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川喝了口茶，便开始说道：“有关于你太爷爷，也就是‘春风先生’顾江南的资料，我们掌握的非常详尽。因为他的特殊遭遇，当时的国、共两党情报机构、日军的情报机关，甚至德国、苏联的情报部门，都为他专门设立了秘密档案。”
孙川刚上来这两句话，便把顾寻说得脑袋里直发蒙，心想：“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敢情毛病根子果然出在太爷爷身上！我的太爷爷哟，您老人家到底是个甚么人呐？居然能惹得五大情报机构给您设秘档？”
孙川接着道：“顾江南，表字春风，生于一九零八年。因为他本人的医术高明，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创见，医治某些疑难杂症时，往往效验如神。故而在民国时期，他的名声很大。那时的上层社会中，人们更习惯于用表字，作为朋友、平辈间的称呼。所以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春风先生’。
由于医术精湛，他与当时的许多达官显贵都有过往来。时任民国监察院院长、有‘民国草圣’之称的于右任老先生，就曾特地手书一副对联：‘春风妙手回天地，江南尽日显生机。’派人专程送到天津，表示对他高明医术的赞誉。
本来依照他的人生轨迹，不大可能与这支洞箫产生交集。但世事之变幻莫测，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孙川说到这里稍顿，看了顾寻一眼，这才接着道：“根据当年军统的前身，党务调查处二处的调查记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当日上午十时三十九分，你太奶奶和她父亲接到了庆龄先生的电报，当即决定赶赴上海为鲁迅先生送葬。当日下午十五时许，她们二人启程出发，春风先生留在天津的医院，维持医院正常运转。
两日后，也就是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春风先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时任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将军，派卫士长送了个疯子来。要求春风先生‘秘密治疗，切勿走漏消息。’
那人明显是被活生生吓疯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会无意义地嘶吼。春风先生为他治疗了三天，尝试了各种疗法，他却始终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无奈之下，春风先生只得改用催眠疗法，希望能了解到一些病人的身份信息，没想到这一催眠，竟然发现疯子是个日本人。
好在春风先生精通七国语言，其中就包括日语。他断断续续听了两天的梦中呓语，才勉强搞明白。
这个吓疯了的日本人，原名织田竹治郎，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刘思竹，字念荪。表面身份是从东北来内地作生意的客商，真实身份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外派情报人员。还有另一重身份，是日本特务机构‘菊机关’的华北行动课副课长。
此人身负一项秘密使命，到这里时，他已语焉不详。反复催眠套问后，拼凑出的大意是：德国党卫军首领、盖世太保总管海因里希·希姆莱，致电东京高层。德国党卫军计划在民国境内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行动。满铁株式会社素以对东北的各项情报调查详尽著称。希姆莱希望盟国予以协助，在党卫军行动前，由满铁派出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在民国境内为德国搜集行动相关的线索及背景资料。
织田竹治郎就是这一使命的具体执行者之一，但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不知遭遇了甚么恐怖事件，竟然吓疯了。以致被二十九军发现，送来就医。
到此为止就没法再往下问了，哪怕是在梦里，任何涉及到任务具体情况的只言片语，都会让织田竹治郎陷入彻底的崩溃。
已经了解到的部分，足以令春风先生焦虑不安。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无论他们的行动目的何在，对当时我们那个任人鱼肉的国家来说，都绝不会是好事。
令春风先生感到有问题的，还包括二十九军的人，把这个疯子送来的时候神神秘秘，可人丢到医院后，就彻底不闻不问了。到了十月二十七日，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将已掌握的情况提醒军队，尽快对此事展开调查。
他当天赶往二十九军军部，没想到告知来意后，平素以热情豪爽著称的宋哲元将军，居然称病不见。这个借口实在找得很绝，因为宋哲元自幼习武、久经战阵，身怀多处暗伤。他只要人在天津，有病从来都是找春风先生看的。
卫士长出面接待，话说得很客气，可就是不提此事该如何处理。反而云山雾罩地说些甚么：‘非常时期，我等行事皆须三思而行，不可孟浪。’‘宋主席一身担着天大的干系，我等须尽力分担才是。’‘国家积弱，负责任之人有时委屈求全，也是无奈之举。’……等等。听得春风先生一头雾水。
到了临别时，卫士长特意打着哈哈隐晦道：‘都说先生是春风圣手，治不好的病人恐怕不多。要是教我这等粗人当医生，说不定治不好病，反倒把人治死了。眼下这种局势，要是死个日本人，麻烦可就大了。要是死上个把难民，那谁也说不出甚么，是吧？哈哈，您瞧，我说我是个粗人嘛，说个笑话都说得不伦不类的。哈哈，春风先生您可千万别在意。’
春风先生听罢，这才恍然大悟：‘宋哲元这是为保地盘，又打算跟日本人和谈了。那么这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疯间谍，就成了既抓不得、又放不得的烫手山芋。卫士长这是在暗示他将此人治死，当做难民偷偷处理掉。’想明白了其中的缘故，他忍不住怒气勃发，拂袖而去。”
孙川讲到这里，随口解释道：“当时的华北地区，军事、政治形式异常复杂。首先，距离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只剩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此时的日军图谋华北甚急，各种小动作接连不断。
其次，国民政府蒋介石一方面忍辱求安，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缓解与日方的各种冲突，打消日军向华北渗透的企图；另一方面，又对军阀倾向日渐严重的宋哲元不满，不断向华北增派军政人员，希望借防备日军之名，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
而此时的昔日抗日英豪宋哲元，也早已随着权势地位的提高，变得面目全非。当年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曾把二十九军的抗日美名传遍华夏大地。但彼时的殊死抗争，是因为没有地盘；一朝当上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立刻变身为对日和谈的积极实践者。力图达到在日方和民国中央政府的夹缝中左右逢源的目的。
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春风先生将自己的发现通报给政府和军队，并期望他们能查清日本疯间谍事件，显然是缘木求鱼。尽管作为民国名医，他也拥有一些所谓的‘上层关系’。但听说涉及到日本人，那些关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结果，他的种种努力不但没起到丝毫效果，反而引起了秘密组织‘力行社’的注意。一九三六年时‘力行社’的负责人，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军统特工王’戴笠。
戴笠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件事，是因为‘力行社’安插在河北省的耳目，呈送的一份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河北沧州一户民宅遭夜贼入室行窃。三名夜贼无故二死一疯，死者未见显著伤痕。疯者呓语中偶有发音似日本语，故被送交当地驻军，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处。这个疯者就是织田竹治郎。
这件事当时并未引起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重视，直到十月中旬，再次有两名夜贼，死在那户民宅的祠堂外。两人尽管皆作中国人打扮，但其中一人身藏的家人合照，显示其实为日本军人。吉星文这才觉得蹊跷，派人把疯者和尸体送交军长宋哲元处。
那户两次被日本人光顾的人家，其祖上为乾隆年间青帮‘文’字辈祖师，后人虽早已不在帮，但祠堂中还供有祖先的两件遗物：一支洞箫和一块青帮早年的令牌。
当地的‘力行社’耳目将此事上报，戴笠接报后产生了误判，他想起日本关东军，曾组织东三省的青帮头目赴日访问，宣传所谓‘日满提携’。于是判断日本人此次，是想利用青帮祖师遗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既然日本人的目的，是那两件青帮祖师遗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釜底抽薪，让他们找不到东西在哪儿就是了。
戴笠将此事交给了当时名义上的青帮总龙头杜月笙，让其自行处理。可杜月笙那时正忙于扩大‘恒社’在上海滩的势力，对此事不甚重视。但碍于戴笠的面子，便派了四名‘觉’字辈弟子到沧州，护送祖师遗物前往上海。
这四名青帮弟子和祖师遗物最终未能到达上海。其中两名弟子死在河北沧州，另一名死在山东德州，最后一名死在安徽合肥。事后查明，与他们同时死亡的还有六名日本间谍。
‘力行社’关于这些事件的线索不多，唯一的活口就是疯了的织田竹治郎。但这个活口已疯到精神彻底崩溃，所以有等于没有。既然这样，不如装作不知道，就让宋哲元自己去处理这个烂尾巴最好。
谁知宋哲元竟把这疯子送去就医，而春风先生居然真的掏出了点情报。疯子的真实身份一搞清，不但宋哲元生怕沾边，连戴笠都觉得很麻烦。于是戴笠给‘力行社’在天津的人员下令：‘对春风先生和那个日本疯间谍，不得接触、严密监控、随时汇报行踪。’
其实对春风先生来说，当时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按宋哲元卫士长的话去做。然后装作甚么事都没发生过，蒙头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从他日后的遭遇来看，显然是他内心对家国的关切战胜了怯懦。
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给你太奶奶留下了一封信后，春风先生带同那名日本疯间谍，启程前往河北沧州。忽然作出这样的决定，想必是他又从那个日本疯间谍口中，挖出了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