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马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们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荒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冈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海绵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像是画家马蒂斯脑海里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稍顷，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武成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镶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了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此，但昆明确实给予我过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
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嗣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耳宫、老商业区、巴托罗牟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三百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少年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女儿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浇过树根，然后我们哈哈大笑。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罢。我没有语词和故事来描述它们，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一百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辞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们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但住了两年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的墙上是画着龙的，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出来了，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陶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师别出心裁，在照壁上面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那些红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家对面的小明有一次逮到一只小老鼠，他用线拴住小老鼠的尾巴，让它钻进那个洞去，小老鼠钻进去线就断了，它也就此从那个洞里失踪了，我们用破布把洞口堵死，希望过几天会在洞里找到那只小老鼠的尸体。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么？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虚构么？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建水1987缠小脚的老太太。我小时候并不知道缠足是旧社会的罪恶。我外祖母就是小脚。六十年代中期昆明有些平静的时光，蔚蓝天空笼罩的下午，外祖母喜欢坐在阳光外面的阴影里洗脚，洗脚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仪式，完成一次至少要半个小时。她把缠着的白布一层层地揭开的时候，令我想到五月端午的粽子。她的脚也确实像两只粽子那样，白生生的，呈三角形。中国总是喜欢那种把某个核心一层层裹起来的形式，中国盒子、小脚、粽子、四合院，苏州园林，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外祖母的脚终于暴露出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一阵心痛，像看见泡在玻璃瓶子里曲偻着的胎儿。她却不痛，泡脚、涂抹胰子、我帮她换水，她悬着脚等着，然后修剪指甲，然后重新用洗干净的白布一圈圈缠起来。弄好后，外祖母走两步，踩一踩，很满足、很安全的样子，我没有见过她跳跃。到了六十年代的后期，她就不能再坐在阳光下洗脚了，她在房间里洗，拉上窗帘。那时代对脚臭也心存芥蒂。我外祖母已经故去多年，如今满街都是鞋店，缠小脚的老人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敢走动了，停下来了。从理论上说，她们属于存天理灭人欲时代的牺牲品，但具体到脚，那也是脚，承担过一个民族的重量，在大地上走动，生下了我们这些穿着运动鞋就要去体育课上踢足球的天足。这老太太站在时代之外，仅仅因为她的小脚，这时代是属于天足的，会议、组织、广场肯定拒绝小脚，但同时又流行把天乳用硅胶填起来，把天眉拔掉、把天颜用化妆品来毒杀。所以我担心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把天足裹起来。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内心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是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筒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啊，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没有一个黄铜门环么？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么？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么？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没有家的幽灵。
在云南的群山中，昆明西山只是小山一座，但某种伟大苍凉的感受，我是在这里体验到的……二十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登山临水，昆明与自然的关系太亲密了，生活在这个城市，你必然要亲近大自然。虽然在城市，但深刻在人的生命中的东西，却是阳光、风、花朵、树木、草叶、山冈、湖泊、河流、蓝天和白云……我曾经攀登过昆明附近的多座高山。一个白天，我登上昆明北面的长虫山，那时我19岁，天空湛蓝，一只喜鹊收起翅膀停在我的面前。长虫山又叫蛇山，从昆明城往北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就可以到山脚，把车子丢在岗头村的一个农家院就开始上山，一小时就可以到山顶。山头全是白色的石头，石头之间是红土和灌木丛。在这里可以俯瞰昆明。长虫山头朝昆明，俯视着滇池，它的身子则向东北方蜿蜒，苍苍茫茫的乌蒙山就在那边，从风的声音中似乎可以听见金沙江奔流东去，波浪在响。这山冈岩石累累，但走势平坦，像一条长满白鳞的巨蟒俯视着滇池盆地。它西面是玉案山和太华山，在这些葱茏的山峰之间隐藏着许多朱红色的寺庙，山鹰和乌鸦在那里起落。在长虫山的对面，滇池在南方的彩云底下，一道白色的光，犹如一根巨大的羽毛，飘在蔚蓝的天空下，白云只是它的绒毛。那更远处，是雄伟的梁王山脉，紫气苍苍。东面，是铺开在金马山下的大片良田，果林、乡村、墓地……金汁河和银汁河穿过田野，流向滇池。它们之间，是盘龙江，昆明的母亲之河，从山谷中流下来，穿过肥沃的大地，穿过朴素的农业、年轻的工业、古老的街区，流进滇池。安静、清澈、生活和光明的河流，繁华与腐烂的河流。这冬天清澈夏日混浊的河流很少有过被鲜血染红的经历，它通常接纳的不是挥师渡水的战船，而是一代又一代在河流两岸蹲下来，捣洗衣裳的母亲们。就在这红色的群山、盆地、湖泊、河流和田野之间，昆明城从大地上升起来，炊烟袅袅，一个朴素的城，一个阳光灿烂的城，一个花园。
另一次我和朋友在星夜登上了西山。西山是三百万年前地质运动留下的一堵巨大的濒临滇池的红色玄武岩绝壁，这是古代地质运动的一个杰作，从西山可以看出大地是如何形成了高原和湖泊的。两亿年前昆明这一带是一片平坦的浅海。海水中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如珊瑚、贝壳之类。在八千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地壳运动中，中国东南地区发生了南北方向的大断裂，整个云南被抬起来，成为一座伟大的高原。昆明地区继续断裂。西部不断抬升，成为西山断壁，而东部不断下沉，成为湖泊、平原和丘陵。地质运动是无数时间的结果，但看起来，却像是刚刚结束，似乎高原被一剑劈开，一半塌下去成了滇池，剩下的一半依然挺立，像是伤口的截面，布满红色的疤痕。西山与滇池垂直落差达一千多米，面对碧波粼粼的滇池，西山形成了一种登高山兮临碧海的雄伟景象。在滇池周围的群山中，它是望一眼就令人产生攀登冲动的山。登上此山之巅，会感受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帝王境界。在昆明历史上，这是一个采天地间浩然之气，与宇宙万物交谈，孕育雄心壮志的地方。古往今来，云南多少豪杰曾被西山上所见的世界感动，领悟了永恒之秘。我们在黄昏时分上山，秋天，松树林，干掉的松针布满地面，柔软的路，接近山顶的路艰险起来，岩石像黑色的羊群，伏卧在灌木丛里，没有路，只能在岩石表面攀行，跳跃。有一处令人胆战心惊，两块岩石之间是深渊，下面可以看见滇池，必须一跃而过，如果脚跟站不稳，就可能掉下去。爬到绝壁之顶时天已经黑下来，扒着刺癞癞的悬崖的边缘探头一看，下面是黑森森的滇池，心中发冷。坐了一会，重新感到大地的坚固、结实，才定下心来，沉默良久，大家忽然像狼一样嗥叫起来，直嚎叫到筋疲力尽，灵魂出窍，那时候我真的成了狼。从童年时代我就一直在看西山的顶，从昆明的许多窗子都可以看见西山的顶，所有居民都知道，只要这个顶被乌云遮住，昆明必要下雨。我发誓有一日我一定要登上这个顶。其实在云南的群山中，西山只是小山一座，我后来登上过许多比它更高的山峰。但某种伟大苍凉的感受，我是在这里体验到的。那夜我看见故乡昆明在黑暗中，比包围着它的大地更黑暗，像是一个从天空中落下来的果子，尚未敲开，不知道内核是什么。城里万家灯火，那就是世界。那时我不理解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尚未出现在我的诗歌中。伟大的城市必有它的波德莱尔，巴黎因波德莱尔的诗歌而不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博尔赫斯的写作而伟大。昆明啊，你的诗歌之神在哪里？那时我的生命还栖居在存在之中，昆明的黑暗在我的身体内，我还不能像局外人那样看出它的奥妙。我热爱着这个作为我故乡的城市，就像我热爱我的母亲，那是不用说的，我从不去思考这城市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只是在着。我相信地久天长，故乡不朽，时间还多得是，古老的会继续古老，永恒的会继续永恒，该发生的就会发生，该来的就会来。那时现代已经像一头巨大的将要吞噬一切的怪兽伏卧在昆明旁边，我对着那头长着水泥舌头和霓虹灯眼睛，正在大地上排泄的巨兽笑笑，我对它有某种好奇和期待。滇池黑暗而盛大，像容纳着一切的秋天，那时它还活着，呼吸着，孕育着古老的鱼群，一些在夜里打渔的船亮着灯。那个夜晚我预感到了什么，那个夜晚深刻在我的生命中。
长大了到世界上去看，才发现“彩云南现”并不是到处都有的……昆明在高原之上，彩云以南，中国的西部以南，不是传统所谓的“江南”之南，而是“南蛮”之南，“春风先到彩云南”的南。这个城市海拔平均1900米，在中国版图的高处。除了位于它北方的圣城拉萨，它就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城市了。西藏和云南都是离天很近的地方。西藏的云是圣洁之云，云南的云是彩云，云南以下就是天高云淡了。如果从西藏这个高处向下走，那么云南位于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它挨近神圣，但不是神圣本身，云南是原始宗教的圣地，“大地上有三万个神灵”，众神狂欢之地，神还没有上升到惟我独尊的一个。它离下面的世俗世界不远，但知道万物有灵，所以不至于鬼迷心窍。在西藏，神灵世界高于大地，宗教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在云南下面，大地被世俗生活所遮蔽，普遍的实用主义使大地被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云南既未升入神圣生活的云端，也没有坠入尘世的泥潭，它彰显的是大地的原样，本身，是万物有灵的大地启示的朴素的生活。“彩云南现，遣使迹之”。传说当年有方土告诉汉宣帝，昆明一带有碧鸡神，神就是一鸡，其毛青翠，能破石而飞，所至处有神光。碧鸡高及丈，飞时有彩云随之，翱翔天际，光彩射人眼目。嘀声则清且长，应于数十里之外，就派四川人谏议大夫王褒去求取，昆明与四川之间千山万水，王褒到了四川的西昌一带，因为路上爆发了战争，走不动了，只好写了一篇《碧鸡颂》来遥祭：“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四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王褒在回去的路上就病死了。在关于昆明历史的传说中，昆明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彩云缭绕的城邦，彩云成了昆明的迷信之一。地方官每当彩云出现，都要遣史到京城报告“彩云南现”，大吉大利。据昆明名士罗养儒回忆，昆明常有彩云丽空之事，1911年9月9日，昆明天空于午正时，铺满彩云一次。是时彩云在天，直若一床极大的锦被展开，约占万里天空的五分之一，直天舒异彩也。入夜后，清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新军即起义（就是由蔡锷将军等领导的云南推翻满清统治的“重九起义”），天出彩云，其为汉族推翻满清之征兆。又说1916年1月，云南护国军出发日，天空亦现彩云，是西南人民倒袁胜利之兆。又说，1926年，云南军阀唐继尧竖护国纪念标于昆明近日楼下，时英、美、法、日四国领事，都在楼头观礼，人人报彩云丽空，所有外宾均举酒向唐继尧称贺。其实彩云缭绕并不仅仅是传说、迷信，而是昆明的天象。沈从文曾说，“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番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据云南四十年代的气象学家陈一得观察，昆明“无月不有彩云”。也许正是这个城邦常年彩云缭绕，才导致了人们的迷信。我自1954年在这个城市出生以来，看见彩云无数次，状如碧鸡之彩云，状如金马的彩云。我的时代反对迷信，关于彩云的迷信在五十年代以后就中断了，再也没有人注意昆明的彩云，也不知道那些彩云是吉是凶，我从小一直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以为故乡的云好看，世界的云也是一样的。后来长大了到世界上去看，才发现“彩云南现”、“春风先到彩云南”并不是到处都有的。
昆明的伟大，不是历史的恩赐，而是大地的恩赐……其实不独昆明的云，在中国，昆明得天独厚，它虽然成为城市，却依然与大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其实只是从大地升华成了一个花园。从大自然的角度讲，昆明乃是伊甸园，它地处高原，受印度洋和季风的影响，加上滇池湖水的调节，滇东北的乌蒙山又挡住北来的冷空气，致使昆明平均温度在1O℃-20℃之间，“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明？杨慎《滇海曲》）。昔日，此地到处是原始森林，犀牛、巨貘、熊、豪猪、野鹿、豹子、孔雀……出没无常，诞生过无数的不为人知的亚当与夏娃，他们后来带着各式各样的神话投胎到了各民族的部落。古代已经意识到昆明的不同凡响，《太平御览》说，“昆明，土气和适，盛夏之月，热不蒸，猛冬时，寒不惨栗”，“天下之异地，海内唯有此”。明人冯时可在《滇云记略》中说，“昆明地气高寒无霉湿，日月与星较中州倍大”，“六月如中秋，不用挟扇葛；严冬虽雪，而寒不浸肤，不用围炉服裘”。明人诸葛元声则发现，“昆明冬温夏凉，不知道冻栗之苦。四时卉木，未尝改柯易叶……滇池，挟洞庭之盛而绝无惊涛骇浪，领西子湖之宜而不劳工力修筑，真天壤之一奥区也。”戎马倥偬的元世祖则感慨系之，叹道“云南善地，朕所亲历，倘非天命有归，愿封于此足矣”（《滇绎》卷三，25页）。但中国历史不是从大地而是从文化来看待世界的，千百年来，历史一直以文化的标准来打量昆明。昔日，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不毛，1、不生长五谷，言土地贫瘠2、不种植《辞源》）”他在中国最大的植物王国深入了那么远，居然对这个草木葱茏的世界视而不见，称为“不毛”，由此可以见出当年汉文化是以什么眼光来看大地的。昆明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不是皇帝大臣，也不是诗人墨客，而是出生于昆明杨林的医药学家兰茂，他的一部《滇南本草》记录了药用植物508种，成书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00多年。昆明与汉文化所司空见惯的世界是如此不同，甚至，在昆明，时间都是以另外一种周期呈现的。用中国农历的节令来套昆明的四季，昆明永远是错位的。“滇池以西……其土五谷与中夏同，十二月为岁首”（《唐会要》卷98），古代南诏更以11月1日为春节。就在我开始写此文的时候，农历上正是春分的时候，“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而昆明早已“游丝摇曳杨花转”一，“锦莺飞啄杜鹃花”了。对此，诸葛元声以为，因为往昔的昆明“为焚为爨，椎结环耳，鸟语喽丽，？？？？，不立文字。”（《滇史》德宏民族出版社第6页）昆明有大美而不言，代它立言的乃是汉文化，它的价值观，它的哲学和美学，它的标准。所以在历史上，昆明，虽然彩云缭绕，但从未被视为帝国的天堂，花园，而是视为需要改造、解放、开发的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这种错误的舆论蒙蔽了许多人。大诗人杨升庵1525年因得罪朝廷被流放云南，完了，这一生将要在一个穷乡僻壤白白虚度，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漫漫流放之途的尽头，等待着他的竟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在昆明，杨慎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双髻插花，绛衫傅粉，与弟子论道、谈诗无非湘兰沣芷之意”，喝醉了酒把诗写在夷人妇女的石榴裙上。远离儒家社会，在不毛之地，杨慎受到启示，感悟到大地和文明的关系，他曾说，“宋人论诗日：今人论诗，往往要出处。关关雎鸠，出在何处？此语似高而实卑也。何以言之？圣人之心如化工，然后矢口成文，吐辞为经。自圣人以下，必须则古昔，称先王矣。……或举宋人语问予日：关关雎鸠，出在何处？予答日：在河之洲。此言虽戏亦自有理。盖诗之为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关关状鸟之声，雎鸠举鸟之鸣，河洲指鸟之地，即是出处也。岂必述前言而后为出处乎。”杨慎比诸葛亮高明多了，他不是从文明的既成价值系统、审美风尚来观照云南，而是从自己的眼睛、直觉和感受，他否定儒家的“不出户，知天下”，“……山川之隔阂、气候之不齐，其极也，是以有测景之圭，有书云之台、有相风之完，有侯风之津，海有星占、河有刮象，以此知天下之不济也……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身阅之，其载籍乎。”（见《升庵全集三卷》）其实云南就是一个“在河之洲”的“不毛之地”，混沌初开，需要诗歌式的创造性的命名，“吐辞为经”。维特根斯坦说，要看见正在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诸葛亮是到了云南，还要以“不出户，知天下”那一套来看世界，因此他看见的世界除了中原，都是“不毛”。而杨慎的眼睛没有被文明的麻布蒙着，“躬身阅之”，他从文化给他的成见中谦虚地向大地弯下腰来，因此他看见的云南与诸葛亮完全不同，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看见了昆明的大诗人。他用优美的诗歌描写了昆明。“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正月滇南春色早，山茶处处齐开了，艳李夭桃都压倒，妆点好，园林处处红云岛”，“孔雀穿行鹦鹉树，锦莺飞啄杜鹃花”，“陌上柳昏花未暝，清楼使十里灯相映”，“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水碗啜，调梅点宦和琼屑”，“八月滇南秋可爱，红芳碧树花仍在，园圃全无摇落态”。这些诗歌所描绘的，不正是一个天堂么？昆明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当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末，这个城市刚刚抵达了它的声名的顶峰，在世界舞台上引人注目。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的博览会在这里召开，国家首脑和各国要人频繁地出入，20世纪末的最后几个月，这个城市终日人山人海，旅馆爆满，出租车停不下来，大街上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它再也不是往日南蛮志里记载的那个离京城一万六百四十五里的蛮夷之邦，不毛之地。在我看来，昆明的美丽与伟大相比，美丽显然是令她进入世界历史的关键因素。美丽是有身体的，可感可触的，美丽很少有导致伟大的时候，希腊的海伦因美丽导致战争和流血，导致一个城邦声名远扬，是美丽在历史上少有的例外。而伟大总是与历史和文明相联系，一般来说，一个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总是由于它的历史，北京、罗马、东京、西安、南京、布拉格、成都……无不是文明史的现成材料。伟大一词很少因为一个城市仅仅由于美丽、四季如春、更适宜居住和过日子而赋予它，这从国家对“名城”的界定也可以看出来，“历史文化名城”，强调的是“历史文化”，而不是美丽和适宜居住。中国有些伟大的历史文化名城，伟大是伟大，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最不适合于日常生活的城市，令人心情恶劣的气候、污染、尘暴，没有河流、缺少花朵、远离野兽和原始森林、不适宜蔬菜和植物的生长。它们给人的是历史、精神、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居住，而不是生命的居住，身体的居住，只是居住的象征，而不是居住本身。在昆明朝高原下望去，堪称伟大的城市像堡垒一样，一座挨着一座，一直排到大海开始之处。比起那些一不小心就挖出一具皇帝宰相大臣遗体来的帝国皇都、京畿大邑、六朝故地、汉中胜迹，昆明的伟大就得有些说法、解释。但在别的地方，这是说也不消说，天经地义的。虽然，也有什么明永历帝落难的传说，护国起义的光荣历史，但在中国的皇皇历史中，这点历史也太单薄，太经不住推敲、攀比了。要知道，在这个城市，当唐诗宋词已经成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这个城市甚至还没有诞生出诗人。直到中华帝国寿终正寝之际，皇帝还是没有让这个城市获得一份出过状元的光荣。昆明人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拆起这个古城来一点也不心痛，只是年把工夫，千年古城就拆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哪像那些皇都京畿，随便要拆除一栋旧宅，就有一大群遗老遗少出来呼天抢地，又是引经据典，又是考证，随便一片瓦，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所以，如果从历史文化来看，昆明的伟大，是相当单薄的。但世界对昆明作为中国南方伟大的都市之一的地位，也是无可奈何的，世界不明白，昆明伟大在哪里？在我看来，昆明的伟大，不是历史的恩赐，而是大地的恩赐。就是沈从文说的“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昆明的显赫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显赫，而是大地和存在的显赫。她奉献给世界的不是济世英雄、开国功臣、铁血宰相、无道昏君，而是单纯朴素的阳光、蓝天白云、鲜花、空气、春天、大地和有益于生命的日常生活，是对文明世界已经麻木的对于栖居的感受的唤醒。我以为，昆明给世界的启示乃是：人类应该从那些血与火、污染、灾难、毁灭、远离存在的历史中走出来，住在昆明这样的地方，与花园般的大地相伴而终。千百年来，昆明每一代的城市统治者从未产生过要把这块大地建成一个罗马的念头，因为这大地激发的不是征服世界的野心，而是回家、归宿和享受生活的渴望。古代在滇池附近游牧的滇王，南诏、大理国时代王侯都把昆明视为一个伊甸园。1922年，昆明市政府设想的昆明有史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也是要把昆明建成一个园林都市。其实人民比统治者更明白这些，昆明流传的民谚早就表达了人民从昆明获得的对城市的理解：“有城无花，民心窄狭”，“有城无树，民心躁怒”，“城多树与竹，疾病不进屋”，“莫嫌天井小，多栽花木养小鸟”，“毁一片林，荒一片城”。
当世界历史只意味着战争、征服、机器和技术进化的时候，昆明只能沉默在黑暗中。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意味着世界文明方向的一种转折，当世界在进化论和现代化铺就的快车道上停下来，重新思考人类和大地的关系的时候，它会看见昆明。
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有的城市在历史中的出现与一场战争有关，有的城市则与某些名垂青史的人物有关，中国许多名城，都是作为名垂青史的名胜古迹出现的。昆明是个例外，它在中国版图上的出场，一开始就是“地方”，而不是某种历史，一个遥远的地方，昆明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昔日，这是中华帝国西南方向的天空下一个以传说和奇闻编织起来的面目模糊的地区。这个城市在中国典籍中最初的记载是一些优美的传说：“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池中盛产衣钵莲，花盘千叶，蕊分三色”，“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俗豪奢，难抚御”，“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日行五百里”，“神马四匹出滇池中”，“滇池县有马二匹，一白一黑，盘戏相逐河水之上，从卯至已乃没”。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但依然可以看出，那是一派天堂的景象，像是金色的马神托来的梦。
那时统治着昆明地区的乃是滇王，据说滇王是楚人庄跻的后裔，“初，楚庄王使庄？，循江略地黔东南……通五尺道”，“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见《汉书》）“？以中国声教诱服诸夷，夷人皆悦，公推足乔为君长，？变服从其俗，以其众王滇……逐世有其土。”（诸葛元声《滇史》）据说，庄跻在滇池附近筑了兰城。滇池地区出土的上万件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可以证实，在商代晚期到西汉晚期的漫长时间中，这一地区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其青铜器具有中原从未出现过的独特风格，生动、具体、高度写实的造型，完全是一部古滇池社会生活的史诗。青铜所记录的生活场面包括劳动、放牧、狩猎、纺织、祭祀……著名的牛虎铜案是世界古代青铜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有一个直径只有32厘米的贮贝器，其表面竟然塑造了五十五个男人和七十三个女人，以及亭子、石碑、鼎、蛇、铜鼓、蟒、牛、猪、豹、羊、犬、马、鱼、虎、豹、孔雀等，一个惊心动魄的祭祀场面，一个被缚在石碑上的男子正等待牺牲。悲壮惨烈、空气凝结，在数千年后，看到这场面，依然可以感觉到那时代生活的强烈诗意。有一日在博物馆光线昏暗的大厅里，我看到一个表现两头豹子正在咬啮一头牛的青铜器，由于时间，青铜已经锈蚀、灰暗，表面呈现着一种狰狞的质感，那青铜雕塑的场景只是一个很小的场面，大约一个洗脸盆的面积，却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古代的荒野，似乎听到了垂死的野牛越过时间传来的哀叫，我周声发冷，像置身现场的旁观者那样，担心豹子转过身来。昆明青铜时代的写实风格，暗示那时代昆明地区的文化方向与中原不同，对权力和隐喻的崇拜尚未进入人们的思想，那是一个朴素的、牧歌的、伊甸园式的世界。在崇尚把艺术作为教化人生的手段，因而隐喻和象征较为普遍的中国艺术中，昆明古代青铜艺术只是客观呈现世界，照相式的直接鲜明的写实风格具有独特的价值。
庄？开滇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山高路远，鞭长莫及，昆明依然在历史的记录之外。政治变动，秦灭六国，“汉兴，皆弃之”。到了公元前122年，汉朝才重新发现了昆明。这里有一段故事，当时汉博望侯张骞出师西域归来后，对汉武帝说，当年我在出使大夏的时候，看见蜀布、筇竹杖，问是从哪里来的，大夏人说是从东南的身毒国（古印度）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建议汉朝与印度建立联系，他说，大夏离汉朝有万二千里，在汉朝的西南方，而身毒又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如果从大夏那边去，匈奴的军队会阻道，如果从蜀道去，就是一条捷径。汉武帝早就听说那边“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如果“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于是“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就命令他派使者从蜀分四路出使西南，使者在途中重新发现了昆明。当时新的滇王叫做尝羌，“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其众数万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豪帅放纵”，“俗奢豪，难抚御”，“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这个已经夷化，束着长发，披着兽皮，光着脚板的山大王对汉朝使者说，“汉与我哪一个大？”他的口气给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者回去报告皇帝，“滇，大国，足事亲附。”于是汉朝才想起来西南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卫广“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公元前109年六月，“赐滇王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日益州”。（以上见《汉书》）当时益州辖四县，其中昆明叫做谷昌，是从将军郭昌之名变来的。自此，昆明开始出现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上。
少数民族开创的城邦……在汉语中，“昆明”毫无意义，它只是两个音节的记录。这两个音节来自古代云南的土著，不是汉语根据意义命名的。它也可能是“昆弥”，也可能是“嘿咪”。从远古关于昆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的乃是大地的信息。昆明，从古代的有限记录看来，一开始就是一个美丽富饶、适于生活的伊甸园式的地方，人们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这种房子在今日西双版纳还可以见到，就是类似傣族竹楼一类的房子。“俗奢豪”、“喜讴歌”，意思其实就是日子好过的意思。昆明，在中国历史中一出场，就是一个“地方”，而不是一种文明。文明是后来才开始的，文明意味着进步，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大地的被遮蔽。关于昆明样子的记载，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汉代的记录，此后，关于昆明的记录在历史中越来越多，但那已经很少与大地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可以说，在历史资料中，已经很难看出昆明是什么样子。我们会看到，历史变成“建武十八年（42年）……滇池……昆明诸种反叛……遣威武将军……合三万人击之……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八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头，诸夷悉平。”（《后汉书》“西南夷传”）“益州……诸夷反……将兵讨之，……凡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余万降赦夷三十六种……诸夷皆平。”（《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遣使译献犀牛、大象”，“献象牙、水牛、封牛。”（《后汉书》“西南夷传”）诸葛亮来到云南后，开始“德化”“不毛”，“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华阳国志》）“劝彝筑城堡，务农桑，诸彝感恭德化，皆自山林徒居平壤”。昆明作为早期的城市开始有了一些迹象，但谷昌是什么样子，多大规模，只留下“谷昌”二字供人们猜想了。在晋朝，爨氏统治的时期，滇池附近的城邑叫做“昆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昆州是什么样子，只留下不到一百个汉字供人猜想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敬惜字纸，许多历史，许多古城，留下来的只有文字，人们并不重视文字以外的具体的物质形式，破旧立新一直贯穿着中国除文字以外的整个传统。爨氏在云南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城邦、日常生活、服饰、建筑、工具、家具……一切都荡然无存，只剩下来两块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这就是中国保存自己文化的方式。今日依然如此，爨氏在云南的发迹点是曲靖，爨氏荡然无存，爨氏之后依然是荡然无存，今日曲靖是一个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焕然一新的新城。
昆明作为城市面貌较为清楚的是在南诏时期。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天的大理，昆明只是南诏的一个别都。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派他的儿子凤伽异在昆明建筑了拓东城，“六世孙劝丰佑改名鄯阐”。公元809年，鄯阐成为南诏的东京。该城“东北有井邑、城隍”。城里有东、西寺塔，“大匠尉迟敬德所建”，东寺塔高百五十尺，西寺塔高八十尺。有鄯阐台，有古诗描写过此台：“避风鄯阐台，极目见藤越……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城里还有大灵庙，庙“在城隍庙东，即土主庙，神为摩诃迦罗”，就是南诏所信奉的大黑天神。拓东城的主要居民是今日白族的先民，“屋多为回檐，如殿制”，“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一般人民“不洗面，男女衣皮，俗好饮酒跳舞”，“妇人不施粉黛、贵者以林绫锦为裙襦”，“少年弟子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每年11月1日盛会客（南诏以11月1日为春节），造酒醴（甜酒）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云南史料选编》）在南诏灭亡后的大理国时代（公元937年到1253年间），昆明又成为大理国的东京，居民已有三万三千户。“城际滇池，三面临水，既险且艰”。大理国王段素兴在昆明“广营宫室”，“筑春登、云津二堤。分种黄白花其上……每春月挟妓载酒……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为乐。时有一花，似因歌而开，遇舞而动。素兴爱之，命美人盘髻而饰……”当时大理国的开国功臣高智生被封为鄯阐侯，他治下的昆明城如何，从史料中看不出来，但从他在西山所建的华亭，可以看出当时的“殷盛之世”，“而滇海之域，古号鄯阐……华亭突出其间，……鄯阐匡国侯高智升，以其岗峦峻峭，故竖楼台，每值风晨月夕，寒时暑侯，驾舫涉海，舣于汀渚，或摄轻裙，履山岩，登高望远，携朋带酒，陟部顶峰，玩赏龙泉，临风放歌，徜徉徒倚，以快舒眺之乐……登斯山也，适遇青阳，众芳竟妍……世子处乎盛世，亦好博雅……因指斯亭……名之日‘华亭’。”（《新纂云南通志》）大理国时代遗留在昆明的最杰出的痕迹，是现在昆明博物馆内的大理国古经幢，此幢造型华丽精致，看起来是太平盛世的产物。
1254年，元军“兀良合台攻乌蛮……进至押赤（元时昆明又叫做押赤）城。城三面濒滇池。兀良合台以炮攻其北门，又纵火焚之”。
1284年当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昆明时，昆明叫做押赤。他发现这里已经是一个“壮丽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本地米麦的生产甚丰，然人民认小麦制的面包为不卫生，故不用面包而吃米食。并用其他的谷类加入香料，制成酒，清澈可口。至于货币是以海中取的白贝壳充用……此处有一湖，周围近一百里，出产各种鱼类，有些鱼的体积甚大。人民生吃禽鸟、绵羊、黄牛和水牛的肉，习以为常，不过是用下列方法保藏的：他们将肉截成小块，浸在盐水中，再加几种香料……”马可？波罗所见的地方风俗，今日犹存，去年冬天在大理的喜州，我还吃过这种生肉。
元代，云南成为行省，在昆明建立了省一级的军政机构。“昆明县之得名，始于元”。1261年，中亚土库曼出生的色目人（回族人）赛典赤？瞻思丁任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他为昆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建文庙……凡兴利除害之事，无所不为……建省堂、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井……”（《云南通志》）当时昆明有城墙和城门，盘龙江上修了大德桥、至正桥。大德桥是一个杰出的建筑物，造得非常漂亮，造桥之时，“工役云集”，其桥“巨木为阁”，有三个桥洞，桥上“复以层宇，翼以栏循，列为九楹”，宽8米左右，长30米左右，“观其壮丽……实百代之奇工，一方之伟业也。”城内有忽必烈的忠王梁王的王宫，有赛典赤？瞻思丁的行中书省、肃政廉访司，有文庙、长春观、文昌寺、大德寺、五华寺、圆通寺、地藏寺、清真寺、大灵庙、利城坊、止善坊，有清侯井、阐西井，后者“在城隍庙内，土人取以濯丝，以织土锦，其色鲜明”。市中心是三市街，三市街往东穿过中间有一个圆洞的白塔，东出金马关就是通京大道，城里用来往返驿站进行运输的马有一百五十匹，道路上除了马帮，还经常有人骑着大象到来，城里时时传来佛寺的钟声。城中的居民有蒙古人、色目人（回人）、汉人、白族人、各种土著……他们从事各种职业，商人、官吏、兵士、僧人、玉工、金箔匠（“子孙世传，秘不授徒”）、木匠、石匠、皮工、画塑之工、医生、阴阳先生、教师、读书人……用汉语写诗的诗人也出现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开始在诗歌中出现。昆明城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大集市，集市称为“街子”，“日中有市，率名日街，以十二支所属为街期。如子日日鼠街，丑日日牛街”（《继修昆明县志》），“至期，夷汉杂集，而以贝钞为币（元时云南以贝为钱），百货云集。”当日昆明的盛况，还是诗人描写得最生动具体，元代云南的诗人王升，是昆明出现的第一个人流的“士人”，他首次作为中国文明在昆明的在场者，用古老的赋体较为具体地描绘了14世纪的昆明：“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拔擎天之势（即“大匠尉迟敬德所建”的东、西寺塔，至今犹存。），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云津古渡），万舶蜂屯于城根；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王生的《滇池赋》》写的真是不错，这时司马相如王勃们早已作古。另一位做了官的诗人李京则描写了昆明城的情景和城里少数民族居民的淳朴：“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未谙习俗人争笑，乍听侏离我亦惊（侏离，少数民族语音、音乐）”。可以想象出当时昆明人见到内地来的人围观好奇的情景。
自从昆明被发现，成为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以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史一直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昆明的建造者既有楚人庄跻的后裔、云南的土著，也有后来陆续到来的蒙古族、回族、汉族。应该说，昆明主要是由少数民族开创的，到了明代，昆明依然是一个“人民半杂夷”的城市。在昆明，宗教信仰一直是多元的，从马可？波罗所见的“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可以看一些端倪。据徐嘉瑞先生调查，昆明到现代还有一些原始宗教的神庙，如西山灰湾的青山庙祭的是清平神帝、灰湾白石板山祭祀白马将军和七堂神爷、西山龙王庙的女神、西山龙王叫做阿白老爹，乃是羌语中保存下来的神名。昆明城里大灵庙里的神摩诃迦罗，虽出自佛教，但已经被尊为白族的本主之一，本主是白族的宗教神祗的汉语译名，相传本主有五百多个神祗。昆明作为云南仅次于大理的城市地位，是南诏奠定的，南诏的后裔就是今日的白族。它作为云南的行政中心的地位则是回族人确立的。南诏王阁罗凤的儿子凤伽异、大理国鄯阐侯高智生、赛典赤？瞻思丁都是早期昆明城市的伟大开创者。但昆明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开创的城市，但它的历史方向一直是朝向汉文明的。在昆明，昔日土著的居住方式要么是“用竖立的木桩做底架，‘上设茅屋，下豢牛豕’”的干阑式建筑或“凡人家有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及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的井干式建筑或者土掌房、蘑菇房……这些居住形式更适宜昆明所立足的大地和气候。例如昆明土著古代流行的干阑式，据建筑学家研究，这种房屋“1、防潮湿，我国南方潮湿多雨，空气湿度大。架空楼居，使房内比较干燥；2、便于通风散热，……墙壁多用竹篾编制，有较多缝隙，便于通风。3、避野兽虫害。云南多荒山森林，野兽及昆虫较多，用楼居比较安全。4、可避洪水，……山洪泛滥。房屋架空。利于洪水通过。5、省材易建。”（《云南建筑史》张增祺）但昆明并没有建成干阑式或井干式的，没有像拉萨那样建成了一个藏式的拉萨，它既不是南诏式的，也不是穆斯林式的。它没有依照大地所启示于昆明的那样建造昆明，而是按照汉文明的方式，建城墙、楼宇、塔、寺院……这种建筑其实已经不是栖居，而是文明的象征，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汉文明就像西方之于当代中国，乃是现代化的象征。如果就栖居和生命来说，这种建筑并不完全适合于云南，它是中原生活和经验的产物。对于昆明，它是很勉强的，昆明后来完全成为一个汉式建筑的城市，这种建筑所带来的关节炎和风湿也一直困扰着昆明腰和膝盖。自从当年滇王“首善”之后，昆明历史的方向就改变了，从“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资治通鉴？汉纪》）、“不知汉广大”到“滇小邑，最宠焉”，成了这个城市文明史的一贯方向。昆明与那些在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史的历程中名垂青史的城市不同，它的历史不是创造历史，而是进入历史，“向内地的先进某某学习”，“赛典赤行云南中书省事……集僚佐日‘夷俗资性悍戾，瞀（愚昧）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夫！’”（元《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学什么？“建文庙。以文学为本，两迤移风易俗……文明渐兴……城内建孔庙以育人材；城外建社学以瑞蒙养，严乡师以约风俗，正三纲、明五伦，教跪拜……”（《咸阳王抚滇功绩》）昆明的历史并不是朝向大地的方向，而是渴望被文明接纳的方向，按照已有的既定的文明开发、改造自己，使自己摆脱“不毛”，进入文明和历史的版图，这是千百年来，昆明一直在做的事。
一出叫做“孔雀胆”的悲剧故事是昆明历史是上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悲剧……可以说在14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中，虽然汉文化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影响，但昆明世界的悲喜剧主要是由少数民族的文化导演的。发生在昆明的一出叫做“孔雀胆”的悲剧故事是昆明历史上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悲剧，此后这个城市似乎就一直是正剧的舞台了。在14纪初，云南的统治者是元朝封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昆明（鄯阐）是他的王都。灭亡后的大理国的原大理一带是段氏在统治。“时梁王国鄯阐，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梁王自恃是云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元朝皇帝的亲戚，他王府中的人，“多骄恣凌虐段氏”。1323年，梁王抵洱海，立宝和奴二子为品甸王，梁王前脚走，段氏的大将高祥彬就把二王杀掉，把两个王妃配给了别人。1335年，梁王侵大理，大败。就这样，在数十年间在梁王和段氏昆明和大理之间打打杀杀，东西对峙，势不两立。到了14世纪中叶，两边的关系有所缓和，主要是梁王想借重段氏的力量维持云南的安定，于是段功被梁王封大理总管。1363年，红巾军的将领明玉珍打云南的时候，段功“追至七星关，大破之”，战后梁王回到昆明，很感激段功的退兵之功，就把他的女儿，美丽的阿盖公主嫁给了他。蒙古族的阿盖公主美丽而多才，她留下来一首《愁愤诗》，是纪念她丈夫段功的：“吾家住在燕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里彩，锦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吐噜，可惜的意思）云片波鳞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押不芦，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肉屏，骆驼背），西山铁力霜潇洒。”段功在大理已有妻子，所以经常要大理昆明两边跑。1365年，段功又到昆明与阿盖相聚，梁王的部下诬陷段功，说他“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盖早图之”。梁王听信谗言，就秘密地对公主阿盖说，亲莫如父母，宝贵的莫如国家社稷，段功现在企图灭我，你离开了他，还有可以嫁给别的贵人，我现在给你一具孔雀胆，你乘机把他毒死了吧！阿盖把他父亲的阴谋告诉段功，说，我父亲嫉妒你，我们回大理去吧！段功不信，说，我有功于你父亲，我还为他受过伤，你看看我的脚趾，当年是你父亲为我裹的伤，你为什么编造这样的谎言呢？“三谏，终不听”。第二年，七月，中元节的时候，梁王和段功去东寺讲经，走到通济桥时，段功的马受惊乱跑，梁王乘机命令番将把段功拿下，叉着胳臂一刀砍死。阿盖知道后，绝食而死。梁王派人把段功的遗体送回了大理，昆明人感佩阿盖公主，为她建了一座祠，叫做阿姑祠，并在星回节的时候祭祀她，多少年之后，已经传成火把节是起源于对阿盖公主的怀念了。这段故事完全可以造就一个昆明的莎士比亚。后来被郭沫若拿去写了一个剧，他没有成为莎士比亚，这段发生在蒙古族和白族之间的故事被他发挥之后，却令人们很难想到这本来是多民族的昆明的故事了。
段功死后，他儿子段宝继承父亲为大理总管，这时红巾军的将领明玉珍再次侵入云南，梁王向大理求援，不许，段宝答日：“金马山换做点苍山，昆明海改做西洱海，兵来矣”。此时，明朝已经“克定元都，四方以次平定”。“梁王……犹延元朔”。1381年，明朝军队攻进昆明，“驻兵金马山，父老焚香迎拜入城，禁士卒毋掳掠；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籍，云南平。”大兵压境的时候，梁王对左右说，我是皇帝的宗室，没有投降的道理，如果我踞城死守，百姓就要被残害。于是带着母亲、妻子等百人，鸣鼓奏乐从昆明西门出，逃至滇池附近的鲸鱼山，梁王一家和百多随从都跳进滇池自溺而死。“父老感其恩，收葬之于进耳山，亦立庙于妙应寺侧祀之。”
“五百年前后，昆明胜江南”……1382年是昆明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明朝廷在这一年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昆明成为云南首府，终于以昆明一名和省城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云南省的政治中心由少数民族的大理彻底转移到了昆明。昆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元以前的土城拆掉，依据内地“古代现代化”城市的榜样，重建了一个新昆明。据清人袁嘉谷说，当时镇守云南的沐国公沐英进入昆明之后，查封了梁王府，他认为进入昆明不是“光复故物，而以为手破天荒”，攻下的是蛮夷之邦，不毛之地，就把梁王府的档案、图书、典籍一把火烧掉，因为这些文献是异类的历史。“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云南府，改筑砖城”。（历史何其相大理1 999大理苍山清碧溪旁的祭祀苍山大神的场面。在云南各民族的思想中，大地不是开发征服的对象，而是神祗们的寓所。苍山充满神性，它是云南最雄伟的峰群之一。它不是寺庙，没有明确的指示神迹的符号，它本身就是，这要看每个人自己的悟性了。在彻底的唯物者看来，它只是山。但在这些土著看来，它是神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