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思想的变迁之谜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3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20岁后，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后从政。51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后带领学生周游齐、卫、陈、蔡、宋、楚等国，历时17年，因政见未被采用而返鲁。晚年致力教育。
可见，孔子的一生在政坛上是比较平庸的，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忠恕”之道。但“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为统治者维护宗法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
孔子首创私学，弟子相传先后有3000人，其中著名的70余人。在教学方法中他形成了一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学理念。他搜集周、鲁、宋、杞等故国的文献资料，整理编次成《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育学生的课本，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学派——儒家。这些使他在当时就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学生子贡称颂他：“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当然，孔子在当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既有上述种种赞誉，也有长沮、桀溺、接舆等把他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
然而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很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孔子死后，他的“忠君尊王”的思想，为权势者或想当权的人所青睐，他们用种种白粉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第一个化妆师是孟子，他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宣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将孔子的“仁”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为“性善说”；把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改造和发展为“制民之产”，使小民有“恒产”，主张实行井田制。这些改造与发展，使孔子思想开始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突显出来，并为孟子日后成为“亚圣”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就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与之相适应。为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董仲舒全面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容各派学说的体系。他把孔子、孟子的“仁”和“仁政”思想改造成为“谴告说”，企图用“天”来体现民意和限制君权。他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并把君主与“天”凑合在一起，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借助于天意，使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通过这番改造，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儒家经籍由“圣经”变成“天书”，改造者董仲舒也取得了“汉代孔子”的桂冠。
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二次大改造，是在宋代。为了适应巩固统治的需要，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在儒、佛、道融合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建立了新儒学——理学，他们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仅大大加强了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而且使整个儒家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把儒家思想思辩哲理化，又从别的方面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把物质生活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并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结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纲常奉为绝对不能侵犯的“天理”，把人民起码的物质欲望斥为万恶的“人欲”，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时，他们又把儒家典籍进一步经典化，朱熹把《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编成《四书》，并用毕生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此书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于辩论”的经典。
通过这次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才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朱熹也因此被抬到了孔子之后第一人的高度。经过程朱改造了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此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
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后世儒家学者的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尊崇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
2.佛教何时入中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按佛教的说法，佛、法、僧三宝俱备，则构成完整的佛教。佛指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法指佛所教导的教义，即佛法；僧指信奉佛教的信徒。
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被定为印度国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然而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著名的是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在其中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了一个长、宽均为32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第二程，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
唐代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之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即春秋时代已有佛教传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接着，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东封泰山。接着佛教界一直有汉明帝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明帝梦见神人身披金光飞于殿前，第二天，他就向大臣询问此神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十分羡慕，就派蔡、秦景、王遵等18人同往西域求佛法。3年后，他们到达西域的大月支国（今阿富汗境内至中亚一带），遇到两位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华。迦叶摩腾、竺法兰接受了邀请，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两位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汉明帝特意建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寺中，二位高僧译出《四十二章经》，一般认为这是中土最早的佛经译本。继而汉章帝刘旦于元和二年、汉安帝刘祜于延光三年均东巡至岱宗，烧柴望祭山川。于是泰山开始有了佛教。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痛苦，容易接受宗教信仰；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佛教空前盛行。那时大多数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都尊崇佛教，他们在各地广建佛寺，供养大量僧尼。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势力很大。佛教的盛行，不可能解脱人民的灾难，反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诗人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当时的写照。佛教在泰山历经魏晋南北朝四五百年，寺院渐多，古迹遍布，先后创建了灵岩寺、神通寺、光华寺、普照寺及谷山玉泉等。泰山经石峪和徂徕山映佛岩刻上了举世闻名的《金刚经》等经典梵文。泰山北麓佛慧山黄石崖上，分布着石窟摩崖造像85尊，大小各异，神采飘逸。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过多次灭佛事件，教徒称之为“法难”。这几次灭佛运动对泰山佛教发展都有重大影响。泰山经石峪大字刻制时，恰逢此次灭佛运动，遂中途而止，所以《金刚经》未能完成。如今岱庙所存唐代经幢上记述了这次灭佛运动对泰山及泰山周围的影响。五代后周世宗限制佛教发展，裁减寺院，严禁私自出家。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译经印经事业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刻印1000多年的房山石经在内。从文化上说，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持久的延续性和中华民族浓厚的凝聚力。它的传入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最早的佛教印刷物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唐代的佛教十分发达，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17年，取回25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252夹、657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他们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早期的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版上，进行大批量印刷。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了贞观十九年（645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而且每年印量都很大，但遗憾的是未流传下来。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本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19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因此推断为武则天时期的印刷品。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应为我国唐朝之物，印刷年代约为武后神龙元年（705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之间。
197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8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主要有《梵文陀罗尼经咒》、《汉文陀罗尼经咒》等。《梵文陀罗尼经咒》全长为27厘米，宽26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3个部分，正中为宽7厘米、长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4个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3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为长方形，边长35厘米，有残损，内容分3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4．6厘米，高5．3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18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29厘米，边栏外3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12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轴装订的《金刚经》，其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件印刷品于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得利于这里的干燥气候，虽经千年存放，发现时仍完整如新。但它于1907年被斯坦因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这幅印刷品有明确的年代记载，证明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品。这是由6个印张粘接起来的16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惟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4.为何自古名寺出名茶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行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惟许饮茶”。
在我国的唐宋时期，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提倡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时常用的饮料了。陆羽在《茶经》中就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做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