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昆明在下雨。雨已经下了三个星期，几十场，犹如在电影院上映的新片。但我从未注意到，经历过太多的雨，我是干的。那天在翠湖公园附近的一个车站等车，忽然间，满街人惊慌地奔跑起来，裙子一朵朵在疾风中打开，少女们尖叫着奔到屋檐下。雨来了。我焦躁不安，在另一个车站，有一份文件等着我。车不来，我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正在眼前的雨，看不见少女们，我满脑子是一路车车头上的那个红色的1字。车还不来，我百无聊赖，雨在地面一粒粒地爆炸着，我的裤脚已经湿掉。我像个看不见世界的盲人，却没有盲人丰富的心。车站旁边有个小酒店，我进去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下雨的时候，世界是免费的。酒店里的人都在看雨，像电影银幕前面的观众，若有所思。我跟着看起雨来，看它怎么小下去，渐渐地，我闻到了空气中混合着灰尘气味的湿气，我开始潮湿，眼前的雨在我眼前出现了，我不再看它小，我看着它下。
这个夏天的雨与众不同，它不是一直不停地下，直到下得遍地汪洋，大家只好去抗洪。
它是一阵一阵地来，短到几分钟，长不过十多分钟。来一场雨，出一阵太阳或蓝天。“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拣白米”。没有青蛙，忽然记起，童年的这种时候，青蛙会一起跑出来，在我的脚边跳舞。在我看见雨的那一刻钟里，它下了三场。第一场是被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带走的，这辆小汽车从街的北边驶过来，在云南大学门口停下，一把伞从车门里伸出来，接着伸出来两只套着黑色丝袜的腿。那腿一落地，站稳，立即在流水中奔跑起来，像幽灵的腿，但是被溅了些泥浆。小汽车从街道上继续驶过，当它转过玻璃公司在坡头消失的时候，雨停了。小酒店里的人纷纷起身，刚刚要走，另一场雨又下来了，滴在人们的脸上，许多人把手伸到空中，有雨点掉在巴掌上，又退回来，渐次坐下。有两三个人义无返顾，冒雨而去，他们走到街口的时候，其中一个样子像大朱的人退了回来，当他快要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我转头去看是谁，酒店里收拾盘子的小姑娘。当我转回去的时候，雨停了，大朱已经再次离去。我走出小酒店，朝汽车到来的方向张望。我还是没有看到汽车，一个男子，用双手抱着头从街心仓促走过，一个黑灰色的影子在明晃晃的地面上跟着他。街那边在下雨。稍后，雨下到了我头上。我没有退到酒店里去，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如果要退回去，你势必从陌生人的墙中间穿过去，势必要向他们投去求援的目光，这与我的自尊有些冲突。我继续站在雨中寻找着退路，雨已经一点点将我占领。雨是温暖的，缓慢的，带一点苦味，并不急着要搞湿一切。我看着这一滴落我的胸附近，另一滴又下来了，与前一滴隔开一些，我数着这些雨点，我从未有过这种经验，这可不像数钞票那么灵活，有许多雨点被我数漏了。我忽然想，为什么非避雨不可？它是什么，地狱？灾难？瘟疫？它会对我的生命构成什么严重的威胁？令我成为一只丧失了风度的落汤鸡？从过去到今天，避雨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某个弱不禁风为淋雨而患了感冒的家伙，或者某个假斯文的绅士，为在晚宴上遭到的嘲笑进行的复仇而创造了避雨这个词，我们就一生跟着他避雨？多么愚蠢的举动，当滋润万物的水从天上下来，我们像一群炸弹下面的避难者那样，四散奔逃。
黄昏时分的阳光照耀在雨脚上，街面上泛着彩光，生出了小小的虹。这雨软绵绵的，没有丝毫暴力倾向，接近于一种抚摩。我还没有湿透，它肯定湿透不了谁，人们只是本能地逃避着它。雨停了，小酒店里避雨的人离开了。城市闪着金色的光辉，犹如一个漆工刚刚离去。那光辉从街面上反射在光线阴暗的小酒店里，把它桌子上的碗和盘子，照亮了一部分。我忘记了，汽车还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