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魏元忠传》：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其平敬业功免死，流配贵州。方临刑时，则天先令传声，监刑者遽欲释之，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宜敕，然后起谢。寻诏还为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岭南。《新书》则以此临刑传赦事谓为来俊臣所陷，而俊臣狱之前，先为周兴所陷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俊臣狱之后，又为侯思止所陷，仍贬于岭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兴狱一也，来俊臣狱二也，侯思止狱三也。《旧书》则仅周兴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两被流而已。然《旧书》又云：前后三被流，则天问曰：“卿何以累被得谤？”然则元忠在武后时被流者凡三，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敬晖等诛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等，晖与张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韦后得柄，柬之叹曰：“主上昔称勇烈，吾留诸武，冀上自诛耳。”是不诛诸武由晖及柬之之误也。《新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谓，季昶劝时，晖亦苦谏，而彦范不从，是晖亦欲诛诸武者，其误乃由彦范也。又以“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为彦范之言。今按《通鉴》，二张之诛也，季昶谓柬之、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耳。”是晖及柬之皆不肯诛诸武，与《旧书》所记同。其“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亦以为柬之所言。然则当以《旧书》为是。
《旧书》王同皎谋诛武三思，为同谋冉祖雍所告，乃被杀。《新书》谓宋之逊兄之问尝同舍问谋张仲家，知其事，令之逊之子昙密告三思。按《通鉴》宋之问及弟之逊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据此，则告同皎者出于之逊兄弟，况冉祖雍本党于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岂肯与之同谋耶？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谓王钅共权盛时，虽李林甫亦畏之。《新书》谓钅共虽得君，然畏林甫，谨事之。按《旧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来谒，不甚磬折。林甫召钅共，钅共至，趋拜甚谨，禄山乃悚息。是钅共之事林甫固甚谨，《旧书》既详其事于《禄山传》，而《钅共传》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旧书。韦见素传》：禄山、国忠争宠时，见素无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顺，不措一言。《新书。见素传》则谓：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见素力言于帝，谓禄山反状甚明。按《纲目分注》，是时见素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耶？”见素极言反已有迹，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上令辅ギ琳觇之，得其厚赂，还，盛称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载，谒于华清宫，遂以为左仆射，遣回。《新书》：十三载禄山来谒华清宫，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辅ギ琳赐大柑，因察之。缪琳得厚赂，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据《旧书》则ギ琳之遣在十二年，据《新书》则在十四年。今按《通鉴》、《纲目》二书：十三载禄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国忠谓禄山目不知书，乃以为左仆射。十四载，国忠又请除禄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贾循等分领禄山所部。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曰：“禄山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勿忧也。”乃止。正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书》本纪谓钦绪以游瑰子****之，《新书》本纪则云韩钦绪伏诛。按《旧书。游瑰传》谓李广宏谋反事发，德宗命内官捕其党与斩之，而不明言钦绪之或杀或赦。《新书。游瑰传》：钦绪奔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环，游环惧，并执钦绪二子送京师，帝赦之。既曰捕斩以状示游环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