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利用外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建设和发展速度的大政策。毛泽东在管理经济时，主张立足于本国，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大力提倡积极地吸收利用外资，以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1936年5月，毛泽东在答复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的“中国是否欢迎外资在中国投资”这个问题时，明确表示了欢迎态度。1944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福尔曼谈话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我们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中国解放区来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来投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旨在争取苏联对华贷款及其他经济援助。这次出访，揭开了我国经济史上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当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但斯大林闭口不提经济援助的事，他试探性地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再次询问：“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斯大林始终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此表现得很谨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应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没有诚意的。于是他以毛式特色的幽默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虽然翻译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未直译，而是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然而，斯大林仍是一脸茫然。见斯大林未明白自己的意思，便对他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毛泽东充分相信周恩来的外交能力，想让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谈判。
为了让斯大林明白自己的来意，又不失东方大国的尊严，毛泽东十分聪明地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他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与苏联政府再次进行谈判，并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资金援助即低利率的贷款的协定，这次贷款数量为3亿美元，年息百分之一，货款用以偿还苏方交付的机器设备和器材，中方以原料、茶叶、现金美元等偿付贷款本金及利息。50年代，中国共从苏联获得14.27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些贷款引进了主要是苏联（也包括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156项成套设备，建立了新中国经济的主干。
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三个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4月5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社论指出：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5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又扩大至156项工程。
毛泽东在争取苏联经济援助时，不卑不亢，既坚持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充分维护了我国人民的尊严。建国初期，由于毛泽东积极地吸收利用外资，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外交管理的艺术
日本学者冈田春夫说：“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是20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外交家。为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外交活剧”，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判断力，敢于决断的宏大气魄，灵活运用各种谋略的娴熟技巧，以及深邃的外交战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