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孟子》
拥有真理，合乎正义的就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违背真理、非正义的就很少得到帮助。它告诉我们，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孟子到齐国，不仅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识和主张，同时也是极力想找一个能重用自己、施展自己抱负的地方。然而，齐国的现实令他深感遗憾。孟子主张为政者应选贤举能，任用有德行的人执政。但是，齐国统治者却不能礼贤下士，选用有德行的人任政。孟子主张爱惜民力，薄征轻赋，给老百姓更多的休养生息的余地，使老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但是，齐国统治者却横征暴敛，贪婪地压榨老百姓，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主张在和邻国的关系上，当本着道义的原则，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但是，齐国统治者却不断发动战争，施行兼并和征伐。孟子看到所有一切都与自己的学说、主张背道而驰，认定齐国并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终于离开齐国另觅他途了。
孟子认为，战争的胜利有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人和”是决定性的条件。他认为，统一中国也主要是靠老百姓的拥护而不是靠战争。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蹊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就是说，老百姓不是可以用政治的区域限制的；国家不是可以用地理上的险要保护的；世界不是可以用军备吓倒的。主要是看统治者是“多助”或“寡助”。得到老百姓拥护是“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受到老百姓反对是“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统治者怎样可以得到多助呢？就要“得道”，“得道多助”，这个“道”就是孟子所说的“王道”。法家的道，他称为“霸道”。他很蔑视管仲。他的一个学生问他：如果他在齐国当了卿相，掌了政权，他是否可以做出像管仲、晏婴那样的事业来呢？孟子大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把我比作管仲呢？管仲得到齐桓公那样的信任，可是他的功业是那样的微小，你怎么能用他来比我呢？”他蔑视管仲，具有蔑视当时法家的意义。他又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的这一句话显然是跟《论语》不合。照《论语》所记载的，孔丘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丘称赞管仲的大功，孟子却认为管仲的功业很微小。
孟子和孔丘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因为孔丘和孟子所处的时代不同。在孔丘的时代，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两个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孟子的时代，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斗争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