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可以说，整个管理过程都是围绕着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而展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甚至强调，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充满了整个管理过程。由此可见，决策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由于管理涉及范围广泛，而个人的能力、智力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知识上的盲区，再杰出的人物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因此，单凭精英人物的个人判断或依赖小集团的群体决策，都难以完成现代社会所赋予的决策使命。由此可见，借助外脑，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是管理决策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让专家和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参与，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能够为决策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进行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又有资深专家；既有党内人士，又有党外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可能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治理三峡、规划长江的决策中，就充分听取了群众和水利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进行民主决策，从而避免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亚洲第一大河。久负盛名的长江三峡，更是风光无限，水利资源非常丰富，养育了无数代勤劳的中华儿女，但长年的水患也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于是治理长江，兴利除害，便成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课题。20世纪初，一个在长江上游末端的三峡筑坝拦洪的方案便已提出，但长年的战乱，使这一计划长期搁浅。
新中国刚刚成立，心忧天下的毛泽东就开始为治理三峡、规划长江的重大决策而费心尽力。1953年2月，毛泽东亲自南下武汉，视察长江，听取了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设想的汇报。当听说即使修一大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也还是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对这个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工程深表赞许。
随后几年，毛泽东又多次视察长江，并深入到群众中，听取他们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在林一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又请中苏专家对三峡大坝进行了查勘。为慎重起见，1958年元月，毛泽东又召集林一山和持反对意见的新中国另一位水利专家李锐到南宁开会，让两人当面各陈己见。林、李两人在会上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十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40年中，平均五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越来越严重。长期汛期来自宜昌三峡以上的洪水占全流域洪水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在上游末端的三峡修建一个巨型水库，就能将上游川江涌来的洪水控制住。而只有在三峡修水库才能有如此巨大的库容，宜昌以下支流则找不到一个有如此控制效果的库址。在治理长江的诸多效益中，林一山侧重谈了发电的问题。他用一大堆数字说明了毛泽东最热衷的钢铁工业的发展与电力增长的比例关系，又用了一系列数字，说明其他耗电工业对电力增加的需要，而要促使水利发电量快速增长，关键就是要修三峡这个巨型的水电站。至于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认为现有的三个方案，同国外类似难度相比，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估计投资总数为72亿元，这个数字在国家财政承受的范围之内。至于开工时间，林一山说：由于三峡枢纽的各项经济效益非常显著，我们不应当推迟兴建，宜在1963年正式开工，1973年全部完成。
李锐针锋相对，力加反驳。他首先论证三峡工程不是防洪的最佳方案。三峡工程位于长江三峡末端，故只能管住上游到宜昌以上的洪水，控制长江流域的百分之五十，对处于中下游的几大支流则无能为力，而修建三峡工程要吃掉几乎多年所有水电基建投资，使其它多项对长江支流治理有很好作用的水电工程都被挤掉，这只能妨碍长江防洪设施的总体建设，甚至影响全国水电工程事业的发展。李锐认为，解决长江洪水灾害的办法，从战略上讲是先支后干，因为长江干流的洪水与支流息息相关。在支流通过修建水电站，水土保持等措施进行治理，等于将长江洪水分而治之。这样即可解决本地区的水患，又减轻了干流洪水的压力，而逐步修建这些大中型工程，国家财力也承受得起。李锐还特别强调了移民问题，指出如按坝高200米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至少要105万，这是极重要，极困难的问题。另外，李锐还提醒说，我国是一个刚刚结束了百年战乱的国家，财贫力弱、科技落后，缺乏实施三峡工程的实力。如果硬行上马，必将后患无穷。
李锐和林一山两人各执一词，双方都言之成理，述之有据。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两人的陈述后，吩咐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三天后交卷。三天后，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将两份方案提交各分管领导讨论，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在听取正反双方激烈的辩论后，毛泽东权衡再三认为，当前修建三峡工程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当即拍板定案，作出最后决策：暂缓上马三峡工程，日后再议。会后，毛泽东将三峡工程的问题交周恩来亲自处理。50年代这段“三峡公案”至此告一段落。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无比正确的。当历史发展到90年代，世界科技水平已有了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的发展，当国内外修建巨型水电工程已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大大深化，我国政府再次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发现三峡工程原来有那么多的难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至今解决起来难度仍然很大。许多人都感慨地说：“如果当初三峡工程上马，将是中国的一场巨大灾难。”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涌现，这无疑增加了管理者决策上的难度。单凭管理者个人或一个管理集团的能力，显然已无法满足科学决策的要求。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使党的各项决策更加科学，从而避免重大错误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