫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卒于一九七年，继承家业后，正值民国军阀混战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杨敬夫于一九二八年即将海源阁宋元精本捆载至天津存放。一九三一年，杨敬夫为了筹措转营工商业的资金，曾将其中九十二种精本，以八万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到期无力回赎，于是由天津知名人士潘复、张廷谔等组织存海学社，筹金以原价从银行赎回，但仍寄存于银行内。还有许多精本则被杨敬夫高价出售，当时虽有许多有识之士如周叔弢、刘少山、潘明训、陈澄中、傅增湘、邢赞庭和王献唐等人以重金搜购抢救，但仍有不少宋元珍本散落社会，如宋本《说苑》、《新序》和《楚辞》等。
留存在海源阁的藏书亦相继遭到毁坏的厄运，一九二九年，军阀王金发攻占聊城，设司令部于海源阁，匪兵们即用藏书烧火做饭，擦拭烟枪。一九三年，巨匪王冠军又占聊城，海源阁藏书重遭劫难，不仅藏书受损，屋宇书架等也多毁坏。次年，杨敬夫将其藏于杨氏后宅，着录于《海源阁书目》，以明清本为主的十万卷藏书运往济南寓所，后又运至北京。几经辗转，终为山东图书馆购藏，据该馆整理，共有经部二百六十八种，史部五百五十六种，子部三百二十七种，集部九百三十七种，丛书一百四十八种，共计二千二百七十二种。一九四六年一月，前寄存于天津盐业银行的九十二种宋元精本书，被政府收购，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海源阁的藏书史至此告终。
海源阁兴于杨以增，败于杨敬夫，历时四世百余年。饱经苦难沧桑，终未能逃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聚散无常，人间正道。聚书淘书，固读书人之快事，但生前若能化私为公，善加处置，为藏书谋栖身之所，既免流散之厄，又为另一代读书人增便利，得哺育，岂非善举？“子孙宝之”，实为妄念，历代藏家之兴废，可为明证。
5、我的线装书
我从童年时就接触线装书，不过都是很简陋的线装书，有蒙学书，也有较深一点的旧籍如《左传句读》之类。纸的质地是不太好的竹纸，封面用的是较厚的粗纸，有的有题签，有的无题签。有的有函套，但多是纸做的，最好的也不过是扫叶山房的廉价本。我祖父有一种理论，是要先用坏版本的线装书，才知道好版本得之不易，更可以用好本子来校正错讹字，养成一种读书、校书的习惯。日后我确从中得益不少。
我真正喜爱线装书，大约是在入高中以后。因为国文老师谢国捷先生家富藏书，我常到他家借读线装书，大多是好版本，真让人感到书香味道，引得我常想自己也该有点藏书，以为只有这样，才像个读书人。于是经常逛旧书店、旧书摊，随时买些自认为该买的书，但一定买线装书。我买的线装书，主要是史部和子部，其次是集部，经部书除了《十三经注疏》和《四书集注》等基本书以外很少买。史部已有竹简斋本的前四史和清乾嘉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史学专着。我的藏书标准是名人名着和自己喜欢读的书。我喜欢明清人的着作，桐城、阳湖派作家的文集，《缀白裘》、画论、书话、年谱、传记以及笔记说部等等，逐年购进一些，到了大学毕业，已积累近两千册。天津解放的第二年，我被我的导师范文澜教授介绍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当时旧籍很便宜，我立意想买一整套二十四史，于是节衣缩食，再加上点小稿费，积蓄已与流行价格所差无几。经时任图书馆馆长的冯柳漪教授中介，我终于得到一整套廉价的带箱子的五洲同文板二十四史，拼起来成一方形，安置在一面墙下，也颇为我简陋的书斋增添几分亮色。这样一次性地增添六七百册线装书的事情，一生只有这一次，很值得纪念。
我对我的线装书十分喜爱而珍惜，卷角的必抚平，脱线的必重订，破损的必粘补，其中有一次大的修补工程。我藏有一部湛贻堂刊行的《廿二史劄记》，从高中毕业那年购进时认真通读一遍后，一直没有再翻读过。十几年后，我为了查《明史》中一个问题，重新翻读该书，发现卷三十二、三十三全被蠹虫损伤。很多人都知道蠹虫是自上而下蚕食，越到下面损伤面越大，我很惋惜，又一时找不到修补处，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我把这两卷书拆开，叶叶铺平压好，又在书箱中找到与原书纸质相近的纸，按原叶略小，一一衬托，用花椒水调好薄薄糨糊，细心粘贴，把破口衔接处用手指轻轻推平，磨合成一体，再用重物压一昼夜，除个别处少加粘补压平外，都与原破损处衔接。于是我又向有关图书馆借来相同版本，影写缺字，添画格线，整旧如旧，颇有“虽不中不远矣”的良好感觉！至今偶一翻阅，犹暗自得意。
我时常自诩有这样一小批线装藏书，加上几千册平装书也称得上是“家藏万卷”了，但人生难得永远平顺，我的线装书终于遭到了无法逃避的劫难。一九六六年的五六月间，全国范围点燃了“文革”烈火，“扫四旧”已经不止是口号，而是开始见诸行动，我也感到在劫难逃。一个炎热的下午，一群年轻后生呼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闯进我家，声言“扫四旧”，而且自称按“最高指示”办事，我自然习惯性地认为这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表示。他们除卷走我收藏的书画、唱盘、集邮册外，主攻方向是我的线装书。这伙“勇士”们首先看中倚墙而立的那套二十四史，争先恐后地把一箱箱书搬到我家门前那一小方地上，把书倒在地上，把小木箱摔砸成木片，架在一起点火。樟木易燃，火势熊熊，整抱的史书一次次地抛到火堆上，我只能痴痴地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乱说乱动。书箱和书多少年来像亲兄弟那样，相依为命，从未分离。我呆呆地看着火势，内心悲切地目送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兄弟同归于尽。我忽地想到“煮豆燃豆萁”的故事，虽然这不是书箱对史书的“相煎何太急”，但仍然隐约地听到若断若续地“烧书燃书箱，书在火上泣”那种书的呻吟。“勇士”们把其他的线装书也以化私为公的名义用板车拉走，把剩下的二十四史一股脑儿推在火堆上，便得胜还朝般地扬长而去。他们哪知道线装书压多了就不起火苗，所以最后一压，火息烟起，我急从余烬中抢救一些未燃尽的书，像从死亡边缘上抢救出垂危者那样庆幸。一经整理，还残余几十册，约当全套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史记》还是完整的。屋里的平装书也被“勇士”们从书架上胡乱扔在地下成堆，不料书堆下也压着一部分线装书，后来发还查抄物资时又收回象征性的几十册，总共有百余册之谱，这就是我劫余后的线装书总数。这批线装书如果未遭劫难，至今不仅精神上可享受书香的温馨，而且按当前古旧书拍卖市场的底价核算，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历尽人间沧桑，何物不可付之烟云！
近年，又陆续搜求到一些重印旧版线装书和新线装书，但为数甚微。再加上近年线装书已进入拍卖市场，当非我辈工薪收入者所能企及。要想恢复旧观，恐非馀年所能实现，只能以笔墨记其既往，聊作追怀而已！
（二四年十月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6、从“陈垣同志遗书”说起
最近，我经历数十年撰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即将定稿交付出版。为了附入曾经眼的四十余种版本图版，特从各藏所拍了各版本首页书影。其中北图所藏清石印本《书目答问》的藏章，令我惊讶。这份书影上有两颗藏章：一为“北京图书馆藏”短长方形篆文藏章，钤于首页右下角，属藏章常规，无需讨论；另一为长方形条章，以繁体楷书刻“陈垣同志遗书”六字，让人不禁为之傻眼。历年在古籍藏书上曾见藏章多多，却从未见此等内容。此章既刻工拙劣，又内容不通。援庵师哲嗣乐素、文孙智超，均为饱学之士，在学界颇着盛名，自不会出此文字，而北图为公藏魁首，于藏章应有的内涵与制作多有卓识，何能制此藏章？
藏章为藏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学人与藏家俱颇注重。若干典籍满纸斑斓，词意深远，刻工精美，循读所钤各章，既可得各种艺术雅趣，复能考典籍流传途径及藏者生平志趣，为研究藏书文化重要依据。此“陈垣同志遗书”一章，何不合藏章常规乃尔，我心存困惑，乃电询智超。承告：一九七一年夏，援庵师逝世后，所藏大部分移赠师范大学图书馆。当时炙手可热之“文革”权要，命转交北京图书馆。北图接受后，刻此一章，作为捐赠标识。其珍善本入特藏，而一般古籍则插入各类，并无专室、专柜、专架之设，难免有流散之虞。学者藏书，本可藉知其学术体系与趋向所在。我少时就读辅仁大学，偶在兴化寺街陈寓，见援庵师藏书室，书架设置，井井有条，各有所类，用时能立取。今拆而散置，几于打乱学术体系，受藏者于此，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