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以后，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0月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讨论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轨道上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面对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年夏秋，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在这两次会议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
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盲目冒进倾向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决议（草案）》还提出了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首次肯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该《决议（草案）》还对农业互助合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高岗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个报告起草的中共中央通报中指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并且提议，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其3个附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12月15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级党委内部试行。毛泽东为印发决议写了一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其后，以建立互助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3600余个。
8—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下达后，各地干部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做斗争的信心提高了，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会议强调，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仍需加强。
秋冬，在农村进行了整党。整党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明确农村中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老解放区，农村整党还同时批判了在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到1952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全国总户数的40％，并成立了36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即高级社）。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急躁冒进的情绪也逐渐暴露出来了。进入1952年冬季以后，这种趋向更为严重，形成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一次"小冒进"。
这次急躁冒进的具体表现为：在新区和互助运动基础较差的地区主要是，打击单干农民，强迫编组，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法。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以后，就盲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把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做法搬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在互助组内强调满足贫雇农的利益，而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损害了在新区农村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老区和组织起来的面比较广的地区，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是，轻视初级互助组，提倡土地耕畜农具公有，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违反中央所指示的有控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而贪多贪大；在组内社内的经营管理方法上标新立异，越复杂越好，越"社会化"越好；在入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问题上，忽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特点，而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要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过多过急地扩大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有的甚至采取共同消费的制度等等。农民群众批评这些干部的做法是"步子跨的太大，两步当作一步走"；形容某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摊子大，底子空，债务多，产量高，分红少"。个别地方因而发生一冬无人拾粪，无人搞副业生产，而出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这些急躁冒进的倾向引起了农村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各地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从1953年3月起，即采取多种措施，坚决纠正这种偏向，从3月8日到19日，连续发出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以及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等4个文件。3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和社论分析了冒进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冒进造成的危害，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方针。具体内容和做法是：（1）关于农业增产的5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5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都嫌过高。在互助合作方面，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中央要求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压缩原定数字。（2）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的急躁冒进倾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不要忘记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经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春耕生产工作，是极端有害的。（3）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4）在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加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并再次强调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必须避免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5）急于在农村中取消雇佣自由、借贷自由与贸易自由，企图完全排除富农发展的可能性，这在今天对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4月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的是过高地估计了合作社的性质，把它看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中央计划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实现全国合作化，所以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第一，互助合作运动既不同于过去的战争动员，也不同于过去的土地改革，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对抗方式。第二，互助合作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去逐步建立，不能一哄而起。
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各地对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工作进行了检查，产生偏差的地方进行了纠正偏差工作。由于中央政策明确、具体，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贯彻落实迅速得力，到1953年6月初急躁冒进倾向基本得到纠正。
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在我国，佛教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伊斯兰教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在许多地方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受到某些阶级斗争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为此，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各种全国性的宗教组织的恢复、健全和建立，并正确地贯彻了党的宗教政策。
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于北京广济寺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全国佛教界中的著名人士121人。他们当中有来自西藏拉萨的哲蚌寺、噶登寺，甘肃的拉卜椤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的百灵庙寺等著名寺院的活佛、堪布、格西、喇嘛和四川的峨眉山、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等名山古寺中的法师、僧、尼以及各地的著名居士等。代表中包括汉、藏、蒙、傣、维吾尔等民族成分。会议由喜饶嘉措大师致开幕词。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报告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工作的经过与筹备工作的经过，并提出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与任务的建议。
会议认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是协会的任务。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任秘书长。会议还选举常务理事和理事各18人和94人。该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最高机构为协会全国代表会议，会址设在北京。
伊斯兰教，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7世纪中叶传人中国，主要在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传布。1952年初，由伊斯兰教包尔汉、达浦生、马坚、庞士廉和张杰等知名人士发起筹建中国穆斯林的全国性伊斯兰教团体。
5月9日至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伊斯兰教中的著名人士111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兹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的成分。会议由达浦生大阿訇致开幕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包尔汉向大会报告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任务的建议；大会还邀请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到会作了关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报告。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伊斯兰教筹委会工作报告》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简章》。该会章程经1980年修订后，规定其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爱护祖国，团结各民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加强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维护世界和平；举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组织朝觐等。
大会选举包尔汉（维吾尔族）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会主任，杨静仁（回族）、马玉槐（回族）、达浦生（回族）、马震武（回族）、依明·马哈苏木（维吾尔族）为副主任。还选举了83名委员。该协会是中国穆斯林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最高机构为全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会址设在北京。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为了讨论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