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传作（1914～1982），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第9师便衣队队长，红二军团第6师18团连长、副营长，龙山独立团营长，第4师12团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营长，独立第1旅2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军独立第1旅副旅长，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7旅旅长，第一野战军1军1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委员，第十届**********委员。
傅传作于1914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弦镇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傅在朝，是位忠厚勤劳的农民。傅传作生后不久，母亲病故，父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艰辛难熬，后来只好同叔父傅在贵一起度日，全家5口人，3间茅屋，全靠父亲、叔父耕种祖辈留下的3亩田和给地主帮工维持生活。
1926年，傅传作刚满12岁，就下田帮助父亲干活，给人放牛，有时把家中种的菜背到镇上去卖钱换粮，养家糊口。由于家庭贫寒，社会地位低下，他常受富家子弟的欺辱，可从小就倔强不畏的傅传作，常与之对打相骂，有时也向父亲哭诉告状，憎恨人世间的不平。
1927年，****中央八七会议前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运动，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傅传作从心眼里高兴，随即参加了童子军（即少年儿童团），同革命群众一起抓赌、打菩萨、查封烟馆，思想受到了革命的熏陶。1929年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又参加了少年先锋队，跟着党领导的农会，跟着红军队伍，打官僚，斗地主，分田地，这不仅使他受到鼓舞，更在思想上羡慕和崇敬红军，认为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自己暗暗发誓要当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1930年春，傅传作告别了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入伍后，他先在红二军团第6军警卫团2连当战士。当时湘鄂革命根据地创建不久，国民党反动武装经常向根据地进行“围剿”，战斗频繁，生活亦很艰苦。从小就受苦失去母爱的傅传作，觉得部队如家，同志似兄弟，处处是亲人，他对连队的工作，大家的事情，都是积极地抢着干，对打土豪、打反动派更是高兴，每次战斗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总是不避艰险的冲在前面。领导上很赏识他的才智和勇敢，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第二年夏天就送他到教导团学习。通过学习，他不仅提高了军事素养，也提高了思想觉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鄂西北红军学校任区队长。1931年，在湖北省巴东县，吴云介绍傅传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冬，红二军团教导第2师师长胡梯之，见傅传作精明能干，指名要他去当从兵（警卫员）。1932年夏天，傅传作又调到红3军（原红二军团改称为红3军）第9师，跟段德昌师长当从兵，不久被提升为警卫班长，这时，******调集了50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10万之众采取分路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向鄂西北根据地压去。为避敌锋芒，红3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同年9月，红3军从洪湖突围，向鄂、豫、陕、川等省进行战略转移。
1933年初，红3军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湘鄂边。2月，红3军在鹤峰走马坪进行整编。段德昌师长对傅传作多次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印象很深，整编中将他调往9师便衣队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傅传作由班长、排长升为便衣队队长，他在侦察敌情，打击反动地主、团总、保统等方面干得很出色，多次受到领导上的表扬。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正当红3军处于艰难困苦的时刻，****湘鄂中央分局在夏曦的领导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策，在红3军抓“改组派”，搞肃反扩大化。当时，红9师师长段德昌被指控为“改组派”的头子，无辜被捕杀害。因为傅传作曾是段的“从兵”，也在鹤峰县金果坪被逮捕。酷刑逼供，用沾过盐水的绳子捆绑关押，白天罚劳役背苞谷，晚上剥掉外衣捆吊起来受冻，所受折磨不堪言状，一些认识傅传作的人，都望之流泪，愤愤不平。彭济民冒着风险，偷偷地送给他一件棉背心御寒。当时，傅传作思想上很苦闷，认为自己参加红军是来革命的，为什么反蒙不白之冤，被视为反革命？他困惑不解，但他对党仍坚信不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变。
1934年，为了改变红军的困境，红3军向贵州的东部进发，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红六军团自湘赣根据地出发，经过艰苦转战到达黔东，与红3军在印江县胜利会师。这时，红3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成立了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统一领导、指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傅传作获释后，积极要求工作。同年秋天，他被派往红二军团6师18团1营3连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至年底又升任1营副营长。
1935年春，傅传作升任湘、鄂、川、黔龙山独立团营长。龙山地处湘鄂西交界处，山高人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加之市镇湾寨多为敌人盘踞，部队不得不露宿野山密林，用树皮野菜代食。这时，傅传作坚决执行总指挥部“不要去扰民，不要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的号召，带领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和训练之余，帮助群众打草、背炭、挑粪。不管打仗，还是助民发展生产，傅传作总是以身作则，因此，他不仅受到战士们的热爱，也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同年秋，在湖南桑植他调入红军大学分校高级班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从连到营的战术科目、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问题。冬季毕业后，他调任红二军团4师12团1营营长。这时，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国民党反动政府极为震惊，于是调集200多个团的兵力，采用“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大规模“围剿”。10月，傅传作随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退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艰苦、频繁的战斗中，他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虽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在云南宣威战斗中，傅传作和政委朱辉照两人都负了伤，在艰难危急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尽最大努力把政委掩护下来，受到了师长卢冬生的表扬。
部队进至楚雄，反动武装保安团依赖坚固的工事，拼死顽抗，部队几番攻击不破，这时，部队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形势非常严峻，上级命令傅传作尽快扫清障碍，以利摆脱敌追兵。他接到命令后，手枪一挥，亲自冲锋在前，终于将守敌全部击毙。部队进至宾川县，又遇到敌人的顽抗，部队伤亡较大，傅传作亲自带领部队反复冲击，攻打了整整一天，终于拿下该城。他气恨地亲自击毙了6名敌人。
经过艰苦转战，部队于是年6月渡过金沙江，在中旬县又遭敌人的顽强阻截。为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部队首长命令傅传作率1营担任主攻中旬县城的任务。他接命令后一马当先，迅速率领全营投入战斗，和兄弟部队一起攻上了城墙，经过几次冲杀，占领了全城，消灭了敌人。就在这次攻打中旬县城的战斗中，傅传作负了重伤，子弹洞穿了他的腹部，肠子被打破了，紫红的血水从伤口处不断地流出来，他昏迷倒地。对这个在战斗中一贯勇敢不怕死的青年人，这次攻城战斗有功的年轻指挥员，领导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部队首长下令要用最好的药给他治疗，要用担架抬着他走。在翻越第一座雪山时，傅传作坚决拒绝上担架。他忍着肚子疼痛，要求自行上山。后来同志们见他实在走不动，又强行把他按在担架上抬着走。在艰险困苦的长征途中，缺衣少食，有些同志个人走路都困难，而傅传作却被战友们抬着走，四个人抬不动，换成八个人抬，有的同志倒下了再换人抬，就这样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着，傅传作多次被感动得哭了。
两个月后，部队到达了甘肃边境的哈达铺。傅传作的伤口还没完全好，就坚决要求下部队工作。在他再三要求下，组织上才同意调他到红二军团4师12团任参谋长。在长征途中，4师担负着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行至陕西海原县时，与全军失去了联系，师的领导非常着急，师长卢冬生命令傅传作亲自带便衣队回原路寻找大部队。傅传作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上的表扬。同年，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进入陕北。组织上为了培养傅传作，送他到保安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夏，傅传作调回部队，晋升为4师12团团长，当时他还不满23岁。这个在旧社会受苦的穷孩子，入伍后即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实战锻炼中，他逐渐觉悟成长，并深刻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只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同年8月，红二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120师辖358、359两个旅及一些直属团队。同年冬，傅传作被调到120师358旅715团，在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领导下担任第1营营长。
1938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革命力量，在李井泉率领下715团进入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根据师首长命令，715团从绥中出发，数度越过封锁线，跋涉千里，于1939年2月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达冀中。
1939年2月10日，715团在深县附近，同正在撤退的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傅传作率第1营与敌激战终日，毙敌100余人。3月初，傅传作参加了消灭叛徒柴恩波部的战斗。3月中旬至4月初，他又参加了粉碎日军第五次围攻的战斗。经过长途行军，频繁战斗，部队虽相当疲劳，但全体指战员无不精神振奋，英勇作战。
3月下旬，根据师部命令和冀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120师独立第1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副政委幸世修，参谋长郭征，政治部主任杨琪良。傅传作任独1旅第2团团长。独1旅编成后不久，即参加了齐会、找子营、南留路战斗，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亲自指挥下，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最后终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王牌吉田大队800余人，除40余人逃窜外，全部歼灭，开创了平原对日作战的光辉范例。在齐会战役中，第2团驻在北留路，作为独1旅的第二梯队。在向找子营日军发起冲击时，傅传作带领第2团打得英勇顽强；在北苏鲁阵地守卫时，傅传作指挥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突围的冲击，迫使敌人龟缩到张家坟地，最后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1939年5月，齐会战役后，为了及时补充战斗中的伤亡减员，加强部队战斗力，独1旅进行了第一次整编，撤销了第2团，充实了第2团和715团，并从715团抽调了大批红军老干部到第2团，使第2团从团到营、连、排都配有红军老干部为骨干。6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民军司令张荫梧，率3个旅2000余人，由冀南进占冀中根据地深县之北马庄、张骞寺地区，企图“收复失地”。独1旅奉命在1分区部队配合下，以715团第1营和第2团的2、3两营，于20日夜插入顽军腹心驻地，22日拂晓展开了全面攻击。经一日战斗，该部除张荫梧负伤后化装率10余名骑兵逃窜外，全部被歼，为冀中根据地消除了一大祸患。
9月上旬，独1旅进行了第二次整编，将第1、2团合编为第2团，傅传作仍任第2团团长。9月下旬，120师在晋察冀4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在灵寿县陈庄山地打了一个歼灭战，经过六天五夜的战斗，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在战斗中，根据师、旅首长的指示，为抓住进占陈庄敌人撤退之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傅传作带领第2团迅速抢占位于磁河南岸的冯沟里、破门口、高家庄地区有利高地，严密控制敌人东逃大路。9月28日，约8时左右，侦察员报告敌人主力正渡磁河，准备南逃。根据旅首长的指令，傅传作带领第2团主力，由冯沟里以南向长峪急进，协同独支队阻击敌人南逃。9时许，据前方侦察报告，狡猾的敌人又转换了方向，妄图利用河边树丛、河套芦苇作掩护，正沿磁河南岸大道向东逃窜，其先头部队经高杨庄已进到冯沟里附近，遭第2团特务连迎头痛击。敌人为了抢占青杨山阵地，连续发起了五次冲击，均被特务连击退。这时，第2团团长傅传作闻到枪声后，及时果断地率主力返回鲁柏山。并在行进间迅速调整了部署，3营在西，2营在东，占领冯沟里、高家庄以南高地，1营仍控制青山地区。10时左右，敌人主力全部进至高家庄冯沟里地区，依托村庄及附近高地向第2团阵地进行猛烈反扑，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夺路窜逃。第2团进行了英勇的抗击，3营尤其是9连、10连，打得特别顽强，经多次反复冲杀和白刃格斗，终把敌人击退，为全歼进犯之敌起了重要作用。28日晚，第2团2营向冯沟里南山发起攻击，5、6两连发动了连续冲击，终于夺取了敌人多处阵地，29日最后歼敌时，6连干部虽大部伤亡，但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直至这次战斗的胜利。
12月中旬，晋察冀冬季反“扫荡”刚结束，独1旅正集结准备休整，突然来了100多国民党武装特工队——“平西先遣军”，他们携带电台，潜入八路军防地，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恶勾当。傅传作奉命以第2团一部兵力于夜间将该部包围，战至天明，将其全部消灭，为晋察冀除掉了一个隐患。
1940年2月，120师奉中央军委命令转移至晋西北，其任务是：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绥蒙大青山之间地区，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保障党中央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来往联系。在师首长统一部署下，独1旅进驻临县地区。同年2至6月，日军乘独1旅刚到晋西北立足未稳之机，分别集中了1.2万余人和2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春季和夏季大“扫荡”，持续时间长达40天和一个月。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小分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骚扰和袭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主力部队则集中隐蔽，待机歼敌。在夏季反“扫荡”将近结束时，师部集中全师主力在兴县东20里铺进行了一场战斗。独1旅经连日冒雨急行军赶到战场，积极主动地对东撤之敌展开激战，打得很英勇，毙伤敌400余人，给敌以重创。
夏季反“扫荡”后，日军对根据地加紧推行所谓“囚笼政策”。独1旅仍以小分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游击活动，打击外出骚扰之敌，同时相机拔掉敌人的孤立据点。7月21日，第2团3营在团长傅传作亲自率领下，用奇袭的方式，在临县石门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到半小时即全歼日军30余人。石门嫣是晋西北日军村井旅团-个中队驻守的据点，敌人妄图依赖“囚笼政策”，封锁、包围、“蚕食”抗日根据地。根据旅首长的指示，为拔掉这个据点，在战前，傅传作召集3营连以上干部，进行部署。他在给3营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一定要拔掉鬼子伸向根据地的这颗牙齿，砸碎它那个笼子！”他还亲自带领担负主攻任务的12连排以上干部，化装成老百姓，先头出发对敌人据点进行实地侦察。在战斗中，傅传作穿着被铁丝网刮破的裤子，按预定的进攻的道路，指挥部队发起攻击，迅速获胜。战斗结束后，为表扬12连的战功，傅传作叫警卫员给送去了一大瓶酒表示祝贺，并告诉连里干部：“四周围都有我们的部队，如果敌人再来，就是打响也没你们的事，要让战士好好休息。”傅传作身先士卒的行动，鼓舞了部队的干部和战士。12连指导员田惠普曾说：“傅团长把指挥所设在主攻连队，亲自布置，亲自动员，亲自侦察，战后又这样关心爱护战士，上下亲密无间，跟着这样的团长就一定能打胜仗。”在抗日战争中这一奇袭战例，以后被列入步兵学校授课的教材。
8月份，独1旅参加了百团大战。在战役第一阶段，第2团和715团分别在岚县、临县一带活动，袭扰和相机歼灭敌人，先后进行八次战斗，毙伤敌人150余名。在战役第二阶段，傅传作率第2团奉命向同蒲路忻口南北进行破击，9月18日，进至宁武地区，途中在上庄村与日寇（约400余人）遭遇，经激烈战斗，毙伤敌200余人。9月22日，他率领第2团袭击奇村，715团袭击忻口、楼板寨。23日和25日两个夜晚，第2团同715团又对忻口南北地区铁路展开破击，先后作战5次，毙伤敌300余人，俘敌5名，破坏铁路4里，公路40余里。
冬季，日军又调集兵力2万余人，对晋西北进行大“扫荡”，实行分进合击，并采取空前残酷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这次反“扫荡”，在晋西北军区第4军分区（独1旅旅长王尚荣兼任分区司令员）统一领导下，普遍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不使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在军事上以部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大部主力部队集中伺机歼敌。傅传作率领第2团一部，在安北附近消灭了敌人的抢粮队，把牲畜和粮食送还给群众。第2团的另一部，在三交、大武之间进行了两次破击战。这次反“扫荡”历时一个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104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破击公路20余次。
1941年春，傅传作奉命调延安军政学院高级班在职学习，后任区队长。
1942年，延安军政学院并入中央党校。傅传作主要学习党的路线与政策，兼学社会科学概论与文化。这一年，傅传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被选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候补代表，准备参加七大。他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思想方法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从而进一步辨清了党在以往的路线是非，认识到毛主席英明伟大，提高了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自觉性。
1943年3月，因部队工作需要，傅传作又回到120师独1旅第2团任团长。7月份，独旅进行整风，通过学习，对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独1旅全旅自制了几千辆纺车，粗手大脚的傅传作同战士们一起，也盘腿窝脚“纺线线”，到处是一排排纺车，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洋溢着一片生机。在大生产运动中，第2团2连搞得最好，他们种瓜种菜不仅自给有余，还拿出自己生产的东西支援地方同志，因此受到表扬。
1944年冬，在整风和生产运动的基础上，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傅传作对第2团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抓得很紧，在射击、投弹、刺杀等方面，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必须完成计划，达到标准，不合格的要重新作，反复练，以至符合要求为止。在战术训练方面，要求班排长以上干部都要经过教导队的培训，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实现抗日大反攻和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准备了重要条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而此时的******，则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过渡到国内革命战争。
在日本投降的新形势下，独1旅奉命开赴晋中参加大反攻。8月17日，傅传作领导的第2团，在旅部指挥下，同715团一道，由绥德、米脂、子洲等县出发，东渡黄河，经过八九天的连续行军，到达汾阳以北地区集结，并在晋绥8分区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文水县城，歼敌800余人。在八路军实行大反攻逼近华北各大城市并迫使日伪军投降的同时，******却命令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并改编伪军为国民党军，就地占领地盘，形成了蒋、日、伪合流的严重局面。在华北绥远方面，长期避战于黄河河套地区的傅作义部也伸手摘桃子，在占领包头以后，8月18日向攻入归绥正在围歼日伪守敌的八路军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夺占了归绥，进而夺占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集宁、丰镇等城，并逼近华北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绥八路军部队发起绥远战役。
10月中旬，独1旅、358旅等部队开进到晋北左云地区，由南向北发动进攻，与向东向西发动进攻的晋察冀部队相配合，对傅作义部实行合击。10月25日，358旅在独1旅等部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刚刚撤至卓资山的傅作义部67军新编26师。11月3日，独1旅和骑兵旅奉命西进，在察素齐消灭傅作义挺进4纵队四个骑兵团，8日进抵包头城下。为增加进攻包头的力量，358旅8团和715团两个营，经三天急行军于11日赶到包头。同日，组成两旅联合指挥所，指挥攻城战斗。担任主攻包头任务的部队，由独1旅第2团团长傅传作统一指挥。11月13日零时，在炮火支援下，第2团和715团一举登上城墙，迅速打开了城北门和城西门。第2团副团长彭济民和副政委罗洪标，率领本团3营和1营首先突入城内，715团2营、3营也相继入城，进攻部队与敌展开巷战，迅速扩大了战果，接着攻下了西营盘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全城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并将数百名俘虏带出城外。早4时左右，傅传作要2营营长张济堂跟他一起入城看地形，准备让2营从1、3营之间加入战斗，直捣财神庙以南高地，夺取敌人炮兵阵地。天明后，城内敌人组织约四个团的兵力和火力，向攻进城内的四个营八路军部队实施反冲击，并集中火炮向西北门射击，企图以火力封锁住突破口。在敌人发动的连续猛烈的反冲击中，入城部队四营勇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给敌以很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弹药消耗已尽，于下午被迫撤出城外。对这次攻城战斗如何评价，当时有些同志说：上级对包头敌人侦察估计不足，没有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打法，我们攻进城内的部队太少了，四个营占领全城三分之一的街道后，几乎看不到自己的部队，如果当天夜间再有四个营加入战斗，在天亮以前可基本解决问题。就总结经验教训而言，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1945年11月，在攻打包头战斗之后，傅传作晋升为120师独1旅副旅长。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奋起迎击，从此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遵照中央军委赋予晋察冀、晋绥部队的任务，两支部队于8月初开始进攻大同。独1旅奉命在卓资山组织防御，阻止傅作义增援大同。在我军即将进攻大同的时候，傅作义集中全部兵力倾巢而出，其主力五个师一个炮兵团共2.8万余人为中路，南北两路均为骑兵以配合中路行动。9月5日晨，其中路第11、17师和新编31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独1旅卓资山阵地猛烈进攻。担任主要防御的独1旅第2团顽强抗击，杀伤了进攻之敌的有生力量，坚持到14时后，主要阵地被敌突破，情况发展对我极为不利，遂决定撤出战斗。敌军占领卓资山后，继续向集宁进犯。358旅、独1旅和11旅自集宁西南向敌之侧背发起进攻，9月11日午，歼敌11师大部和17师一部共约5000余人。
同年秋，傅传作由120师独1旅副旅长调往晋绥军区军政干校任教育长。
1947年初，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要变化，迫使******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出于战争的需要，傅传作由晋绥军区军政干校调任西北军区第7纵队第7旅旅长，并先后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等战役。
1948年，从全国和华北的形势看，山西太原已成为国民党军一个孤立无援的据点，它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反动堡垒。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部队，依据毛主席指示的作战原则，认为拔掉太原据点，消灭守备之敌，解放山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18兵团司令员徐向前直接指挥下，攻取太原的战役开始了。10月中旬，经过反复的侦察，兵团召开了作战会议。周士第副司令报告了作战计划，大家发表意见后，徐向前司令员指着地图说：“我军要解放太原，必须先打东山牛驼寨。牛驼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李自成入太原，日寇陷山西，都是首占此地。我们占了牛驼寨，就可打碎东山的防御体系，控制太原全城，到那时，阎锡山就成瓮中之鳖了。”会议决定由第7旅主攻牛驼寨。同时以第3旅攻石柱沟，12旅攻榆林坪，以保障第7旅两侧的安全。
作战会议后，7纵队司令员彭绍辉、政委孙志远率领全纵队由城南绕到城东北，连夜隐蔽地向东山挺进。10月15日，第7旅旅长傅传作经反复考虑之后，为完成主攻牛驼寨的作战任务，他向纵队首长提出：“这一仗关系着攻取太原的成败，我想在今夜亲自去看一下地形。”彭绍辉开始不同意，就对傅传作说：“用不着你去，派侦察科长去就行了。”后经傅传作再三要求，彭绍辉看了看孙政委，用他仅有的一只手拍着傅传作的肩膀，关心地说：“要打好仗，首先侦察好地形是最重要的一着。也好，你去吧！但路上要小心啰！要特别注意隐蔽。”
10月15日晚上，傅传作带着两个侦察参谋，穿着山西老乡的破棉袄，腰里别着驳壳枪，背着粪筐向牛驼寨出发，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摸过山沟，攀过山梁，一直在敌人碉堡缝里钻。深夜3点钟，他们到了牛驼寨山梁上，伏在冰凉的山坡上等待黎明。东方发白了，他们边看地形，边数寨上的碉堡。寨上共有10个堡，以3个堡组成前沿阵地，以6个堡组成骨干阵地，用古庙改建的一个堡为核心阵地。这3个阵地互为犄角，步机枪均可直接联系，但相互间除一个大鞍部外，深沟断崖，彼此隔绝，各自又形成一个独立的作战阵地。在每个碉堡的周围，又都筑了很多明、暗的小碉堡，在小碉堡的前面是两三丈的峭壁，再向前是10多层台阶式的劈坡，上面架有五六尺宽的铁丝网，铁丝网附近还埋有地雷。傅传作看清地形后，急忙返回部队，向纵队首长详细报告了敌情。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纵队首长决定迅即攻打牛驼寨。
10月17日傍晚，傅传作率领全旅指战员，沿着隐蔽的山沟向牛驼寨出发了。夜12时，部队到达傅传作察看地形的那个山梁上。1时30分，第7旅21团分两路向敌人展开猛攻。突击队员很快把梯子靠在峭壁上，敏捷地往上攀登。由于峭壁太高，还差一人高上不去，机智的战士们搭着人梯，踩着肩膀一个个地上去了。1营攻占5、6、7号碉堡后，2连主动向10号堡发展，战士们以神速的动作攻上了牛驼寨，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天空升起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21团来电话报告，除4号碉堡外，其他碉堡已被全部占领。
正当欢庆攻占牛驼寨战斗的胜利时，忽然19团团长仇太兴来电话报告：“21团撤离阵地过早，我团只接了5、6、7号碉堡阵地，其他碉堡又被敌人反扑重占。”傅传作知道敌人不会罢休，急切地命令19团：“接多少，守多少，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
10月18日，天刚亮，战士们加紧修筑工事。9点多钟，敌人一阵猛烈的炮轰后，开始向19团阵地反击。这一天，3营连续击退敌人四次猛攻。天黑后，傅传作和19团的干部沿着山梁爬上牛驼寨视察阵地，根据白天敌人进攻的方向，决定加强6、7号堡之间的防御，要求在前沿的沟下边多挖一些暗堡，既可避免敌人的炮伤，又可打击反扑的敌人。
10月19日，敌人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连续轰击。这一天，敌人向19团坚守的阵地打了6000多发炮弹，进行了15次冲锋，但除扔下一堆堆的尸体外，一寸土地也没有夺去。
10月20日，太阳刚露头，敌人四架飞机向牛驼寨轮番轰炸扫射。敌人的南北炮群和城内的炮兵基地，又一齐向牛驼寨开炮，连续打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敌美式装备的30师冲上来了。这时守在阵地上的19团指战员，从虚土里找出枪支，向敌人还击，他们用刺刀把冲上来的上百个敌人刺倒，又用整箱手榴弹拉开其中一枚的弦，用脚猛蹬下去，把沟下正在冲锋的敌人炸死。疯狂的敌30师被打垮了！敌以收降日军编成的10总队向牛驼寨的冲击也被打垮了！这一天，敌人连续发动大反扑7次，7旅阵地落炮弹万余发，工事被毁，树无完枝，手榴弹柄铺地一层，但7旅部队的指战员仍顽强地坚守在牛驼寨阵地上。就在这天晚上，纵队彭绍辉司令员见7旅伤亡较重，命令傅传作率部撤下牛驼寨阵地，进行休整，准备再战。
牛驼寨争夺战夜以继日地在进行着。3旅、12旅、警备2旅都曾登上过牛驼寨，到11月9日，牛驼寨上的10个堡，除核心阵地4号堡外，又被7纵全部占领。11月11日上午，彭绍辉司令员命令傅传作率第7旅重登牛驼寨，炸毁4号堡。并嘱咐傅传作说：“这是解放太原的战术要点，必须坚决夺取！”11日下午，第7旅20团和21团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4号堡展开进攻。由两个团组成的爆破组，在轻重机枪等火力的掩护下，身着单衣，背上450斤炸药，利用敌人的火力空隙，向4号堡爬去，先后7次用100斤、200斤、500斤炸药爆破，因4号堡周围水泥太厚，7次都没能炸开。第8次用了750斤炸药，还在炸药里埋了一只雷管，终将牛驼寨中心阵地4号堡给炸开了。随着剧烈的爆炸声，突击队冲进了4号碉堡，接着又冲进了敌人的地下堡，只见里面躺着一片死尸。经过20余天激烈的反复争夺战之后，牛驼寨所有的大小明暗碉堡全部被攻克了，太原城已完全控制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在攻打牛驼寨战斗中，上级多次表扬傅传作和他带领的部队，赞扬他们体现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发扬了我军英勇果敢、坚决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前赴后继、孤胆作战、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以及他们所采取的隐蔽、迅速、突然、出敌不意的战术。
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为适应大兵团作战，人民解放军的全国部队改称新的番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1野战军，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傅传作先后任第1野战军第1军第3师和第1师师长，相继参加了扶武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全国解放后，1950年春，傅传作调至西南军区第一工作团任副军事代表，奉命到国民党起义部队16兵团去工作。在此期间，他立场坚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深入下层，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起义部队中获得较高威信，一些起义军官都愿找他谈心。通过大量的团结改造工作，最后顺利地将16兵团这支起义部队送往华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团结、改造16兵团过程中，傅传作、罗洪标还奉命率112师、7军21师两次参加剿匪、平叛斗争，消灭土匪800余人，为川北人民除去祸害。
同年9月，傅传作调西南军区空军任司令员。当时正值部队进军西藏，迫切要求加强空投力量，增加空投物资数量。为便于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并为尔后组编运输部队进行准备，西南军区空军建议，并经空军首长批准，于1950年11月24日，在四川新津机场，以川西航空站为基础，组建高空运输团，同时筹建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空军航校进行训练。1951年3月1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将高空运输团扩编为运输航空兵师。
随着地面进藏部队向前推进，空运部队也需不断把航线向前伸延。傅传作领导西南空军，在康藏高原不断开辟新的航线，连续向前试航空投。那里号称“世界屋脊”，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崇山峻岭，地形复杂，终年积雪，气候恶劣，加之没有准确的航图和气象资料以及必要的通讯导航保障，特别是没有前人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被人们喻为“空中禁区”。为了保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贯彻执行，保证进藏部队由甘孜、昌都等地尽快抵达拉萨，傅传作亲自到新津机场，和运输部队的领导、空勤人员共同研究，选择向前延伸的航线，组织飞行准备工作，总结试航空投的经验，有时召开空勤人员座谈会，把飞行人员接到家里听取汇报，征求意见，向他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及时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问题。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试航空投任务。1950年11月11日，谢派芬、贾仁甫、胡明涛机组驾驶伊尔12飞机成功地降落在海拔3200米的甘孜机场上。1952年6月9日，李向明、胡明涛机组经过加装油箱和充分准备，又试航空投太昭成功。这是当时开辟的康藏航线中最长的一条，往返飞行9小时38分，距拉萨仅200公里。自1950年4月至1952年11月，运输航空兵师共出动飞机1315架次，飞行3766小时，空投粮食物资2400多吨，先后开辟了25条航线，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进军西藏的行动。
1954年，傅传作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广州空军指挥所司令员。1955年9月，他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在此期间，他领导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国土防空、飞行训练和专机飞行保障等任务。1960年，中央军委和军委空军又把将陆军15军改建为空降兵的任务交给武汉军区空军。15军原是陈赓率领下的一支英勇善战、战绩辉煌的部队，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一仗更使他们的战功显赫于世，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在15军改建为空降兵的过程中，傅传作和武汉军区党委组成了联合工作组，深入该军，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改建任务。
1973年5月，傅传作调任军委空军政治委员，同时担任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他还先后被选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选为****第九届**********候补委员，第十届**********委员。他还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傅传作由战士到将军，由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在其成长的历程中，他一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每次调动工作他都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傅传作常说：革命军人嘛，调到哪里去都是要打仗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有两次工作调动使他心里不安：一次是1950年由陆军调到空军时，他既留恋自己熟悉的陆军战斗生活，又担心自己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怕到空军干不好工作，思想曾一度徘徊于陆军、空军之间，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除要求领导今后多给些学习的机会外，没有再向组织提出别的要求。另一次是1973年，中央调傅传作到军委空军工作，当时他思想上负担很重，认为空军机关庞杂，摊子大，担子重，怕自己能力不适应，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而忐忑不安，不敢接此重任，后经中央首长做工作才到职。
傅传作一贯英勇善战。战争年代，在频繁的转战中，他总是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身先士卒，勇敢地冲在前面，即便他担任旅长职务之后，他仍不避艰险，亲自到敌阵地前沿侦察，亲临前线指挥。在战斗中他曾多次负伤，多次遇到险情，但他临危不惧，敢打敢拼，顽强地带领部队完成了战斗任务。
傅传作特别重视部队的建设，他把培养部队具有良好的战斗作风看作是战斗力的保障，要求部队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是要求部队做到的，他首先自己做到，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带动部队。在消灭赵同反共救国军的战斗中，缴获的好表好枪，他一点不留，全部交公，在部队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傅传作一贯尊重领导，关心同志。在他任西南军区空军和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时，除认真贯彻执行军委空军各项指示号令外，对两大军区的首长和所在省委的领导也很尊重，经常主动地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并不断教育所属空军部队人员，要摆对位置，搞好关系，虚心向陆军和地方同志学习。因之，他所在的军区空军和大军区、地方党政机关部门的关系都比较正常，既亲切，又融洽。傅传作与同级干部之间，工作上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团结共事；生活上互相关心，以诚待人。他在当团长时，团政治处主任罗洪标生病了，他一天去看几次，并要求卫生队尽快将其治愈；他在西南空军当司令员时，政委余非有时因工作忙不能按时去吃饭（当时几个领导同志一块就餐），他就不入座，等余政委到后再一块吃。同志间的关心、爱护，促进了同志间的团结合作，因而他所在的领导班子中，相互关系都较好，很少有闹不团结的现象。傅传作在战斗部队工作时，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认真解决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他担任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后，还是经常深入下层，逢年过节时到干部家中看望，征求意见，问寒问暖。傅传作平时虽很严肃，但同志们却感到他诚挚、亲切，和他一块工作心情舒畅。
傅传作酷爱学习。他参军前在家没读过一天书，入伍后经常一字一字地学，一句一句地背，逐步提高了阅读能力，他不仅可以读书、看报，还能批改文件，写点小文章。他特别爱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并结合各个时期不同的作战对象，成功和失利的战例，进行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指挥能力。
傅传作在生活上廉洁朴素，严格要求自己。他经常强调按章办事，从不搞个人特殊，更不以权谋私。跟他30多年的炊事员老代，想叫自己的孩子当兵，请他给说句话，都被他谢绝。傅传作的孩子有时放学晚，回家赶不上公共汽车，警卫员提出用车去接一下，也被他制止。傅传作入伍后，20年之久没和家通信，解放后才取得联系，得知家中因遭战争摧残仅剩简陋茅屋一间，73岁的父亲还在世，叔父已半残疾，缺乏劳动力，生活很困难。身为司令员的傅传作，除用自己的薪金补贴家庭生活外，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认为，家庭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只能随着国家富强而好转。傅传作平时爱抽四川制的黑烟（类似雪茄），有时北京买不到就托人由四川带。驻成都部队的一位领导，让人给送来了四条黑烟，说是给首长抽的，没要钱。傅传作拒绝接受，他生气地说：不花钱的烟我不抽。有一次傅传作下班回到家中，见别人送来两只烧鸡，以为是找他办私事的，当场就发脾气吵起来：我是买不起烧鸡吃吗？快拿走，别搞这一套！后来他弄清了，是别人来看他爱人李春景的，并无他求。自己批评错了又向人道歉。凡是知道傅传作不徇私情的，都不向他提出规章以外的个人要求。
傅传作长期患有肝炎，带病坚持工作，有时开会或下部队检查工作痛得难以支持，他就吃几片药强忍着，后来病情严重，转为肝癌，才住进了*******。不久，病情进一步恶化，医治无效，于1982年8月26日13时1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傅传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逝世后，组织上对他的评价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服从命令坚决，不怕流血牺牲，曾多次负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诚党的事业的高尚品质。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齐会、陈庄、忻口战役，百团大战和大青山、冀中、晋西北等多次反“扫荡”战斗。在解放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和大西南等战役。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斗争策略，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任务，是我军的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全国解放后，傅传作从成立空军起，就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生活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工作兢兢业业，在组织指挥打破空中禁区、开辟高原航线、粉碎美蒋空中入侵，在加强空降兵及空中运输部队工作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空军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