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批评就是当众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改正，它和批评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同的环节，通常是批评引起自我批评。人家批评你，给你指出缺点和不足，你就得当面公开承认，并表示改正，这才能体现你虚心接受批评的诚意。
自我批评对一个人改正自己的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它促使你深刻反思，找出犯错误的根源，从而在思想深处承认错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你当面说出了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你就向别人作了改正错误的承诺。从此别人就会根据你的承诺来观察你考察你；你在别人监督的目光之下，自然增加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你作了自我批评，一般情况之下会得到或多或少的原谅，你就减轻了心理负担，为改正自己的错误创造了较好的心理条件。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人更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勇气。这是由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党性原则决定的。毛泽东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他多次用“经常洗脸”“经常扫地”等日常生活现象生动而深刻地阐述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他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思、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党的领袖，他是我党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评的典范。
从1958年开始，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等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特别到1960年，经济困难的形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由于全党的思想认识不一致，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深入贯彻“八字”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196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带头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他指出：“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采取主动，作自我批评……让人讲话，采取主动好，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说：“去年6月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这种坦诚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感动了到会的所有同志。大家的思想明了，气也消了，干劲也足了，为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发挥了积极的领导和模范作用。
关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也作了说明：“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可见，他告诉我们在自己犯了错误时，要得到别人的谅解，只有主动多作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争取由被动到主动。
有一些同志犯了错误百般掩饰，不作自我批评。因为害怕自己的面子受损、威信降低或乌纱帽被摘。其实这大错特错，我们党欢迎主动承认错误的同志，并允许其自行改正。你能够主动承认错误，说明你觉悟高，组织观念强，一般来说党和政府会根据你的错误性质及你的认错态度好，作出减免处分的决定。一个能经常作自我批评的人是不可能犯大错的。因为他一有小错就通过自我批评暴露出来，及时得到党和人民的帮助和监督，立即就改正过来了，不至于积小错为大错，步步滑向泥潭，最后不能自拔，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胡长清、成克杰的下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沦为大腐败分子正是由于没有利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防微杜渐。相反，电影《生死抉择》中的共产党员李高成则是勇于自我批评的典范。当腐败分子千方百计拉拢他，并且把他的妻子也拉下水时，他丝毫不为所动，襟怀坦白，一身正气，果断地向党袒露他妻子的腐败行为，并协助组织调查。李高成这样做，不但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也挽救了他的家庭。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在自我批评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仍然要拿起这个武器，争取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