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伍秉鉴就不能不提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广东十三行”，你可以不知道伍秉鉴是谁，但不可以不知道十三行为何物。伍秉鉴之所以成为一代巨富，靠的就是十三行被准许的外贸专营权。
十三行这个一度被后人所忽视的商人群体，曾经在中国中西贸易舞台上扮演过非常活跃的角色——当大清国不得不向外面的世界推开禁闭已久的朱红大门的一丝门缝时，他们就成了掌管这道缝隙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清政府盲目排外的心态
当你随便打开一张清朝时的广州城区图，你会发现城里的街道鳞次栉比，唯有西关一带几乎是白茫茫的一片空地，但是如果你再找来一张近代绘制的广州街道详图，你却会惊讶地发现荔湾行政区的街道比其他任何区的街道都要密集，这里就是当年盛极一时的被描绘成“金山银海”的十三行，也就是诞生世界首富之地。在清朝年间，提起十三行，没有人不知道它的辉煌。
如今此地仍是繁华的贸易带，左边一律变成高耸的新建大厦，新中国、红遍天、大时代等，都是全国闻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批发量据说有三四千吨，装卸货物的车龙将这里堵得水泄不通，让你时速降低至1公里。
如今人们仍然可以从广州西关的同文路、怡和大街、宝顺大街、普源街、仁安街这些由洋行名改成的街名中，寻觅到当年十三行一度辉煌的历史痕迹。以潘、伍、卢、叶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十三行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前期的全盛时期，经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走向衰落，这一发展变化是以大清帝国对外态度的变化为政治背景的。
十三行兴起之时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虽说是盛世，与以往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却是无法相比的。唐朝对西方世界始终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虚心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不像大清朝这样目空一切、盲目排外。
与西方国家相比，此时的大清国在经济上更是一落千丈。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已有了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急速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渐渐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而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大清王朝还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外国，认为自己是版图最大、最古老、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实际上呢，连英国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不如，而且在统治者的意识中根本没有人权的观念。
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统治者总是以鄙夷的眼光看待高矮胖瘦、黄毛绿眼、鹰勾鼻的洋人，认为他们是低级人种，是缺少高级思维活动的“海外蛮夷”。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视觉。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肉白得晃眼，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
清政府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其他所有国家都是“蕞尔小国”，这种高傲自大的心态可以从十三行公堂上挂有的一幅名为“皇朝山海万国朝贡图”中一见分晓。地图上位于正中央的是大清帝国，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世界的二分之一，周围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西班牙、瑞士、英格兰等若干弹丸之国，地图两边配有一副对联：四海连天万国恭顺觐朝贡，九州动地皇恩浩荡赐贸易。
当时有一个英国人看了后，为纠正清政府的这种错误认识，打算送给乾隆帝一个地球仪，证实大清国只有巴掌般大，没想到却惹得龙颜大怒。
乾隆五十八年《内阁实录》记载的乾隆皇帝给英国王的敕谕，真实地反映了清朝政府的自大心理：“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盛，并不藉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试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
雍正帝对出国的商人和华侨也极为歧视，他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
清朝这种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心态导致他们轻视对外贸易，对外关系上重“名誉”而不计利益，标榜不与小邦争利。嘉庆十九年的上谕说：“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甚至领土亦“赏给”于“恭顺之邦”。英夷的“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
这种认识对后来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有着直接影响，一向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甚至断绝贸易往来，以迫使洋人“向化”“效顺”“驯服”。给洋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一方所给的是怜悯和施舍，另一方除了感激和服从之外不得他求”（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76页）。但大清朝还是需要朝贡贸易来显示“四海来朝，八方来仪”的气势，表明各藩夷对我天朝的尊重、景仰、臣服，满足皇帝及臣民的虚荣心。不要小看了这种虚荣，中国人一向重面子，万国来朝可以使皇帝及臣民得到极大的满足。
这种认识和心态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但也催生了十三行这一代官行事的特殊组织，即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一概都由十三行行商进行经管，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官员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性为孕育世界级首富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颁布“一口通商”上谕
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为限制对外贸易，也为了防止夷人寻衅滋事，颁布了一口通商的上谕，只开放广州一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其他沿海城市的出口货物都要汇聚广州一地，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运来的货物也都要凑到广州，通过十三行转发到内地。此举堪称清代外贸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动，从此，十三行独揽外贸持续了85年，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关于广州十三行命名的来由，《粤海关志》记述：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总之，广州十三行是作为广州具有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
为什么粤海关、广东行商有如此特殊地位，以至于乾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选择了在南国留下这样一块开放的特区呢？
首先，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有人说，广东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个试验场，是中国人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地方。因为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以广州为驿站，远涉东南亚、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可通有无。
广州早在秦汉之际，就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已是对外贸易、商贾取富的重要城市。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出土的银盒以及玛瑙、水晶等多种质料珠饰，有的是中亚或南亚的舶来品。梁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十多批。到了唐代贞观年间，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六条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航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其次，广州贸易自古以来是中国政府的理想财源。商业的茂盛、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变幻无穷的创新理念造就了近代广州在国内经济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它让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的领航者，并积累下了巨额财富。对于清廷来说，广州运来的白银和不断增长的财务报告，更能满足官员享受的需要。
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送交白银五万五千两的固定资金，每年更有24%的税银划归宫廷内务府，支持皇室财政的运转，简直可说是皇室的一个“小金库”。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多样化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多元经济，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赋予了广州人重商的传统，而商业活动更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之一，从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孕育了成熟的洋行制度和经商人才。乾隆皇帝很了解这一优势，他在给沿海总督的上谕中明确指出：“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靠洋船谋生，并不仅仅只有那十几家行商。”这些优势是其他口岸所无法企及的。
就这样广州十三行凭借着世界海运航线的开辟、西方世界对东方特产的热衷、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商人（有极高的风险）、作为清朝的唯一通商口岸等等有利条件，逐渐走向其历史的顶峰。
不知是伍秉鉴祖先有先知先觉，知道清政府会在广州这儿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举家迁到广州，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清政府恰好圈定伍家所在的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港口，这不能不说是有外在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清代行商制度的完善
清朝政府实行的行商制度不仅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外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对十三行行商本身有着直接的影响，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才能更好地了解行商的命运走向以及世界首富兴起衰落的过程。
清朝行商制度的内容包括承商制度、揽商制度、保商制度、总商制度，其各自的内涵如下：
一、承商制度
实行行商制度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商人来承充行商。《粤海关志》说：“盖商得其人，则市易平而夷情洽；商不得人，则逋负积而饷课亏。”而在清政府看来，只有招收忠于清政府、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具有官吏品格的商人，才是信实可靠的。这一规定，保证了清政府对对外贸易的控制。
此外，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例如，豪商潘致祥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脱离了洋行界。嘉庆十九年（1814年），官方认为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现在洋行疲敝之时，岂能任他置身事外，于是又被招来重操旧业。
清政府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承商制度，把富商巨贾吸收、网罗到封建商业垄断组织中来，以便将他们手中的商业利润纳入为封建王朝财政服务的轨道。
二、揽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规定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贸易由行商承揽，散商、铺商只可承揽皮靴、瓷器、牙雕等小宗货物。如果散商超越界限，则要受到严厉惩罚。
三、保商制度
保商制度包括为外国商人做保。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规定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要由担保行承担连坐责任，担保行承受不了就要其他洋行共同承担。
保商制度还包括行商互保。清代广州十三行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一家破产家家危，这在中国称为“连带互保制度”。它实际是中国传统的连坐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朝外贸体制中的翻版。
这样，保商制度中又衍生出行佣制度。行佣就是从行商的贸易额里面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所谓行佣，其实就是小金库，就是贪污基金。”
四、总商制度
为了统一贸易规程，加强对行商的驾驭，减少内部的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维护稳定的经营秩序，后来清政府正式在所有十三行商中成立垄断性的公行。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总商是行商的首领，一般由资本雄厚、居心公正的行商担任。
嘉庆十八年（1813年）正式批准“总商”的设置，“着照该监督所请，准于各洋商中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承揽西欧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先行报部存案”。
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允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公行成立后，以前行商之间那种互相倾轧的竞争很少再发生了。
从上述可知，十三行不仅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承商制度使富有行商无法免除这些政治职责；揽商制度保证了行商的一些垄断特权；保商制度旨在使行商互相监督共同清偿债务；总商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名分。这些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保证了行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催生了一大批行商巨富，一方面也为十三行和伍家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行商所承担的职能
十三行作为清政府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商，主要是“承销外商进口商品；代表外商缴纳关税；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是既有商业职能，又有政治、外交职能的特殊商行。
具体来说其职能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皇帝特许的官商，独揽外商洋船接待，代皇帝接受贡品，并垄断进出口贸易。
当一艘来自西方、满载货物的商船到达广州时，船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人与十三行中的某一商号进行联系。外国商船的大班(船长)、二班，可以住在“行”中，其余人员只能住在船上，不准上岸。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由“行”承办。然后十三行从船长那里收取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费用，所支付的费用中就是礼物；测量费，这是根据船的长度和宽度收取的；领港费；翻译的费用；给买办的费用，买办是唯一有权为船只和船员提供给养的人，再将这些费用转交给相应的官员。
当时的外国人对行商作了如下的描述：“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除了少数零星商品外，所有与外商交易的货物必须由“公行”议价，即使不需议价的瓷器贸易，也要从卖价中抽30％交纳“公行”。
行商利用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重了对外商的剥削，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