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是西方经典的普罗塔哥拉命题。在中国当代文艺发轫初期，所有的电影艺术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阶级斗争”。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人本身的主体性“标准”荡然无存。“红色经典”顺应了历史潮流，塑造了一些政治思想情感饱满的人物形象，但他们无一不都是“高、大、全”的“神话英雄”，是“理念”的化身。而今天在电影管理体制内，一些人依然残存着“文革”意识，各种规定和限制依然制约着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制约着艺术家的艺术情感，也扼杀了多元时代审美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因此，对“前十七年”及“文革”的电影文艺思潮进行反思，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电影领域里的“思想一元化”？的反思。建国初期，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电影管理机构──电影事业管理局，归口由中宣部领导，“电影局”负责颁布各种规范电影业活动的政策规章，在全面控制电影业方面“建立了经常性的制度”[4]，以保证电影业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志活动。“电影局”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来制订电影摄制计划，再将摄制任务分配给各电影厂，由电影厂分配给编剧导演。“电影局”同时也操控电影的发行和放映。“电影局”还经常下达“政治任务”，如为国庆周年纪念制作献礼片，为庆祝“十月革命周年”举办“苏联电影周”，安排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袖出现的场面的内容审查等等[5]。同时，政府早在大规模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在1952年1月取缔了私营影业。这是因为集权政府对“公共领域”高度恐惧[6]，以至于无法容忍任何任何不受政治权力全面直接控制的活动。中国电影体制建立，而把电影纳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电影成了政党的宣传喉舌，将电影作为艺术的东西变成了政治的东西。如果说，在战争年代，甚至建国后为了配合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需要还可以理解，但是这一体制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电影依然在行政领域被牢固的钳制，依然是“一元化”领导和思想，而“多元”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表现被排斥和挤压，这样的“电影局”对艺术建设到底还有多少作用呢？电影诞生初期，是以作为娱乐作用而出现的，而美国的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始终把娱乐观众作为其最主要目的，因而美国的电影是一项工业产业，与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甚至金融同样重要，地位相等的产业。而我国的电影几十年来都一直把建设好“主旋律”的任务放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固然比较重要，但不能以此拒绝或排斥其它的类型电影，包括反映一些边缘或者底层人民的电影，一些个人风格但具有艺术内蕴的电影。
其次，“题材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的遗毒至今依然存在。50年代，“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按照国家计划的题材、要求及内容拍摄电影，制订生产计划是电影局每年的的头等大事，查阅文化部的档案可以发现，从1951年到1965年，档案的九成都是关于“题材规划”以及相关的会议、报告、批示、讲话、意见、建议等。50年代的题材大多数是革命战争题材，塑造各种革命英雄好汉；用他们的革命事迹激励鼓舞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而一些关注民间的题材或历史戏剧题材，由于没有直接反映现实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被镇压，如《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姐妹》等。今天，当我们看到电影局每年计划的“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反特题材”、“反腐题材”、“献礼片”、“主旋律”、“五个一工程”等，不得不让人想起几十年如一日的“决定论”，好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已经全面开放，电影的生产多少都要受到观众的影响，即使体制内的电影局也不会与钱发生仇恨，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家在“题材”先行的时候，也是反复掂量其效益，如果不是具有强大的政治效益的题材（象《任长霞》），一般电影局是不会再盲目投入巨资的。
总之，前17年电影的确留下了一批红色经典价值的电影，至今还常常被电影频道播放，依然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和再现历史情景的功能，如50年代的《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红色娘子军》、《林则徐》、《甲午风云》、《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60年代初期的《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电影成功的见证，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抹去中国当代电影曲折复杂的历史轨道，认真反思与总结，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价值观并存的今天，我们决不能按照前17年的观念去约束中国当代电影的现代性发展与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