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里入了党，当然杜任之是知道的，说不定就是他给上头汇报，才发展我入党。我不说，他也不说，只是我去他家里，他做什么不再回避我了。老王叫我还是跟他联系，莫非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好几次，我在他家里见到一个医生，他们都叫他李大夫，后来才知道叫崔月犁，是城工部的人，搞组织的。是不是从犁上起了个化名，姓了李，弄不清。
韩：《纪念杜任之文集》里，收有崔月犁写的文章，他当时的化名叫李献农，是城工部下面的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分管上层统战工作。
张：当时城工部的部长是刘仁，解放后当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下来就是他。崔月犁也很了不起，解放后当过彭真的秘书，北京市委的统战部长，后来当了国家的卫生部长。他们来了，我就去后面的书房里看书。
北平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和平解放。庆祝过解放的第四天，文法学院的党员就公开了。一公开，什么全明白了。原来文法学院里早就有党的组织，职员中有三个，卫左臣、胡让、校纪英，全是陕西人。公开后连上我，编成一个新的党小组，组长是卫左臣。
全国解放后，像文法学院这样的私立大学不能存在了，并入华北大学，再后来华北大学又归了中国人民大学。现在说起这个学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华北大学是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办的一所大学，原来只是培训干部，解放后迁到北京，才正式招生。校部设在铁狮子胡同，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时这里是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校长吴玉章，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是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学校的教员干部，大都是解放区过来的，穿的都是中山装，就我一个穿的是长棉袍。学校仍是军事编制，分部，部下来是区队，再下来是队，一看就是培训干部的架势。当时大家心劲很高，觉得这才是革命的学校。在文法学院，我是文书主任，华北大学是革命大学，没有文书主任这个职务，我是党员，就安排我当了第一部十区队一〇二队的队长，相当于班主任。
大概是这个地方放不下这么多人，招生后不多久，十区队搬出北京，迁到天津郊区的东局子，全是排房，早先是法国兵营。主要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上大课，就在露天地里，坐的是马扎子，课后分小组讨论。在天津郊区待了不长时间，又迁到河北正定县城。正定在石家庄北边，城跟前有个寺院叫大佛寺，很有名。我在正定城里待了半年，没有上过一次街，可去过大佛寺。迁出来仍叫华北大学。
在华北大学，我们过的基本上是部队的生活，有人吃大灶，有人吃小灶，还有人吃中灶。级别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要说等级，那个时候就有了，不比现在差。我们一〇二队，跟十区队不在一起。记得十区队好像在新乐县那边。我们要汇报个什么，走很远，我只去过一次，具体地址记不太清了。十区队的队长叫王大刚，吃中灶的，后来听说自杀了。什么问题不知道。
一九五〇年夏天，一〇二队的学员毕业了。一时没有事做，我觉得自己在华北大学没什么意思，也没人刁难，是自个觉得心里不舒畅。于是便给杜任之写了封信，说想回山西工作。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杜任之就脱离文法学院，回到山西，先是担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来当过商业厅长。我给他写信的时候，还是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接到我的信，杜很当回事，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孤孤地留在河北。当时陶鲁笳是省委宣传部长，他跟赵宗复一起去找陶，说有这么个人叫张颔，想回来。这两个人举荐，陶一口答应，问了我的情况，说有两个地方让我挑，一个是中苏友好协会，一个是省文联，都是与文化有关的单位。这样我就回了山西。
在太原见过杜任之，还没有确定去哪儿，有次在省政府遇见王世英，他是副省长，那时叫副主席，又是省委常委兼统战部的部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回来了，正要找你，哪儿都别去，来省委统战部吧。在晋西时我们就认识，那时他是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处长。我一直把他当作老领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听他的了。我跟杜任之一说，杜也说还是去统战部好，有王世英招呼着，总比去个生地方没人招呼强。原来，杜在二战区政治实施研究院当院长时，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就是王世英，我跟杜任之又是那样一层关系，王世英早就把我当作党的外围工作人员了。
这样，我就留在山西省委了。
省委一九五〇年春天才成立，只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还不在省政府里头。统战部在国师街上，一个大院子，过去是阎锡山骑兵司令赵承绶的公馆。我去的时候，除了部长，一共只有八九个人，两个科室。一个联络科，科长焦琦，一个资料科，科长王受之。秘书白桂林，三个干事，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女的。还有一个管事务的，一个会计，一个大师傅，就是做饭的。后来经过调整，省政府大院里腾下房子，我们就搬回去了，就是府东街上阎锡山的督军府。那时省委与省政府在一起办公。时间当在一九五〇年的冬天。
这个时期，全省委机关，不过七十几个人。三个部，另有办公厅，总党委会，汽车都极少，用得最多的还是山上带下来的骡子。记得最清的是，省委食堂有个大师傅，养了只狗，说起来也是“老革命”，是从解放区带进城的。
我们的待遇，一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成了大包干，就是吃饭不要钱，另外给点零用钱，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我去北平，去天津，去河北正定，雨湖夫人都没跟上去，一直在太原城里住着。当时大儿子纪林已经两三岁了，我一个人这点钱，要养活三口人，很是困难。我把我的粮食从大灶上领回去，一家人吃。紧张是紧张，省吃俭用，还买了暖壶、雨鞋等时兴的东西。一是雨湖夫人会过日子，再就是我还有点积蓄的。光那点零花钱，怎么也不敷用。
现在想起来，跟上王世英去统战部这一步，是走对了。
韩：当年你要是去了文联，可就糟了，文联的人我都认识，作家协会就是从文联分出来的。
张：你说我去了文联，能成个作家吗？
韩：凭你的智慧，不在文联那几个老作家之下，就看你图解政策的功夫到家不到家。当作家得会这一手。
张：图解政策，我也会这一手。可作家不能全凭这个吧？
韩：得看什么时期，现在不全凭这一手可以，过去可不行。
张：看来这一步没走错。
韩：人的一生很短暂，一步都不敢走错。有的人走错了还能退回来再走，有的人走错了就退不回来了。
张：你说得对。所以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万年身，是一点不假的。
韩：这句话，我小时候是听我哥哥说的，他也许是这么说的，可我听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万年深”，意思是这悔恨有万年那么深。现在这样，不如有的书上说“百年身”好，意思一次失足，想改正时人已老了。最不好明白的就是这个“万年身”，莫非犯了错还能长寿？
张：嗬嗬，你真是会较真。王世英这个人你了解吗？
韩：谈不上了解，只能说知道一些大致情况。洪洞人，当过省长，在山西还是很有威望的。“文化大革命”中，山西大学我们这一派有几个人，长期住在精营东二道街一座院子里，我也住过几天。听说那儿就是王世英的公馆，平房，很幽静，西式卫具，一应俱全。
张先生说，那是他当了省长后，专门给他修的。在领导干部里，王世英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要不当年不会把他派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字也写得好。来，让你看个东西。说着起身，颤巍巍地前面走，过到北边小书房，搬开茶几上一个挺大的木盒，露出一方大砚台，又指指墙上一幅挂轴，说你看，这是王世英送我的。
细细看去，挂轴上，是两个拓片，一大一小，大的是那方大砚台的正面拓片，小的是砚台木盒内刻辞的拓片。先看小的：
马佩勋同志曾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长，余游宁夏时以石砚相赠。此砚为宁夏贺兰山名品，质地浑润，雕刻别致，颇有欣赏价值，特转赠张颔同志存念。
王世英一九六一年九月于兰州
再看大的，砚面纹饰左旁有张老墨书文字：
一九六一年九月，王世英同志赠余此砚于兰州。砚石出于宁夏之贺兰山，俗称紫袍玉带者，雕工精绝。砚中心与水池象征日月合璧，周围雕有古典亭堂八所，人物三十个，其中有奏乐、下棋、渔猎、驾车、乘舟、洗涤、伐木、晒衣、执棒、扶杖、登山以及行脚僧等，并有牛鹿禽鸟等。其中人物形象及服装款式，皆非汉人风格，其衣服交襟为左衽。其雕工细致处，拓本难能表达，此砚实为西北民族工艺之杰作。世英同志于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于兹三十年矣，痛哉！
一九九八年一月七十八翁手拓并记
砚面纹饰右旁亦有张老墨书文字，系一首五言诗：
贺兰镇宁夏，山色如驳马。
取石精琢磨，神工得风雅。
为砚泽而坚，端歙可凌驾。
世公有高谊，贻我金城下。
韩：从这赠品与题诗中，能看出你跟王世英交情不浅。金城是兰州的别称，王世英说这方名砚是他游兰州时，马佩勋送给他，他又转赠你，这么说你俩在兰州相遇了？
张：是的，都住在省政府招待所里，遇上了。王世英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洪洞的世家。我早就看出这个人不同凡俗。你细看，这字多有功夫。当初好些领导看上我，也是先看上了我的字，人这么年轻，字写得这么好。古人说，字是“千里面目”，那是一点不假的。不用见人，离上一千里，看了你的字，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有没有本事，品行如何。
“千里面目”，我默诵了两遍，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