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人们把外公叫做外爷。我的外爷常文元解放前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商人之一。从我记事起，他已经在公私合营的时候成了镇川百货门市部的一名会计。
外爷性格刚强，为人诚恳，侠义干练，乐善好施，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开明，不失君子之风。所以，他在镇川堡很受人们尊敬。
外爷能写一手很好的小楷，拨算盘珠子的速度又快又准确。我小时候特别欣赏他这两方面的才能。
听当地的老人们讲，我外爷年轻的时候生意做得很大，走南闯北到处都有自家的字号。
不过，外爷很少向我们谈起他的过去。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课文里有毛主席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我问外爷知不知道李鼎铭先生，他说知道，并且告诉我，李鼎铭先生在当选边区人民政府主席之前是个医生，他在延安见过李鼎铭先生。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外爷为边区政府采办过许多政府需要的货物。
由于舅舅在延安工作，外爷和外婆的生活用水就靠我们到井里去挑。我们家和外爷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一千多米，我小时候是在外爷、外婆的呵护下长大的。
外爷对我管教很严，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教我做人的道理，常给我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他说：“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这种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心智素养，是商人在从事商务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之道。
外爷喜欢看书，这方面对我是一种熏陶。他经常教导我不要羡慕别人的吃喝穿戴，要有远大的志向，学好文化，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外爷有一位结拜兄弟，名叫苏世云，他们两人年龄相仿，相貌也如同亲兄弟一般。苏世云老先生家在米脂县苏家沟，他每次到镇川赶集的时候就顺便来看望我外爷。老哥俩在一起时情同手足。
只要苏世云老先生来到外爷家，外婆就会张罗着给外爷和苏世云炒两个下酒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人们生活困难，没啥好吃食，下酒菜除了凉拌豆芽、韭菜炒鸡蛋或者是猪肉炒粉条。能够吃上一点肉在当时来说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我特别喜欢闻他们喝的酒香味，更眼馋他们的好吃喝。但是东西有限，只能等到他们吃的剩下了，外婆才给我和弟弟每人分一点尝尝。
“社教”运动中外爷家的成分由原来的贫民，被社教工作组改成了商业资本家，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家里只有两间破平房，怎么能算是资本家呢？“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了外爷的家，把屋子挖了一个底朝天，听说在他家里的地下挖出了一些铜钱和银元，全都被红卫兵拿走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舅母对我母亲产生了一些误会，她总是认为我外爷不知道把多少好处给了我们。对此，舅母在许多年里都一直对老人耿耿于怀。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外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像其他“地富反坏右”那样被革命群众拉出去批斗和游街。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听老人们说，外爷之所以能够躲过那场劫难，是因为他平时为人很好，乡里乡亲都告诫自己的子女们不要难为他老人家。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镇川“社教”、“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外爷家的成分也得已恢复。
听说外爷的那位好友苏世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摧残，被整得家破人亡。
外爷的为人对我们一家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母亲常以外爷为楷模，教育我们兄弟姊妹。当年我报考剧团、参军都得到外爷的理解和支持，我在部队服役期间，外爷经常给我写信，教育我不要怕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得知我所在的部队完成了襄渝铁路建设任务后要移师南疆线建设，又在信中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他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立即写信寻问我的情况，并且申明大义地告诉我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国家需你的时候，你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要害怕打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孝忠国家当是最大的孝！”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没过多久他便过世了，我专门为他老人家写了一篇祭文，面对天山在戈壁滩上焚烧，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经常想，要是外爷能够在九泉之下知道他的外孙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学有所成，出版了十余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