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杜兰特被催交的保证金又超过了他的现金数额，迫使他以自己所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作抵押。在1920年春天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之前，他那些股票的价值是9 000万美元。到感恩节的时候，就一钱不值了，他不得不再次向杜邦求援。
是什么驱使杜兰特再去玩这种傻瓜游戏，并且违背自己不干预摩根辛迪加努力的诺言的？是压力、冲动和到处奔波导致的失眠使他最终失去了理智，还是他父亲在华尔街失败的阴影转回来又控制住了他？他是否早就染上了赌瘾而不能自拔？还是他一贯的乐观主义使他坚信挫折只是暂时的，更大的成功和荣耀很快就会降临？
也许比他自己的动机更为神秘的事情是，他居然将赌博的事瞒了好几个月之久，直到情况坏到比1917年时还差。
比利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干的文字。不过他曾经与当时最著名、现在已经被忘却的汽车杂志的记者w.A.P.约翰作过一次独家谈话。杜兰特在谈话公开发表前阅读并且认可了约翰的初稿，这是约翰在文章中特意提到的。文章刊登在1923年1月的《汽车》杂志上，通篇都是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跟杜兰特本人的语气极其相似：明知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值，受他对于自己孕育和创办的公司的崇高信仰的驱使……而且在内心深处满怀对因为相信自己而投资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千上万名股东的感激之情，杜兰特出于自己的责任观，觉得应该想办法保护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不受宰割。当时的操纵者们在无情地践踏它，因为市场偏向于这类海盗做法。
因此，每当有大宗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出让时，深知它们的价值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盈利潜力的他，就悄悄地把它们都买了下来。
文章潜在的一个假定是，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在故意倾销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以损害其价格，迫使比利离开公司。后来的许多为比利辩护的人都归罪于想报复的摩根家族，但是并不能找到存在这种阴谋的确凿证据。
摩根财团的银行家和皮埃尔·杜邦都说不知道比利自己在买股票，直到他深陷困境而不得不告诉他们。
女儿马杰里比《汽车》杂志那篇文章还要激烈地为其父辩护。她将整个事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父亲这边是原则和忠诚，在父亲的敌人那边则是阴谋和复仇：
成千上万的人信赖他，在通用汽车公司投了资。他有时觉得那些职业股票交易人是在故意将股票的价格往下拉。他认为自己作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有责任保护公司的利益，保护那些信赖他因而将钱投到这个公司的股东们的利益。
不论杜兰特和摩根家族这两方都对对方做过什么，甚至当价格持续下跌、他个人的财务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比利还在买人股票。
W.A.P.约翰回忆道：
有一天——那是1920年7月27日——市场突然在抛售lO万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市场崩盘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到了21.5美元。杜兰特——不是在乎钱，而是考虑到成千上万信赖他的股东的利益——买下了那些股票。又来了许多，价格则更低，他也都买了下来。然后是越来越多的股票——价格越来越低，使他以前买下的那些越来越不值钱了。孤立无援、只手擎天的杜兰特微笑着，战斗着，在每股跌到12美元的时候还在买入，企图挽救通用汽车公司，保护那些10多年前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而帮助过他的人的利益。
跟利用记者作代言人的比利所不同的是，皮埃尔·杜邦在一封写给堂弟伊雷尼·杜邦（杜邦公司的总裁）的约2 500字的信中，仔细地记录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回忆。它详细解释了皮埃尔自己所说的话：他既不知道比利个人的股票投机买卖，也不知道摩根家族或者其他人有针对杜兰特的投机行为。
照皮埃尔的说法，比利、拉斯科布、皮埃尔和摩根财团合伙人德怀特·莫罗曾经在11月10日开过一个会。莫罗在会上质问大家，有没有谁违反跟摩根辛迪加的协议，在股市上购买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在信里，皮埃尔声言自己不知情：
我声明，就我所知而言，杜邦集团里没有任何人借过或者以其他方式运作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莫罗先生说，摩根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仍然持有所购买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并且无意出售。我不记得杜兰特先生作出过这样肯定的声明，但是他也没有暗示过自己借过或者在市场上以任何方式运作过这种股票。莫罗先生直截了当地问过杜兰特先生是否知道市场上有类似的行为，杜兰特先生回答说“不知道”。
第二天，杜兰特邀请拉斯科布和皮埃尔一起吃饭，期间告诉他们，银行家们想把他挤出通用汽车公司。皮埃尔在信中说，他当时跟杜兰特讲没有这回事；还说杜兰特提到自己十分担心“个人的账户”。拉斯科布坦率地问他欠了多少钱？比利回答（据皮埃尔的记述）说：“我得查查看。”
五天以后，拉斯科布和皮埃尔一起到杜兰特在纽约的办公室，查看欠债的数目到底是多少。难以置信的是，杜兰特居然让两人干等了好几个钟头，而最后拿出来的数字又让他们大吃一惊。据皮埃尔回忆：杜兰特先生那天非常忙，会见客人、接电话、出出进进的，所以虽然我们耐心地等了几个钟头，中间只吃了顿午饭，可是杜兰特先生直到下午4：00才告诉我们那个数字。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记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显示债务总额达到2 000万美元，全部在经纪人的账上，以大约1 300万股别人所有的股份和杜兰特先生自己数目不详的股份作的担保；还有1 419万美元是杜兰特估计自己欠银行和经纪人的，以他的300万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作的抵押，这里面当然不包括别人所有的那130万股。杜兰特先生说，他没有账本，因此没法讲具体的债务额到底是多少，也不知道其中自己的债务有多少，用别人的股票作担保而所负的债务又是多少。
比利就这样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他知道这次真是无路可逃了。
不过，皮埃尔和拉斯科布也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不揭发比利，那事情一旦公开的话，430多万股股票价值进一步下跌将摧毁通用汽车公司。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比利逐出。
杜邦家族和摩根财团联手组建了新的辛迪加，将杜兰特所欠银行和经纪人的债务全部还清。全部债务相加，其总数超过了3 0007Y美元。
杜兰特接受了现实，自己提出了从通用汽车公司辞职的要求。公司接受了他的请求，未作任何评论。当皮埃尔宣布辞职是杜兰特自己作出的决定时，所有的人都明白，杜兰特在董事会中的威信和影响一去不复返了，不论他曾经为通用汽车公司作出过多大的贡献。
W.A.P.约翰记述了杜兰特告别通用汽车公司的场面：1920年12月1日，他最后一次以总裁身份来到办公室。他的助手们噙着眼泪在工作。他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面带微笑。
他签署了几份文件，安排了几件事务，穿戴好了衣服和帽子。
“好了，”他说，没有丝毫的怨恨和遗憾，扫视了一下屋子，“5月1日通常是举国激动的日子，但我们似乎在12月1日特别激动。”
这就是曾经被称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灵魂”的比利最后的告别辞。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从来也没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
比利最后离开的时候，离他59岁生日只差一个星期，妻子凯瑟琳才32岁。他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比利的“孩子“待他不薄
比利辞职以后，皮埃尔·杜邦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和董事会主席的不二人选。因为杜邦一直急于改革，所以他根本顾不上把玩新的头衔。他很想告老还乡，所以只想作一个过渡性质的看守人，而且很快就将副总裁的职务交给了跟他性格最接近的阿尔弗雷德·斯隆。
皮埃尔很清楚，通用汽车公司的文化和特点深受其创始人比利·杜兰特个性的影响，他也知道，比利的魅力和天马行空的作风使其成了公司每个员工心目中的英雄。
同时，他还知道，自己的个性是退隐性质的：对公司里的人来说，他只有个名字而没有面孔。因此，新总裁的首要任务是，让大家认识他，同时使大家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稳定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正如官方历史所说：
对那些老员工来说，比利·杜兰特既是老板，又是朋友；；而对于上千名新员工来说，尽管他们没有亲眼见过比利，也早就听说过他。
几年以前他就给他们留下了神秘而传奇般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他是英雄，是超人，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也会像他那样去干。尤其令他们高兴的是，他在1915年从东部地区的银行家手中将通用汽车公司这个新娘子给偷走了。现在，他们开始抱怨公司又让那些不在场的所有者和东部地区的人控制住了，并对自己的工作和房屋是否还跟去年那样值钱感到忧虑。
就跟1910年时一样，比利·杜兰特这次也想办法帮助自己创办的企业恢复元气。他把原来跟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应该留下来，不要跳槽。有人说想跟他一起离开，无论他干什么，他们都想帮他干，比利回答说，他们留下来帮助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因为他现在所剩下的财产就只有公司的普通股份了。最后，他告诉大家，皮埃尔·杜邦和他的新管理集体都是“好人”，都只想着公司的利益。
比利应该感谢他的继任者。在杜邦和摩根辛迪加代他偿还了3 000多万美元的债务后，还允许他保有23万股通用汽车公司的普通股，这在1921年1月时市场总价值达300万美元。虽然跟后来向错误更严重、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更大的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金色降落伞”比较，这笔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寻常的。斯隆后来曾经说，通用汽车公司对比利已经够慷慨了，那些股份后来能升值到2 500万美元，如果比利至死都保有这些股份的话，他还能额外得到大约2700万美元的股息。
可惜的是，比利不能够保有它们。他还有其他的梦想要实现。
一个时代的终结
虽然比利一直回避对1920年的危机发表评论，但在通用汽车公司内外，对他在位期间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
但是，没有谁能够否认，预见并培育了通用汽车公司最初的前景的，只有比利·杜兰特一人。他以其坚忍不拔和锐意创新，独自打拼出通用汽车公司的一片新天地。斯隆对比利的如下评价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杜兰特先生是一个有重大缺点的伟大的人——他善于创造而不善于管理——在倒下之前，他先在马车业、后来在汽车业奋斗了四分之一世纪。
假如他当初想创办一个通用汽车公司而实际上却未能使它腾飞；或者如他那样未能保持自己在公司的统治地位，则都是美国工业史上的悲剧。
通用汽车公司官方的历史学家在提到比利这位创始人时，也是类似的评价：“他总是想做得最好，从来没有想过要应付最坏的情况。”
如果比利·杜兰特像亨利·福特一样度过了那段危机，通用汽车公司还能幸存下来吗？
杜邦、拉斯科布、斯隆以及所有其他的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在公司陷入危机之前，没有能够直接而公开地抵制杜兰特，是否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尽到对公司和股东应尽的责任呢？
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对那些崇拜（至少是尊重）杜兰特而不知道杜邦或斯隆为何人的员工来说，意味着什么？
比利的垮台除了表明明确、真诚而坦率的沟通的重要性以外，还使企业界充分认识到经济和消费者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预料。它还让人们意识到，对资本投资、现金周转和债务必须根据企业的计划和增长情况进行通盘管理。铁匠和梦想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管理者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 比利的事业仍有大起大落，但他的名字已然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使命无关了。在私营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前进的时候，皮埃尔·杜邦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开始将通用汽车公司这个松散的王国改造成为一台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变化、能够碾碎阻挡其前进的任何障碍和对手的机器。
创始人走了以后，通用汽车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改造成了所有其他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效仿的模式。按照这一模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哪个人的想法才是行动的指南和规则。业绩和效率要根据数据而非依直觉行事的委员会预先确立的目标来进行评估。那些没有完成目标的人要承担责任，其属下的员工有时也要尝到苦头，不管他们个人的表现如何。
自此，任何一款新的奥尔兹汽车（或者其他任何产品的变化）都将由管理层的共同决定来拍板，而不能由哪个人用电锯来决断。并购必须在仔细研究了投资的潜在收益后再实施，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只要展示迷住了比利，就要实施。个人应当并且被鼓励提出新的设想，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慎重研究，反复商量。自发性和冲动属于过去那个开拓者的时代，而不属于阿尔弗雷德·斯隆所定义的公司的时代。
斯隆还是“职业经理人”一词的发明者，他认为，领导层的所有关键成员都是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兢兢业业地为实现公司的目标而工作，不能为追求梦想或者任何个人的目标而冒险。无论是比利的“孩子”还是美国的企业界，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