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强索台湾，中国只能将其割让给对方。从此，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之久。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前哨站。这五十年日本的治理，将刚刚踏入近代的清领台湾，发展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在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发展，使台湾进入了现代。日本治理台湾的时间长度，只有清代治理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烙印，却是非常深刻。
清治台湾时期，文化土壤并不丰厚
回头看看，清领的两百年，清政府是从郑氏政权手上，接下了台湾岛屿。郑氏来台，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于海外；孤臣孽子，其志可佩，其情可哀。在郑氏时代，台湾毋宁说是汉文化最后的据点。因此，郑氏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物，在文化上心有归属。郑氏败亡以后，清朝治理台湾，官员将来台服务视为畏途，不愿久留。一拨一拨的移民进入台湾，从南到北，将台湾转化为一个闽、粤两系汉人的垦拓地区。在两百多年中，三次重大的民变——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都标榜着“反清复明”，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抗清的努力屡次失败，清廷更有意消除他们对汉文化的依恋。
另一方面，如上一讲所述，族群分裂，泉州、漳州和客家彼此斗争，都想夺取最好的土地。在彼此竞争之中，更高一层的文化归属感，退让给追逐现实利益的族群分类意识。
两百年来，台湾的社会是类似封建式的阶层化结构：垦首和垦户的大地主是一个阶层，“罗汉脚”雇农和佃农是另外一个阶层。站在优势地位的地主和大商人，其实并没有发展为中国大陆上的缙绅士大夫。这些地主生活优裕、富有钱财，可以用自己的金钱换取官位，也可以组织自己领导的群众作为武装力量，在大陆建立军功。无论文武哪一途，他们都是以财富换取社会地位，并不是以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台湾孤悬海外，在清朝末期实行新教育以前，地方教育都是由士绅们自己办理的。台湾上层阶层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做到尽其经济实力的地步。在社会事业方面，也没有像大陆内地的地方领袖，经办养老济贫等社会工作。
台湾大部分的群众，本来在福建和广东就是贫而无助的“罗汉脚”，或是低收入的群众。他们迁移到台湾，带来的文化遗产并不丰厚。台湾的上、下阶层，在文化的发展上，并没有作过十分的努力；剩下来的，就只有在民俗宗教和戏剧歌曲方面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底子，通过信仰的仪式、戏曲和说故事，传递于民间。这样的文化土壤，不会十分丰厚。再加上族群之间的分类斗争长期存在，分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又是基于现实利益，往往超越了，也分散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国族的认同。
日据台湾，官民的短暂抵抗
日本占领台湾，台湾的官民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抵抗，他们一度建立了台湾共和国，但时间并不长久。许多富豪内渡大陆，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之辈，也都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台湾原本单薄的上层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尽。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不过，至少在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甲午割台，乙未抗战（又称台日战争，日本称为台湾讨伐或征台之役，是台湾军民为捍卫“台湾民主国”，而日军依《马关条约》为取得台湾所爆发的战争。），台湾的民众，至少死亡了五六万，而日本军队也折损不下万人。除了正式抵抗以外，还有许多日本警察以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分子。如后藤新平（（1857-1929）
甲午战争后任台湾民政长官、代行台湾总督。因其对中国台湾及东北的野蛮统治，可以称得上是日本侵华罪魁之一。），这个为人熟知的人物，就在1898年制定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初占台湾时候，有许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个疫疠流行的热带岛屿，不是日本人能够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议，何不把台湾卖给西方国家，赚一笔现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认为，应当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为日本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后藤新平这一批人，就是执行第二种选择的人物，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为日本供给米粮、食糖、果蔬、建筑木材，还有硫黄和樟脑的殖民地。日本本国的农夫遂从农田释放，转化为日本建设的大军，提供了日本工业化需要的大量劳力。因此，台湾岛的建设从殖民地的功能而论，对日本在明治以后，大正（日本大正天皇年号（1912-1926）。）时代晋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1896年，即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给日本后的第二年，日军搜捕台湾抗日义军。
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
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虽然有刘铭传留下的一些基础，可是，在这一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人发挥的努力，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榨制食糖，行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
日据时期，台湾明治制糖工厂（在今台南县隆田车站附近）。
台湾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后山（台湾东部昔日称为“后山”。），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
推行“国民教育”，移植西方文化
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要接受六年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即台北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在国内及其殖民地设立了九所帝国大学，分别位于日本东京、京都、东北（仙台）、九州（福冈）、北海道（札幌）、大阪、名古屋，韩国京城（现首尔）和中国台北。台北帝大是1945年改制的台湾大学（台大）的前身。）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
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于台湾，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基本上有法可据，而且不任意仗势欺人。
这许多建设，都是在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的。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相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统治，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台湾的文化发展，就是经由这一途径，在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从日本间接引进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1940年，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的实验教学。日本在台湾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
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
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公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不仅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而且台湾民间也没有真正的选举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的，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佩戴的徽章，表彰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一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台湾地方领导阶层的拥护。
可是，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求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殖民当局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贡献，然而，对它外围的农村而言，它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交通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那里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还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企业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