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和统一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全国的货币，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发行的。旧人民币发行之始与各解放区的货币固定比价，同时流通。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各级银行逐步收回各地流通的冀南银行券、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北海银行券、华中银行券、西北农业银行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券和陕甘宁贸易公司券7种解放区的货币。从1949年3月起，原中原解放区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同时停发农民银行券，在中原解放区流通人民币。这样，建国前夕，全国各解放区的货币和银行已经逐步走上统一的道路。1950年6月15日全部收回流通在粤赣湘边区的南方银行券；1951年4月1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收兑东北及内蒙古地方流通券的命令；同年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新疆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限期以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虽然，新中国货币的统一过程基本完成，但是，旧币的发行只解决了全国货币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全国货币的稳定问题。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经济破坏严重，市场物价不稳，特别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当时货币票面额很大而单位价值很低。在计价流通过程中，常常以万元为单位，给经济工作带来不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民币的纸张质量不一，票券种类复杂，票面上说明文字多数只有汉文一种。新中国为了彻底清除通货膨胀的痕迹，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各种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国务院命令发行新币和收回旧币势在必行。
新币面额，主币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5种，辅币分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等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新旧币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因为当时国内黄金、银元和外汇价格，与抗日战争前相比，约上涨8000倍至1万倍左右；因为旧币实际上是以一万元为主，相等于新币的一元券。国务院命令自新币发行之日起，凡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货币收付、交易计价、契约、合同、单据、凭证、帐簿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所有在新币发行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国家公债在内，亦自同一日起按法定比率折合新币计算和清偿。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收回。凡有旧币者，自发行之日起，均可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代理兑换机构，按法定比率兑换新币。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就其性质来说，只是改变货币的票面面额，改变价格标准量，提高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整顿货币流通，而不是收缩市场货币流通量，更不是以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来代替过去的人民币制度。因此，并没有影响市场物价和人民生活。相反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国家货币制度进一步稳定和健全的现象。由于新币具有计算方便、易于识别等优点，对简化核算、便于流通、扩大商品交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1955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内掀起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高潮。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充分强调了这一工作的意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指示》提出了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时的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指示》认为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过程中，关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指示》也说明了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应该说《指示》中规定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指示》又肯定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事情"。因此在实际批判中，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实行
"定产、定购、定销"的实行，是国家为纠正粮食购销工作中的失误，安定农民的情绪和发展农业生产所采取的保护政策。
夏季长江、淮河流域和河北省遭到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水灾，被淹耕地1613万公顷，成灾面积1131万公顷，受灾人口达6000万人。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当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未能如数完成。全国粮食产量，仅完成计划的94.2％；棉花仅完成计划的77.5％。
粮食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但当年的收购粮食计划并未削减。各地为保证完成任务，下达指标又有所加码。结果，1954年粮食收购了1036亿斤，完成原计划的110％。全国共计较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的粮食。同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由于任务重，时间短，一些干部为完成任务，采取了严重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在个别地区出现了绑人和挨家挨户称粮的行为。粮食收购中的失策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行为，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安，造成了农村中农民同党、政府、乡村干部之间、乡村干部同上级干部之间的紧张局面，给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安定农民的情绪，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5年3月3日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认为，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心中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收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口粮算的偏紧，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不足），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购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中央决定，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解决粮食购销中的问题。定产就是根据粮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状况，按照常年产量评定粮食产量，作为确定粮食购销任务的主要依据；定购，就是从定产的数量中扣除口粮、种籽、饲料等用粮以后，对剩下的余粮部分按80％至90％确定统购指标；定销，就是对缺粮地区和按国家计划不种植粮食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由国家确定粮食统销指标，保证供应。"三定"指标一般在每年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在正常年景下，不再变动，增产不增购。从1956年开始，国家又实行了粮食定购指标三年不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这次代表会议有三个方面的议程：一是讨论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二是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是讨论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了会议，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一百人在会议上发了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内容和陈云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建议中央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草案作必要的修正，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关于高、饶联盟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高岗反党活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949年起即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为目的进行阴谋活动。1953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鼓吹一种荒谬的"理论"，把中国共产党分成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所谓"白区的党"，说中共是军队创造的，并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党中央和政府都应按照他的计划改组，他自己现时应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七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以自杀来表示对党的最后的背叛。饶漱石是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他同高岗形成反党联盟，利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饶漱石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仍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