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学院上的管理学，最后有个作业，我跟一个搭档吵架，写下各自对矛盾的理解，然后交换文档。当我站在他的立场来看问题，意识到我的沟通能力好差，我说出的话导致很多歧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很愚蠢的原因吧。因为他们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或者说我的表达能力不好。只有跟我相似的人才能理解我，因此我的朋友数目很有限。
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业上，而不是卡尔。奇怪的是，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爱我，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成熟。我太忙了，没时间去想，我是否爱他，反正觉得跟他没有未来。但我不怕接受他的好意了，既然他愿意给，我就接受。世事就是这么奇妙，当你不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就会给你这样东西。当你照顾好你自己的时候，人们都拢来了。当你需要人们拢来照顾你的时候，人们都远离你。也许，我也长大了，对于变化能很平静地接受，学会了顺其自然，而不是力挽狂澜。现在的我，越来越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知道哪些是梦想哪些是现实。前不久还跟身在欧洲的叙霓聊天了，告诉他，我现在比以前更快乐，因为更了解自己，不再是没心没肺的快乐，有了平静和深度。
新学期开始了，我不喜欢，因为意味着我变老了。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人会成长。要成立博士答辩委员会了，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能力、跟教授的契合度、资金。于是我脑海里逐一回顾每个教授并分析跟他们合作的优缺点。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可你又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是最可怕的，比任何明显的问题更可怕。在美国有很多体面的人，不会做不体面的事，但会让外来人满脸疑惑地被玩弄或遗弃。
没想到找委员会成员，是这么头疼的事情。首先，我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能力不足以独立做研究。不然的话，我可以跟着开明的教授，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找那种狭隘的教授，我就必须服于管制，做他的研究。而我又是有想法的人，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往往力不从心。其次，教授们特别能装逼，似乎不忙就体现不出他成功。痛快点答应不行吗？能耽误你多少时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了正确解读教授们各种体面的表达，我还得请教各位学长学姐以及其他同学。他们说的都在理，可是最终还是要我自己作决定。招我进来的教授都不怎么来学校，已经半退休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跟她的联系也不紧密，现在换导师似乎也找不到特别适合的。有时觉得教授们都是差不多的，都期待高回报。即使刚开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的立场类似，角色一样。因此也不必想太多，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其实他们不会伪装什么，不屑于在学生们面前伪装。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帮助你，是很明显的事。
唯一让我感到踏实的是工程学院的瑞斯教授。去年我就在计划寻找委员会成员了，想学一些跟规划相关的经济学的知识，于是找到了瑞斯教授的网页，看起来不错。就给他打电话了，说想要他加入我的委员会。他回电话说，他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狭窄，但是愿意尽力帮我，要求是我要上他的课，这样比较有点基础。我觉得这个教授很朴实，回答干脆，要求明确，对自己的定位也很谦卑。其他教授很难找到人，他们非常忙，即使找到了，仿佛也没有看我的邮件。从我们系一个教授那里了解到，跟教授约见面的正确方式是：应该是先发两次邮件，隔两天没回复再打电话，还不成功再隔两天，最后去办公室找。问题是教授们来学校的时间本来就有限，不是每天都来，更不是整天在办公室。按照这种概率趋势，一个月能见到一个教授，单是约见教授就得一个学期，还别说组成委员会了。原来我们系是全校最厉害的呢，系里的教授比工程学院的忙太多。要不然，怎么瑞斯教授就有时间及时回复，及时安排？其实我们系应该是装逼第一，学术比工程学院差远了。
我每天除了工作学习，就是跟卡尔去健身房或餐厅，与世隔绝了。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中国教授家的聚会，终于可以跟卡尔以外的人说话了。感觉吸收到不少营养，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吸收营养的机会。跟有想法的人谈话是这么有趣的事。我真应该回到现实中，过自己的生活。跟卡尔在一起像是生活在笼子里的鸟，没有危险，也没有接地气的生活。难道我真的必须伤害他，才能过自己的生活吗？
卡尔有健身的习惯，每周至少三次健身房，他甚至把器械搬到家里，因为健身房里人太多，还多汗。最近我也开始运动了，一个星期游泳三次，跑步两次，身心感觉舒服多了，不那么偏激了。有一次，卡尔来我这里说话声音沙哑，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昨天切尔斯足球队赢了。我忍住笑：这跟你嗓子哑了有什么关系？他说他喊了十分钟。我说：人家给你一分钱了吗？警察怎么没抓你？他的世界总是无忧无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