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这个小镇与其他小镇一样，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公家的人、经商的人、做田的人……镇子外面如黛的山峦，飘洒着玉带样的公路，来来往往的汽车就停留在镇子上，一会会，就再来来往往。
许多汽车在镇上停留，是要歇歇脚，吃吃饭。于是就有许多镇上或者周边村子里的妇女做起了汽车的营生，她们把玉米棒放在炉子上烧烤，焦黄焦黄的，很是诱人的味蕾，然后再用削好的竹签插进玉米棒的根部，用干净的塑料袋子包裹起来，看到汽车来了，就举着玉米棒对着汽车窗口叫：烧烤，烧烤，不吃还那样？
桉的母亲也是她们其中一员。
桉每日跟着母亲。母亲忙母亲的，桉就腰板直直地坐在离母亲两米远的地方，用一个搪瓷缸放在脚前，一言不发，任凭路人往里面或多或少地放几张纸币，或者叮咚响的硬币。如果叫桉论起来，桉更喜欢听硬币撞击搪瓷缸壁的声音。那声音悦耳。
桉的两手放在盘起的膝盖上，脸对着搪瓷缸的方向，眼皮耷蒙着。旁边有路过的人，当然也有外地的旅客，站住脚，把桉的上下周围看了仔细，并无惯常的文字诉说，桉的穿戴也整齐，不邋遢，于是就说：这孩子，乞讨也讨得正气凛然。这人就是镇上新来的民政助理，大学生，说话文绉绉的。
桉的眼睛是那一年玩炮仗给炸坏的。桉刚开始感觉到一片鲜红，一点微弱的光线引导着他，而后便是无尽头的黑暗的洞洞。桉和小伙伴们曾经钻过离村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也在黑暗的洞洞里爬过很长时间，爬着爬着，就看到一丝丝的光线，最后是哭着爬出来的。母亲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他，桉感觉到了母亲一抖一抖的，肩头颤抖不止。
爸爸长那样？桉不晓得。桉从来就没见过爸爸的样，眼睛好着时，母亲指着学前班的课本上的天安门、五星红旗，给桉说爸爸在北京挎枪站岗，许多人都听他的，经常给他献花。可是爸爸为那样老不回来看他呢？不过，桉从此有了向小伙伴们夸耀的话题了。很多人都给爸爸鲜花呢。
镇上许多人都知道桉和他的母亲，许多人路过桉的面前时都要往桉的搪瓷缸里叮哩咣当地放硬币。桉把讨来的钱一张张一摞摞整好，如数交给母亲。可是桉的小动作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桉给母亲交钱的时候，手心里攥着一枚硬币，然后悄悄地放到自己床下的鞋盒里。母亲偷偷看了，里面有了厚厚一层的硬币。
这样的日子平平静静地过了几年，外面的汽车还在来来往往着，桉也就长到了9岁。9岁的桉挺直了胸，就有人说这小大人。民政助理每月都要来看他们几回，路过了就停下来与桉或者桉的母亲说几句话。桉也觉得自己成为了大人，就向母亲提出要到北京去看爸爸。桉还把床下的鞋盒子拉出来，举给母亲看：我有钱。母亲抚着桉的头顶，身子一颤一颤的，泪流满面。
母亲对闻讯而来的民政助理说：我带他去吧？民政助理默默地从身上摸出几张钱，递给桉的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早去早回。
母亲带着桉出行了，有时走路，有时坐车。经过了一片热闹的县城，桉问：是北京吗？母亲说不是。又经过了一片热闹的州府，桉听到许多汽车欢快地鸣叫，就问：是北京吗？母亲说不是。在一片人声嘈杂的地方吃米线，桉又问：是北京吗？母亲还是说不是，但是加了一句：快到了。
就这样一程又一程，没几天，原本清凉的天儿就走出了一身的燥热。母亲告诉桉：这里就是比家里热。
晚上住在招待所，床铺坐上去也是颠颠的直打颤。出门吃了米线，桉问：北京为那样也有米线？母亲说北京啥样好吃的都有。一夜，桉没合眼，想象着北京的一切。
一早，母亲就带桉来到了国门一侧的1号界碑前。界碑周围是绿色的草坪绕着，再往外就是摸着溜溜光的不锈钢围栏。旁边，早已站着迎候的军人。母亲拽着桉的手抚摸界碑上“中国”两个大字，凸凸凹凹，摸着很厚实的感觉。又往上抚摸，就摸到了国徽上的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桉满足地一遍遍摩挲抚摸，并与依稀还记得的画面相印证，最后叹了一口气：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小了……
在边防连队的荣誉室里，桉抚摸那尊挎枪昂首远方的半身塑像，摸到了耸着的鼻子，突着的嘴唇，还有圆睁着的眼睛，冰凉凉的。桉还闻到了一束鲜花散发出来的芬芳。可爸爸为那样不说话呢？连队干部都与桉的母亲一样，颤颤地流下了眼泪。
在回家的军用吉普车上，指导员把一卷钱塞给母亲：这是全连战士的一点心意，送桉上学吧，上盲校，学费我们连队一代代地负责到底。
桉没有听到这一切，他只顾沉浸在“北京”的一切。随着吉普车的颠簸，燥热逐渐消失，又是一片清凉世界。桉还在想一件事：爸爸为那样不说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