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实力的世界
实力派
在文学的四川，既然找不到现代的工人，找不到觉悟的农民，连土产的知识分子也如此的黯淡无光，属于“现代”的诸多形象都还淹没在泥沙淤积的洄水沱中，那么，活跃在前台的是些什么人物，围绕着这些人物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意象在闪闪烁烁、摄人眼目呢？
我认为，是形形色色的实力派占据了巴蜀舞台的中心。围绕着这些实力派，文学的四川到处呈现着一种对实力的膜拜和争夺，从而在整体上组成了一个实力的世界。
实力是现实地位和权势的表现，在许多时候也可以称作权力或者强力，实力派就是地位和权势的既得者。阅读四川现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处都存在着这种“实力派”。他或者是军阀，或者是地方官僚，或者是袍哥之类的民间社会组织头目。这些人控制着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在自身的“范围”内，发号施令，提劲撒野，打击异己，为所欲为，可以说，在文学的四川中，生存、舆论已经完全为他们所左右了。
下面是我对四川作家描写四川生活的一些主要作品的考察，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实力派”作为文学意象是何等的繁密，“实力派”在四川作家的艺术世界里占了多么显赫的位置。
以目前收录李劼人小说最全的《李劼人选集》为例，在以四川为题材的22篇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中，以实力派人物为中心或与实力派人物有重要关系的作品就有20篇，占总数的76.9%。
以目前收录周文小说最全的《周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和《周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为例，在以四川为题材的16个中短篇小说中，活跃着实力派人物的就有11篇，占总数的68.7%。
以《罗淑选集》为例，在8篇小说中，有5篇关乎实力派人物的行径，占62.5%，艾芜除去《南行记》系列之外，30至40年代的3部长篇小说都有地主实权人物出没（尽管其中的2部不是以四川为题材的），6部中篇小说除《江上行》外竟有5部的人物命运直接与实权人物有关，其他抗战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也勾画了不少地方霸王形象，仅以短篇小说集《荒地》为例，10篇小说中讽刺乡村和小县城实力人物的作品至少就有5篇。
陈铨的代表作《天问》、《彷徨中的冷静》都是在实力派控制的世界中展开故事的。
不惜笔墨尽情渲染“实力世界”的还有沙汀。在以四川为题材的全部70篇小说中，涉及到实力派人物的就有51篇，占72.8%。这些实力派人物包括县长、乡长、联保主任、团总、乡约、袍哥大爷、绅粮、乡民代表主席、议长、县党部书记长、商会会长，甚至“地方收支所”会计。这些实力派的活动范围很广，势力所及遍布乡镇、农村，渗透政治、经济。县党部筹备处官员拥有了考核官吏资格的权力，便可以进一步扩大地盘，向县议长、商会会长等人讨价还价（《龚老法团》）；联保主任彭痰利用摊派爱国公债的机会对唐酥元、么跨子女人等“消遣消遣”（《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方治国与绅粮邢么吵吵吃着“讲茶”，进行实力的较量（《在其香居茶馆里》）；团总周三扯皮在城里估吃霸赊，巧取豪夺，乡约丁跛公被他捏在手心，莫可奈何，但穆家沟却又是丁跛公的势力范围，在派款征粮的时候，他照样可以“逼得小粮户上吊”（《丁跛公》）；我们也不能小看了一个地方收支所的会计，采办粮秣就是他的大叔，克扣公款，公饱私囊，一个会计也就跻身于实力派行列了（《逃难》）。
在一个现代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封建色彩浓重的地区，上至地方政权的把持者，下至某一具体事务的执行人，都有可能凭借自己的高低不等的“地势”形成或大或小的“实力”。在这个地势上，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为满足一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从县长、联保主任到本来不太起眼的会计，都不断被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实教育着：“许多连他不如的人，在这****的岁月中，都早已经走上正路了，他们建筑了‘四水到堂’的住宅。有的还讨了小老婆……”越来越多的事实都似乎把一个简单的道理重复着：“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甚么哇？捞得到手的就捞！”“你知道现在是啥世道么……错过此渡无好舟！”毛牛肉、白酱丹这些彻头彻尾的市侩之徒不断总结着在一个乱世里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种种原则，而在事实上，这些原则往往又是行之有效的。当它的有效性连本来应当生活在幻想中的青年学生也为之动容时，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就可想而知了。李劼人笔下的青年学生张桂荪已经决定放弃兄长读书留洋的老路而转考军官学校，进入军界，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用各种名义向地方要钱，而这时他更可以随他的爱憎，委派县知事，委派征收局长，委派护商事务所长，委派禁烟查缉处长。”“实力”对人的诱惑是巨大的！
研治中国传统文明的人都注意到了存在于这一文明结构中的一组有趣的矛盾：道德至上与世风日下，王道理想与霸道实践。矛盾根源于儒家文化将社会的管制（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维系在个人抽象的人格教养上，属于社会意义上的“自律”、“他律”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当个人的精神不堪重负之时，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本身也就被逐渐耗空了，每一个人都明白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权力之于个人私益的重要性，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懂得道德这面虚悬的旗帜是多么容易压制他人。就这样，越是抽象地鼓吹道德至上，越是不可避免世风日下的事实，越是高悬王道的理想，越是需要在现实贯彻霸道。实力膜拜就这样成了传统中国人基本的文化心理之一，而实力派则是传统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沙汀笔下回龙镇的风气是：“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的确，所谓“实力”就是要在实践中抛开一切道德“规矩”，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巩固和扩大个人的利益。巴蜀历来远离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远离中央政权，在这里社会实力的重要性更明显地大于空疏的儒家理想。巴蜀的实力派挥舞着权杖，大大咧咧地在太阳底下踱步。从西汉蜀郡太守公孙述（“白帝”）的“淫恣过度”，东汉巴郡太守李盛的贪财重赋，南北朝时代“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贷成”。北宋地主“豪夺人田”到明代“豪右”泛滥成灾，“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富豪杀人，屡以贿免”，甚至“置私狱禁人”，巴蜀实力派的为非作歹似已源远流长了，以致欧阳直有“蜀乱”之描述：“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官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蜀乱》）。现代的四川，属于现代文化的法制秩序尚未在这个巨大的内陆腹地建立起来，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涵更是进一步的支离破碎了，于是，巴蜀社会的实力派传统倒是凭附在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袍哥身上，凭附在官方与民间的势力人物身上，复活起来。
实力与蛮力
玩弄权术或武功的实力派在哪里都不鲜见，但在一个区域之中，实力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却是骇人听闻的：
为了两升口粮，一个瞎眼地主一刀割开了佃户老太婆的脖子。（沙汀《查灾》）。
灾荒摧毁了山城，灾民纷纷涌向外县，代理县长却在灾民身上打主意，叫老百姓出钱购买“受赈资格”。他的理由是：“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沙汀《代理县长》）
乡长贪污阵亡士兵的优待谷，竟振振有辞：“否则还有什么人愿当乡长？”（沙汀《公道》）
“从北斗镇自来的风习说，纵然自己的土地，甚至老婆被坏蛋强占了，在目前的条件下，你就喊冤、告状，作用也不大的，‘公理’必定在劫夺者一方面。”（沙汀《淘金记》）
大汉军政府陷入了内乱，军官彭光烈道出了他的生存原则：“都督不是他姓蒲的包了，尤其在今天这个变局之后，谁的力量大，谁才有资格出来负责！”（李劼人《大波》）
川军中充斥着这样的“劲兵”：“他们越能够摹仿那般老伙伴去干一些持枪骇人，****搂抢的事体，才越能合伙，才越能得官长们的青睐，也才越能永远吃粮，简直不怕淘汰。因为不如此，便不会被人民害怕，便不能在各军队中称为劲兵。这是从他们经验中间体会出来的话。”（李劼人《失运以后的兵》）
西康雪山上，一位营长为了争道，将士兵陈占魁连人带枪踢下了悬崖。（周文《雪地》）。
何管事为报私仇，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盐工小阿牛强行带走，毒打一顿……（罗淑《阿牛》）
煤矿矿主将拐骗来的儿童锁进矿洞，终年不得出，数年后，这些矿工已枯瘦如柴，浑身长满白毛，连语言都快忘记了。（邵子南《青生》）
显而易见，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野蛮行径了！当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时候，必然会演变为一种肆无忌惮的凶悍乃至狂暴。
实力以蛮力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仿佛让我们回到了人类文明的初民时代，那个时候，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类礼仪还没有建立起来，权力的存在是赤裸裸的，伴以粗暴和蛮横，伴以锁链和鲜血，实力的拥有者还没有意识到要用道德手段来装扮自己的必要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展开，人类才开始走向了礼仪时代，走向了以道德为自我包装的时代，实力派同时也是道德家。看得出来，远离封建道德文化中心的偏远的巴蜀人没有能够充分的“礼仪化”，还保留着人类初民阶段的若干蛮性，在“文学的四川”，那些分外活跃的实力派角色如代理县长、周三扯皮、白酱丹、龙么长子、军阀营长、何管事、煤矿矿主等等都还不曾想到以道德权威自居，而是直接用各自的野性、拳头和皮鞭说话。
对比一些省外作家的区域意象，我们可能会对这一巴蜀人的“蛮”有更清楚的认识。
鲁迅笔下的赵七爷、七大人、鲁四老爷、郭老娃等封建实力派，其显著特征是行动、语言都不多，且处处摆出一副严肃的道德面孔，那阴暗狠毒的一面，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略嫌迟缓的庄重之下。张天翼笔下的族绅长太爷相中了三嫂的“****”，满足这一****的方式却是在祖宗的香火堂上惩治她的“脊背”，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审判她的“淫奔”之罪：“我一定要整顿整顿这风气，给那些相信邪说的无耻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桩都不讲了，这还了得……淫奔——万恶淫为首……非严办不可！”虚伪、冷漠是这些实力派人物的共同本质，鲁迅、张天翼的“意象”代表了江浙一带的区域特色；王统照的《刀柄》写贾乡绅让儿子舞刀舞棍为附近农庄抵御土匪，李辉英《北运河上》写范专员、姜营长官匪联合共同抗日，这些北方的实力派的强悍是复杂的，但在某些时候，实力派的强悍也走向了雄壮；在湘西作家沈从文笔下，地保有一副热心肠（《阿金》），甲长为乡人疗治病牛（《牛》），执掌水码头的舵把子德高望重（《边城》）。沈从文告诉我们，纯朴乡镇的实力人物也是如此的纯朴！（当然，这是沈从文个人感受中的湘西。）
与湘西比较，同样生活在封闭状态的巴蜀实力派毫无纯朴可言，与北方比较，他们的力量也很难向着雄壮的境界转化，与沿海比较，他们的狠毒和阴暗更无遮无挡，精赤裸裸。
当实力派普遍地都以蛮横的方式显示着自身的影响时，所谓对实力的膜拜实际上就成了对蛮力的信仰。统治者蛮横地敲骨吸髓，被统治者同样也是蛮野的，蛮野地反叛，蛮野地为人，蛮野地对待家庭成员，似乎，没有蛮就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存在。
文学的四川亦有忍无可忍的反抗者，如沙汀《还乡记》中的冯大生，罗淑《井工》中的老瓜。冯大生在老婆金大姐被徐烂狗夺走后，提起斧头杀进徐家，后来又游说乡邻，抗交竹笋；老瓜的父兄都先后被非人的盐井生活夺去了生命，他终于不再懦弱，偷放了一条盐船，顺流而去。冯大生火爆的反抗和老瓜沉闷的反抗代表了四川被压迫者的特点，他们倔强而有刚性，但行动上主要是破坏性的捣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追求，也似乎很难像刘青山等东北人那样聚合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萧红《生死场》），这就是我所谓的“蛮”。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描写过在四川影响很大的反教运动，透过李劼人那双犀利的眼睛，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活动也充满了难以理喻的蛮性。攻打四圣祠教堂的起因完全是一场“地皮风”：“说教堂里正在杀娃娃，杀得精叫唤的。”盲目的仇恨加上“发洋财”的急望，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打砸抢，捞刨财，最后，“整个教堂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楼板、地板、窗子，都撬光了，只空落剩了些砖墙砖壁。”
蛮性也渗透到了川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生活中。在盐井，“那些给粗劣的食物和烦重的工作磨折够了的人（当然灶户不在内）成天在同类中找寻使自己开心的机会，结果总不外相骂或殴打，这往往给了旁观的人莫大的快乐”。“如其大家认为没有看得尽兴，便有人出来转弯抹角的怂恿当事者作再一次的表演，或者就在这次争论当中产生下次的仇人。一个人忽然不见了，几天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头给人割了抛在芦苇里，身子胀鼓鼓地浮在水塘上；不知是什么原故，某家的男子，趁着黑夜，在女人背上缚块石头沉到大河里去的这类子的事也是常有的。”魏老婆子的儿媳遭了大兵的轮奸，她的亲家母却找上门来大打出手，街坊四邻报以满意的掌声，还有人支使自家的小孩撩开裤裆，捉弄这个不幸的老人。我们往往会由魏老婆子想到鲁迅的祥林嫂，因为两人都成了周遭冷漠的牺牲品。不过，相对而言，祥林嫂的不幸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的冷漠和遗弃，而魏老婆子的不幸则是他人进攻性的伤害，这正是巴蜀社会的蛮性所致。即便在一个家庭内部，男人揍女人，女人骂男人，大人揍小孩，媳妇凶公婆也是习以为常的。刘嫂一连找了三个男人，个个都打她（罗淑《刘嫂》）；卖老婆的汉子在典当老婆前一夜还照样飞起砖头砸人，新婚之夜，新妇失手扫落了餐具也要被丈夫抓住发髻臭骂一顿（罗淑《生人妻》）；乱兵临门的紧急关头，婆媳两人还在吵吵嚷嚷，纠缠不休（周文《山坡下》）。蛮人、蛮性、蛮力，在四川，它们就是实力派存在的“群众基础”。
为了实力
实力是权利的表现，然而，在一个有限的生存范围内，权利却不是可以无限分配的。如果连起码的法律秩序也没有建立，那么为了权利，为了拥有实力，人们就必然会展开无休无止的你争我夺，践踏别人巩固自己。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成了现代四川文学中的典型意象之一。
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除了极少数不甘屈服者与生存环境的矛盾，出现在现代四川文学中的最常见的社会矛盾就是人和人在具体生存利益上的争夺。解读四川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故事的发生实际上都来自于两个集团、两个实力人物、两种不同利益觊觎者的互相敌视和倾轧。
阅读文学的四川，我们感受到的“争斗”大约有这样几个特点：
这里的争斗几乎遍及了所有的方面，从官吏任免、经济利益、势力范围、社会地位直到一项决议的措辞。周文在《烟苗季》中还生动地描写了行走坐卧中的争斗。你看旅长和参谋长这两个对头走在路上的暗斗：
旅长昂起头，腰骨笔直的走着，心里感到一种充满了严肃的权力的痛快。他从眼角梢忽然发觉了吴参谋长和自己快并肩了，他就把步子稍微放大一点，仍然保持着一个稍前一个稍后的距离。
再看孙连长和刘连长在参谋长烟榻前的明争：
孙连长用半边屁股坐在椅子边沿，挺直的身子则采取半面向左的姿式。对着吴参谋长，他故意移坐前一点，把刘连长遮在背后。刘连长见他把自己遮住了，便不高兴的把椅子朝前移一移，又把自己在吴参谋长的眼前显露着。他想：
你怎么可以遮住我？我是吴参谋长的学生！
人与人的争斗，在这里几乎成了人的无意识，成了自我对他人活动迅速的本能的反应。难怪沙汀《磁力》中的小学教师小数点对袁小奇自省城退学充满了敌意，因为本能告诉他，又一个小学教师即将挤进学校来了！
争斗可能发生在所有的阶层、官僚、党棍、军人、袍哥、士绅以及知识分子。但凡稍有利益可占，就会有争斗出现。又因为利益具有可变性，所以争斗的双方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本来是敌对势力可能因某种需要而暂时联合，同一派系也会因利益分派不均而内耗。前者如沙汀《还乡记》，乡长老咪和保长父子罗敦五、罗懒王本是权利场上的对手，巴不得利用冯大生的告状使罗家丢脸，但是不久，林擒沟的笋子生意却使他们合了伙，冯大生自然也就不告自败了；后者如前文所引的《烟苗季》，孙连长、刘连长都是“参谋长派”的中坚，但为了讨得参谋长的偏爱，却又在自觉不自觉地互相践踏、较量。
争斗并不是个人能力的竞技，而是派系与派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并且也只有依仗一个实力集团，才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争斗往往都牵涉到一大批人物，拉串了一大串的关系链条。陈三大王战胜疯子举人是靠了他的拔贡大哥以及身为哥老会头目的兄弟，而随着疯子举人的倒台，好几个与之关系甚深的机关法团首脑也就失了势；县党部筹备处的来头既大又神秘，兼有州司令部关系与国民党省党部的关系，而他的对头又是以县议长、县商会会长为中心的一大帮绅耆（沙汀《龚老法团》）；愚先生首先得势是因为他抢先回县建立关系、拉拢县长，刘元亮的最终胜利又是因为他凑准机会，利用了袍哥赖督学的力量，同时赢得了县长的信任（沙汀《防空》）；邢么吵吵的胜利得力于他大哥、舅子在县城积极活动（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白酱丹之所以敢在何家祖坟上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与龙哥、彭胖及城里的官僚沆瀣一气，林么长子则由于帮派势力弱小而显得色厉内任。在这场淘金争夺中，何寡妇无辜受害本属有理，但却因为自命清高缺乏地方势力的支持而一再忍气吞声，受尽了欺压盘剥（沙汀《淘金记》）；罗歪嘴可以设赌捉弄顾天成，这是他袍哥大爷的身份使然，“纵横四五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然而，一旦顾天成靠上了洋教势力，又借了官府对反教运动的镇压，也就有了东山再起之日（李劼人《死水微澜》）。“旅长派”囊括了赵军需官、陈监印官、张副官长、王营长等人，“参谋长派”则有周团长、李参谋、沈军医官、孙连长、刘连长等人，两大派系势均力敌，但参谋长派却巧妙地利用司令官对旅长的猜忌和洋人的声援，击败了旅长（周文《烟苗季》）；刘县长向上仰仗王师长，向下操纵黄村长，陈分县长也与军部里的参谋长关系密切，在地方则有一个李村长，斗争的结果是刘县长暂时获胜，但凭借了军部的关系，陈分县长也只是被撤职遣缺，未受法办（周文《在白森镇》）。
在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人际斗争中，最富有喜剧性同时也最富有悲剧性的是那些生存于派系夹缝中的人们。他们似乎不太愿意卷入这种派系斗争，但是在一个以派系为基本生存单位的社会上，拒绝卷入本身也是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尴尬决定了这类角色的喜剧形象，而危险则是他们必然的悲剧性处境；或者说，当他们的装聋作哑、模棱两可对于派系斗争尚可一用时，他们与世无争的闲适便充满了喜剧意味，而当斗争趋于激烈，懵懂的他们一旦因懵懂而不知所措时，悲剧就必定会发生。周文《烟苗季》中的余参谋就是尴尬而充满悲剧意味的，而沙汀《龚老法团》中的龚春官、《炮手》中的彭玉书又先后经历了喜剧与悲剧两个阶段。在派系斗争的缓和期，他们安居要职的奥秘仅仅就在于比他人更平庸也更“安静”，在派系斗争的激越期，这种平静却导致了他们对世事的糊涂判断，以致盲目决策或出言不慎，终于成了权力倾轧的牺牲品。《在白森镇》中的施服务员既不谙派系黑幕，又幻想单枪匹马干一番事业，结果倒成了他人利用的对象，最终受尽耍弄，连口饭都吃不上了。
当然，无休止的人际斗争也让我们知道了“关系”的重要性，似乎只有通过“关系”进入到派系圈内，去赢得它的首肯和庇护，生存才是安全和稳定的，于是钻研关系学就成了人们走进社会生活的第一步。李劼人《大波》曾用大量的篇幅细腻地描写了官场中如何察言观色，投机钻营，上下串通，左右摆平，可谓是一部官场关系学之总览了。我们不妨挑一段来读一读，这是赵尔丰急于增兵攻打新津之时，杨嘉绅建议派田振邦率兵前往，小说这样分析道：
他为什么不提说叫田征葵去呢？因为他知道赵尔丰不会让田征葵离开自己身边，并且审度了一下，田征葵虽然以松藩总兵虚衔当着全省营务处总办差事，以官阶来说，毕竟只是一个候补道员，官不算大。而全省提督军门，虽然由于绿营已裁，有名无实。但在旧制武官中，却要算总督以下全省最高的一员，与新制的陆军十七镇统制官比起来，或许还要略高一级。以田振邦带队前去，虽不能管辖朱庆澜，但至少朱庆澜得客气三分，有话也可与之商量。而且田振邦脾气随和，能够与人共事，更不象田征葵恃宠而骄，动辄盛气凌人，要是叫他去，说不定还会引起两军冲突哩！
对于官僚体系的等级秩序和平衡奥秘，杨嘉绅显然是相当熟悉而又运用自如的。
在另一处，李劼人又写“四品黄堂加捐了二品顶戴”的葛寰中自水路回川，途经万县时便装拜访陆知县的讲究：
本来不是正经拜会，只戴小帽，这叫便装……现在去拜会老陆，一则是老同寅，用不着以官礼相见；再则我已经过了班，他还是知县，到底我比他大，若以官场体统而论，该他来禀见我，我怎能穿起品级行装去拜会他呢？还有，我之要拜会老陆，是临时想起，事前没有打电报通知他，此刻也来不及先派人拿名帖去。那吗，从这里坐划子到那边码头，可想而知，码头上只有应差的小轿可坐，若我穿了品级行装去，请想，戴着单眼花翎、粉红顶子的大员坐着一乘对班小轿，抬到万县衙门。这，不但失了我的官体，也叫老陆难过，还疑心我有意和他下不去哩。我并非闹官派，这中间确有分寸，稍不留心，便会弄出笑话来的。
对人际关系的用心就这样大大地多于对事情本身的用心，正如陈翔鹤笔下的傅校长所总结的“外务”应当重于“内务”。四川的内斗让“外务”显得格外的重要，似乎没有“关系”就寸步难行。《死水微澜》甚至让我们看到，连嫖妓也得“通关系”，“顶好是，你能直接同两县衙门里三班六房的朋友，或各街坐卡子的老总们，打堆玩耍”，“不然的话，包你去十回必要吃十回不同样的大亏：钱被勒了，衣裳被剥了，打被挨了，气被受够了……并且你吃了亏，还无处诉苦！”关系学讲究到这一步，大概就颇有些喜剧性了！
巴蜀人的争斗性格来自对实力的膜拜和生存的蛮野，但同时也与这一区域的移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弥补战事造成的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四川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的移民活动，特别是清前期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招民插占”政策，到嘉庆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后裔至少占85%。”真正蚕丛、鱼凫的后裔恐怕是找不到的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问题在于，这种向盆地内的政策性移民并不等于美国人的西部开发和山东汉子闯关东，盆地的封闭性和有限性大大地缩小了移民的自由度，有限的区域只能承载有限的移民，很快地，四川就因“生齿日繁”而“生计日蹙”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使生存空间日益窄小。为了生存，川人不能不展开竞争，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互相挤兑、互相排斥。争斗是巴蜀移民文化的一大特色。郭沫若对此有深切的感受：“现在的四川，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而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多少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已经淡忘了自己的移民出身或土著出身，但派系的争斗却保留了下来。白酱丹、龙哥、彭胖以“畅和轩”，林么长子以“涌泉居”为据点互相对垒，吴参谋长和旅长在各自的公馆聚合党羽，巴蜀移民文化的争夺品格显然已经沉入了这些人的无意识深处。巴蜀性格与中国北方性格的重要差别正在于此。何其芳以其诗人的敏锐比较过这两种性格，他表示，实在难以接受“乡人”有说有笑背后的恶毒和狡诈，相反，对“北方人的那种大陆性的朴质与真诚”却倍感亲切。
天下未乱蜀先乱
当实力被武装起来，以枪炮屠刀来捍卫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阴狠的争斗，而是可怕的社会性灾难了。在巴蜀，边缘的险峻和中心的富饶都一再撩拔着兵权在握的历代将帅，有险可恃，割据称王的梦想诞生了。地方豪强总想拥兵自重，与中央一争高低，中央政权欲定内乱，统一南方，也往往自此下手。巴蜀内部的各种武装集团为争夺地区利益也不断交锋，从开明氏时代的蜀巴内战，秦王朝蜀侯谋反直到清代的金川之役，大大小小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频繁度恐怕要居中国各省之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名言也由此不径而走。操纵着现代精良武器的军阀们更是将这一古老的闹剧上演到了高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当年李白、杜甫耳闻目睹的“蜀乱”意象在现代四川作家那里更是层出不穷。
江津诗人吴芳吉大概是现代中国叙写军阀混战最多的诗人，“惯听枪声亦等闲，只如蚕豆伴沙煎。”（《重阳后二日扑城战中》）这种“处乱不惊”的感受，当然是蜀乱的“赐予”了！
川康边地的战乱“像恶魔似的时时紧抓着”作家周文，他为我们呈现了“山坡”意象，山坡上是肉搏战后群狗吃（《山坡上》），山坡下是逃难的老人，她那条被流弹炸断的腿爬满了蚂蚁，又为野狗所争抢（《山坡下》）。
郭沫若的《黑猫》描绘了军事混乱影响下的乡镇秩序：变兵倒卖枪械，武器散落民间，地方武装纷纷成立，械斗不休。么叔的保卫团与杨良胜的保安团大打出手，甚至动用了牛耳铁炮。
林如稷的《葵堇》也写了相似的情形：“自从T省革命以后，省内几乎日有战事，土匪因而日盛一日，其实大半是战祸区域不能耕种的农民所变成，抢劫的事，更是无一日没有。”
何其芳以悲哀的目光注视着万县城内的一场莫明其妙的军阀混战“天空蓝得那样安静，但不断的霹雳从山谷到山谷。我们看着兵士搬运生锈的大炮到河岸去，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搬运受伤的回来。”“但炮声停止后这县城还是在继续着燃烧，巨大的红色火焰在威胁着无言的天空。”
陈炜谟写到，战乱让四川一片萧条，“蜀道难”也有了另外的含义：“上下数百里，人迹寥寥，白天只有三五大胆的农夫，怯鼠似的跨过石道……”
不仅军阀战争给地方秩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就是这些军阀部队本身也是溃乱不堪的。李劼人笔下的兵大伯陈老三糊里糊涂就被卷进了一场兵变，他所在的第二连本来是奉命追赶脱逃的第四连，追来追去，自己倒被团部视作了变兵，好一顿穷追猛打！（《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某师强征门户捐，与地方矛盾深重，明火执仗地干了起来，紧要时刻，重庆、成都几处的“太上大帽子”舍车保帅，将之抛弃。最后，地方武装和正规军左右夹攻，将整整一个师彻底击溃（《失运以后的兵》）。周文写到，战斗正酣，指挥部也敢于忽然退却，将大批兵士抛给敌方（《退却》）。一个小小的部队头目就像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克扣兵饷，殴打下属，所有的士卒都得像畜牲一样俯首贴耳，当牛做马（《烟苗季》、《雪地》）。李劼人的《大波》展示了保路运动前后四川政治、军事、社会全面的分裂和混乱，上至大汉军政府与川南军政府、蜀军政府的种种矛盾，大汉军政府内部外省人与四川人的冲突，各种编制军队之间的重重间隙，下至各级军官的内耗，还有那失去控制的到处作乱的“游兵”等等，尽皆映现其中。茅盾说，读了《烟苗季》和《在白森镇》可以对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面目“有近乎全盘的认识。”我认为《大波》更是如此。
当然，在无休止的蜀乱中，倍受催残的还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头戴熨斗帽子的丘八，以及各种穿着便服的袍哥土匪队伍“给人们制造了些不可磨灭的惊心动魄的变动”，魏老婆子人亡家破（沙汀《兽道》），赵惕甫精神失常（陈炜谟《狼筅将军》），从军报国的有志青年毫无意义地死在战乱中（林如稷《死后的忏悔》、艾芜《大舅父的悲剧》），当了壮丁的周老四逃跑被抓，在县城枪决，他的妻儿被逼得走投无路、坠岩身亡（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散兵游民可以在大街上恣意欺辱女人，可以冲进任何一个家庭杀鸡抢米，搜索财物（李劼人《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周文《退却》）。常见的压榨还包括征收捐税。较之于地方政权的苛捐杂税，来自军阀的征收命令更沉重更蛮横更无任何道理可讲，李劼人的《大波》、《强盗真诠》、《失运以后的兵》，周文《烟苗季》都写到过这种强盗式的敲榨。
发人深思的是，四川人一方面倍受军阀战争的折磨，一方面却又对军阀有所依仗，以致滋生着“军阀崇拜”心理。艾芜曾回忆说自己的二舅父在刘湘部队，“因管军需，搞了千把块，引起亲戚眼红，其他的亲友，如我的三姨父，我的堂父，纷纷入伍从军，我的父亲就主张我进军阀办的步兵学校。”这种崇拜心理在四川作家的作品中亦俯拾皆是。沙汀《龚老法团》中趾高气扬的县筹备处不就是以州司令部为后台吗？刘盛亚《夜雾》中更生的舅也“跟随着那一省的军人弄得飞黄腾达，因此更生的父亲在那军阀割据的内战时期也占了不少便宜”。在巴金《家》里，觉民说：“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只因为他所在的外国学校“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李劼人在《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之结尾有过一段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
……我从社会安宁与人道上着想，何尝没有苦口劝过他改行去干别的事，而不必当兵，我并且还替他指了许多路，然而他的主意已定，说：“我觉得到底还是当兵的好，虽说是苦，比起当加班匠就好得多，第一，穿吃两个字不焦心；第二，在营门以内受点长官的气，一出营门便只有别人受我的气；第三，找钱容易，单就我以往的几个月中而言，若不胡使，不遭损失，好几百块是存着的了……你先生尽管说些道理，可是如今的世道如此，越守道理，越是吃亏，我们是粗人，只晓得趁着年纪快活他几年，以后的是非好歹，哪里管得……”
兵大伯陈振武的大实话道出了在一个乱世吃粮当兵的价值和意义，也道出了从“军阀崇拜”到“军阀混战”的恶性循环。这段话也让我想起了《南史》里的一段记载，据说梁临汝侯萧渊猷曾嘲笑蜀人罗研：“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罗研回答说：“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一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罗研把“蜀乱”的根源归结为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却显然未能解释一个重要的事实，巴蜀自来号称“天府之国”，是所谓的“土沃民殷，货贝充溢”之地，既为“天府”，又何以“穷迫之人，什有八九”呢？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客观的经济条件，蜀中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反过来决定了这样的经济状况），对实力的崇拜不就是一种“乐祸贪乱”么？在一个道德文化根基浅薄的区域，实力主宰着一切，这将对该区域的社会文化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当“崇拜”和“事实”构成了恶性的循环，那么，自然物产的富庶实在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千万个难填的欲壑足以吞噬整个天府！于是，这样矛盾着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四川的天然物产虽然特别丰富，四川人的生活却不都特舒服。四川出产使人饱含暖衣的天然物产，然而，更充满着比天然物产还要丰富的种种罪恶与黑暗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