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攻坚战
1948年10月13日23时前，锦州外围之敌被解放军全部肃清。敌人全部龟缩在小凌河以东、女儿河以北、紫荆山以西的新老城区。
决定锦州命运的一个重要时刻来到了，10月14日9时30分，锦州攻坚战总攻打响。随着3发红信号弹划破锦城上空，炮兵纵队和各纵队的炮兵，近千门大口径火炮突然开火。顿时锦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城内硝烟弥漫，炮火炸红了半边天。这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首次在东北战场上，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如此大量密集的猛烈炮火。炮火持续了80分钟，锦州城墙和守军工事被解放军严重破坏，很快在一些地段上打开缺口，有效压制了敌人火力。
二十七团一营一连的勇士们，像一把尖刀，猛虎般地从七师、八师的左侧突破口插入纵深，向城内发起猛攻。当进到万年街时，遭到神社、师范学校（现一高中的位置）、伪省政府三面火力阻击，其中师范学校的火力最为猛烈。十几名战士眼看着倒了下去，一连进攻严重受阻，一连连长李玉春（后为锦州军分区副司令）指挥掩护，对敌发起攻击，三排八班廖文祥战斗小组迅速迂回到敌人后侧。他们连续射击投弹，翻墙入院，用手榴弹打掉院内的核心母堡，俘敌一个排，余敌向铁路方向逃窜。
一营一连乘胜攻击前进，在地下党员马云飞同志带领下，灵活机智地避开街道，翻墙过院，绕过敌火力点，神速向铁路以南猛插，半小时前进五华里，当他们沿正大街向水塔东北侧直插时，遇到敌人三辆坦克射击，两名战士见状一跃而起，抱起马云飞滚向路沟，一名战士负了伤。这时一连战士陈德拿起爆破筒左突右闪机智接近坦克。敌坦克疯狂扫射，又有几名战士倒了下去。陈德胸中燃烧着怒火，迅速拉着手中的爆破筒，一跃而起，把爆破筒插进坦克履带。向前疾进的坦克因单侧受阻，猛然扭转方向，把来不及躲闪的陈德同志一下被碾在坦克车的下面。随着一声巨响，敌坦克被炸瘫了，陈德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剩下两辆敌坦克狼狈地逃窜而去。
一连在马云飞向导的带领下，进到铁路水塔附近时，又遭到一座半地下大碉堡的疯狂阻击，它以小红楼和周围一片小碉堡为依托，形成杀伤力很强的火力网，其中以半地下的大母堡火力最为猖狂。
一连八班战斗小组长共产党员廖文祥在连长李玉春的指挥下，从侧后接近小红楼，首先以手榴弹消灭了小红楼内的敌人，然后在机枪的掩护下，解决了4个小碉堡。这时大母堡的火力越来越猛，李玉春连长连续组织突击队三排几次爆破均未成功，突击队三排伤亡较大，排长牺牲了，七班、八班只剩下三个人。眼看一个个战士倒下了，马云飞心急如火，他推开身边保护他的战士，抱起炸药包向前冲去。大母堡喷射的火舌射向马云飞。当他冲到一根电线杆附近时，突然身子一斜中弹倒下，为锦州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在马云飞英雄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英勇地连续爆破，终于炸掉了大母堡，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
战后，王德生和战友们才知道马云飞是中共锦州地下党、铁路列车区党支部书记。中共辽西省委为了纪念马云飞，将市内原来的教仁街命名为云飞街，以表达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士英街，也是以二纵队炸碉堡英雄梁士英烈士来命名的。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会永远怀念他们。
一营一连沿浪速街、银座街穿墙过院，向白云公园和锦州市场进发时，后翼部队遭到辽西行署敌人截击。团卫生队在一营的后卫被敌人截住，一时间前后左右四面受敌。他们中一个卫生班，一个工兵班，二十几人没有什么合适的战斗武器。医生们都是手枪和药包子，王德生是卫生队的通信员，带着一支三八式马枪、两枚手榴弹，就是主力，工兵班长有一支冲锋枪，副班长也不过只有一支枪和两枚手榴弹。
大概在今正大派出所附近，王德生和工兵班副班长把守东道口，工兵班长守在西道口，卫生队长董传信和管理员顾玉田进行思想动员，让大家沉着勇敢，“坚决守住阵地，誓死不投降。”王德生当时就表了决心，坚守阵地，誓死不投降，和敌人拼到底。一直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10月15日2时左右，二营五连从北面打过来，王德生他们才解围跟进。一连在连长李玉春的率领下，前进到白云公园附近时，发现敌一个营的榴弹炮阵地，正在向解放军后续部队疯狂射击。一连迅猛迂回到敌侧后方，在三连的配合下，采取偷袭手段，一举全歼敌炮兵营，缴获“一○五”榴弹炮12门。
作战31小时歼敌10余万。战斗中，广大官兵一路血战，奋勇拼杀，连续攻坚，猛冲猛打，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战后，二十七团一营被纵队命名为“锦州尖刀营”称号，二十七团一营一连被师授予“解放锦州尖刀连”。
10月15日11时30分，处于今锦州新城区范围的敌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18时，老城区敌两个师被兄弟部队歼灭。至此，经过31个小时的连续作战，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虏了东北剿共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国民党辽西行署主任贺奎，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等高级指挥官。
共产党的“大特务”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这就是李克农。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
李克农，又名漫梓，其他曾用名和化名极多，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小康家庭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上安徽公学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当地学生领袖。北伐战争洪流中，他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克农在上海与同乡好友、著名艺术家阿英一起在春野书店做文化工作，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冬，周恩来让他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敌特内部。
李克农经钱壮飞介绍结识了敌特头子徐恩曾，很快成了“朋友”，被委任为上海方面的情报组织负责人。于是，他挂着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钱壮飞从南京向李克农告警。李克农协助中央迅速转移，他本人也转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并在瑞金和长征途中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如遵义会议期间，他就始终在会场外指挥警卫。
红军到陕北后，李克农负责东北军工作，为促成西安事变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战前期，他随周恩来到国统区工作，与昔日的“老朋友”徐恩曾和戴笠等特务斗智斗勇，建立了许多秘密情报网。1941年4月，他“千里走单骑”，历尽艰险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请他一家吃饭，席间还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克农作为共产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根据中国特色制定了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共产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但照搬其肃反模式也曾在红军时期造成过严重恶果。李克农于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当年共产党员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国民党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且艰苦奋斗环境为特务分子所无法忍受。
当年，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李克农威名远扬，尤其使叛徒特务望而生畏。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位居第三的领导人张国焘叛变跑到汉口，突然被李克农在车站截住，他身边的两个特务竟吓得转身便逃，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无法再与张国焘接触。最后，毛泽东以“捆绑不成夫妻”的态度让张自便，李克农才放过了他。
李克农长年在国民党区域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整特务”的妙计。有一天，他走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叫车。他又胖又重，上车后故意挑最难行的路走，把那个假“车夫”累得大汗淋漓，最终倒地不起连连告饶。
他作为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秘书长，在翠明庄招待所看见男女“服务员”们总盯着走廊和垃圾箱，便设计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让大家写下故意遗失。后来得知，军统特务安排人绞尽脑汁对其研究，白耗费许多力气才知道上当。
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多次策划绑架和暗害李克农，他却不顾生死一再进入国统区。1946年，李克农在北平工作8个月，就发展了战区少将处长、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等多名高官为情报人员。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剑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十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扶持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撤离延安
1947年2月18日，蒋介石派胡宗南部队从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气势汹汹的胡宗南计划一直要攻到中共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延安。孤注一掷的蒋介石于2月底亲自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安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
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留给骄狂自大的胡宗南一座空城。
撤退前，周恩来做了周密的部署，他还亲自到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检查各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情况。直到3月18日下午，敌人越来越近了，仍在办公室办公的毛泽东都能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枪声。周恩来与毛泽东从容地在窑洞中吃了晚饭，才最后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历程。
战争，不仅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国民党军始终摸不清楚中共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一支名为昆仑支队的短小精悍队伍，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毛泽东则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4月12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在这个秘密的小山村里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的战果，军民斗志昂扬。不久前还因占了几座空城而自鸣得意的胡宗南，这时却损兵折将两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军既疲劳又缺粮，仍疲于奔命。而解放军却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去了。
在将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吸引、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又谋划其他解放区的反攻问题。此后，从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传来捷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次提出一年前产生的“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战略构想。
早在1946年6月18日，还在南京的周恩来曾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趋势下，向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一“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战略设想，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只是当时时机尚未成熟。一年以后的1947年夏天，时机终于到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终于作出了“强兵南下，突破中原”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