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没有参加“九月会议”，但是，他在1948年9月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思想阐述得十分明确。他指出，“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刘少奇曾对《提纲》作了若干修改后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很好，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国，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可惜《提纲》最后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印发。
建国前夕，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途径。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表，任弼时却讲了他的想法。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来说，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仍需要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4个月以后，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讲话时就十分明确了。他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建国以后，开始步子很稳。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提前过渡的思想，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他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半个月以后，6月23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了一篇安抚民族资产阶级的话，他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对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稳步前进、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刘少奇执行是坚决的。1951年，他有几次重要讲话和批示都体现了这一点。７月５日，对马列学院学员具体地阐述了如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春耦斋讲话”。他估计，“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10年，多则15年，20年恐怕不要。”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
原来设想至少10年内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但是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五反”运动中，特别是上海在“五反”运动中查出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漏税的，违法活动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供应朝鲜前线的军用物资中发现伪劣变质食品、药品，造成我志愿军食用或服用后出现致病、致残甚至被夺去生命的问题，违法行为令人发指。杨尚昆说：“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提出立即没收民族资本，搞垮资产阶级的‘左’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坚持要保护民族资本家过关。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去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就要搞垮资产阶级那是托派的主张。’”
如何妥善地处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经过周恩来、陈云等研究并经中央同意，制定了在“五反”运动中对私营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即对工商户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并规定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两类要控制在工商户总数的5％左右，最后处理也是很宽大的。据当时的统计，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八大城市，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户数共42.6万多户，划为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只有1.2万多户，占总户数的2.9％，大大低于5％的控制数；八大城市的工商户违法所得14万多亿元（旧币，下同），而退补罚款仅追回6.2万亿元，约占应追回的45％。当然，个别地方也难免有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出现斗争过火、补罚过重的情况。杨尚昆说：“像荣毅仁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划？根据上海市委的意见应划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的报告以后说划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这面旗帜一树，就把工商户中的绝大多数重新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运动后期,部分工商户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一些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还一度出现了市场停滞、交易清淡、物资积压等现象。这一方面使有的工商业者对前途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广大干部群众过多地看重私营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在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也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情绪，怕说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丧失立场。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则认为，“五反”整了资本家，这下子社会主义快了。
“五反”运动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1953年夏，李维汉在他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就是拿着写在这份报告的未定稿上的提纲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是这样估计的：“现在，全国私营银行除个别外，已经合并为一个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银行完全可以控制；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总值较之1949年增加5.8倍，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包销、收购等约占全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纽带，国营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主要部分，从而控制了这部分商品的流通。在国营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外，正在发展着的合作社商业，也日益增多地抵制和限制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增强着国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地受到控制、削弱和割裂，而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则日益扩大和加强起来。”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长178.6％，农业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城市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中互助合作运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当时，在我国农村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怀着极高的政治热情踊跃参军、支前，农村劳力、牲畜极端缺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发展很快，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做一件大事去做”。到1952年底，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还试办了3600多个农业合作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则明确规定，到1957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