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餐后，我立即来到营部，在门口喊了声“报告”，听到营长应道“进来”，我才推门而入。
营部很大，在我们新兵寝室的楼上，像是把与楼下一样大的寝室打通了两间，作为办公室用，靠着墙壁面对面摆着四张桌子，旁边还有个小门，是营部首长值晚班睡觉的地方。
营长站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教导员坐在背对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前，他对面的两张办公桌前坐着两位四个兜的干部，那时早就取消的军衔，干部和士兵的区别，就是看上衣军装有几个口袋，我们也叫兜。
那两个干部一个三十出头，一个四十出头，我都没见过，三十出头的那个一脸杀气，看上去就是一个比较嚣张的正职干部，而那个四十出头的慈眉善目，有点象司务长或者其他副职干部。
我齐步走到他们面前，“啪”地一个立正，朝他们行了一个军礼。
“嗯，”教导员用目光朝我示意了一下，让我在四张办公桌边上，已经准备好的一把木质椅子上坐下：“坐下吧。”
“是。”
我齐步走到椅子前，腰杆挺得笔直地坐在那里。
与身材高大魁梧的营长截然相反，教导员个头瘦小而单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但透过镜片射向我的两道目光，却象两把利剑一眼，似乎随时可以洞穿我的心思，让我不寒而栗。
教导员手里拿着一叠材料问我：“你是一排二班的张子晨？”
我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起立：“是！”
“嗯，坐下回话就可以。”
“是。”我再次腰杆挺得笔直地坐下。
教导员两眼看着那叠材料，冷不丁地问道：“你认识张道陵吗？”
我愣了一下，在脑海里迅速搜寻了一遍所有的记忆，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想不起来是谁，为了不节外生枝地给自己添麻烦，我果断答道：“不认识。”
教导员犀利的双眼从手里的那叠材料上移了过了，入木三分地盯着我再次问道：“张松涛呢？”
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甚至当教导员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定又圆又尖的高帽子，戴在一个长相猥琐的老人头上，上面写着“腐朽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
那个老人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牌子，上面一行小一点字的内容是“牛鬼蛇神、流氓”，下面是“张松涛”三个大字，而且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叉。
那个名叫张松涛的老人就是我的二爷。
不过解放前，我爷爷就与他分家并且断绝了来往，否则我参军的政审是通不过的。
听到教导员问道二爷的名字，我立即摇头道：“没听说过，不认识。”
教导员把材料合上，我只要稍稍瞟一眼，就能看见那些是什么资料，不过此时此刻我危襟正坐，两眼迎着教导员不敢斜视，因为我们学过保密条例，不该看的不看。
教导员把椅子朝前挪动了一下，看着我说道：“那你把昨天到三号岗哨站岗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
我立即毫无保留、毫无遗漏地重复了昨天对营长说的一切。
教导员听后回头看了营长一眼，营长没吭声。
我想教导员还在向营长求证，我今天对他说的，和昨天对营长说的有什么不一样，而营长的沉默，无疑证明我所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教导员回过头来起身对我说道：“来，跟我走。”
我立即起立，等教导员从我面前走过，我才转身，接着是那两个干部也起身朝门外走去，我准备等营长走后再跟着出去，营长却示意我走在前面，等我走出营部后，营长关上门走在最后。
我们的营房门口就是一个操场，我们一排三个班的新兵就在那里训练，每个班本来都是八人，只有我们二班现在只有六人。
看到我走在四个干部中间，战友们都朝我投来疑惑和异样的目光，我也有种被押着上刑场的感觉，浑身很不自在。
营部共有四栋两层楼的营房，正对大门的就是营部，楼上是营部首长们的办公室，楼下是我们一排三个班的寝室。
靠近营部左侧第一栋是二排和三排新兵的寝室，第二栋是食堂、炊事班和警卫排的老兵居住的地方，靠近营部右后侧的那栋则是库房。
全营部一共有三个岗哨位，一号岗哨就是营区的大门口，二号岗哨是后山坡下弹药库的大门口，三号岗哨就是我昨天和付小军站岗的后山顶上的岗哨。
除此以外，每栋寝室营房门口还有一个岗哨。
教导员在前面引路，并未带领我们到三号岗哨现场，而是朝营部右后侧的库房那栋楼走去，令我感到十分诧异。
库房那栋楼一楼最头边两间是紧闭室，只有里面有战士被紧闭的时候，门口才会放个岗哨。
当教导员带着我们朝第一间禁闭室走去的时候，我懵了：好好的，凭什么关我紧闭呀？
教导员走到禁闭室门口，对那个警卫排的老兵说道：“把门打开。”
“是。”
那个老兵把禁闭室门上的锁打开后，教导员朝我一摆头，我心里虽然不服，但嘴上没敢吭声，而是迈着齐步朝禁闭室走去。
一走到门口我更懵了，因为我发现付小军正坐在禁闭室里面的床上，目光有些呆滞地看了我一眼后，又把脸偏向了窗外。
“这......”我看了一下付小军，又看了一下教导员，最后看了一眼营长，忙不迭地说道：“这怎么可能？我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名义向主席发誓，付小军他......他......”
我本想说“他确实死了”，但现在无论如何也说不是下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