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用讨论的方法找工作关键点。许多工作事倍功半，关键是抓不住关键点。我曾写过一篇《工作要抓关键点》的文章，收在《旧屑新拾》中。怎样才能为实现重大目标、根本目标抓住关键，取得更好的效果呢？为此，产生一个想法，成立目标与方法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抓关键点。如何进一步把目标搞清，把重点搞定，把方法搞准，把钢用在刀刃上。力免精力的“胡支乱花”和轻率投入。力求在单位时间内以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大的效果。为此，当时还对研究小组提出过五条具体要求。这五条具体要求的核心内容也是讨论。当然，这个找关键点的过程，依然是讨论的过程。也就是说，讨论依然是准确抓住关键点的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可惜这个小组后来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主要是承办的同志认识不高，热心不够，根本原因是对讨论这个有效方法认识不到位。不过，我这个主导思想并没有因此夭折，讨论这一基本工作方法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将我迫切希望的讨论转移到了手机上，实行了“手机讨论”。手机讨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非常快捷方便。也可以说，我对此有点过于热心，甚至在夜半更深和凌晨五点之前发出过发动讨论的群信。我将经常参加讨论的这个小组称为“未无”组。就是借鉴鲁迅组建“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的取义，由几位，十几位还没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什么成就但可以积极努力的朋友用手机“联网”。根据参加讨论的频率，我将他们分为“未无一”、“未无二”和“未无三”。“二”较之于“一”人数多一些，“三”的人数更多一些。鲁迅说“未名”并不是“无名”，而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而我的用意，却在于苦想。自己苦想，推动苦想，几位朋友大家苦想，正是在苦想中切切实实向“未无”努力。对于我发出的群信，有几位朋友，无论何时何地，多早多晚，都及时回信，认真讨论。我几乎是“感激涕零”，总是马上回信息，表示衷心感谢！
一件是用讨论的方法推动青年干部读书。我曾在一个关于加强学习的来文上批过几句话，中心意思是“给图书室添点书吧”。我认真写下的一些文章，虽然也有人表示认可，但随意批下这几句话，收到书中后，好几位朋友都提到它，甚至为之感动。而我呢？是有感于单位的青年干部读书的热情不平衡，可以说是骑着骆驼赶着鸡，高的高来低的低。为此，一是坚持每年为图书室添几次书，一是采取了讨论式的读书法。这既是逼，也是引，还是赛。这个办法，已得到大家公认，取得好的效果。我在一次学习活动的总结评点中说“整体发言水平有提高，整体思想水平也有提高”。这“两个提高”，仍然归功于“讨论”的推动。这样的讨论，开始由机关团委在35岁以下青年干部中进行，后来扩大到全体机关干部。范围扩大，规格提高，效果越来越好。
关于讨论的方法，我讲了这么多，并非说讨论是万能的，而是想突出肯定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就我的经历和体会而言，除此之外，还没有遇到更有效的方式和方法。用讨论的方式理清思路，用讨论的方式明确重点，用讨论的方式丰富内容，用讨论的方式沟通信息，用讨论的方式构划结构，用讨论的方式丰富语言，用讨论的方式推动学习，直至用讨论的方式完成任务和评价任务完成的好坏，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今天讲公文写作，联系自己工作经历和从文经历想了想，好像也只会如此，只能如此，只有如此而已。
综合上面所说，似乎都是一些外围性质的材料。我认为这些都很重要，或者说尤其重要。有了一个好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正确的从业观念，掌握了有效的方法，写材料进步起来，应该较快一些。所以，也可以说，这都是几个关于写好材料的关键性问题。下面可能具体讲到材料怎么写，但能具体到什么程度，现在还说不准。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应该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别人说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也很多。但是，最明白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人真正知道。许多人都在找，我也找过。我不知道别人找到的是什么，我却没有找到什么。在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一种方法，用几句话告诉我们之后，立马成为文章高手。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说：“有人要拜名师，名师是吕洞宾，他的手一指，你的文章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他只能指出一条路，路还是你自己走。”
我相信自己已有的看法，更相信吕叔湘先生的话，就是不相信“速成”与“神效”。我想，如果有此神效之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应该不知道会有多少思想大师、文章祖师老子、孔子、庄子式的人物；会有多少司马迁、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式的人物；会有多少屈原、李白、杜甫、李后主式的人物；会有多少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式的人物；会有多少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式的人物；会有多少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式的人物。我们的女同胞中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班昭、蔡文姬、李清照式的人物。如此一来，我们这些人也就用不着写材料了，仅他们的世袭子弟争写材料岗位就成为天下最热闹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只好相信，文才、文采是不能遗传的。
要说遗传，我觉得身教是最好的遗传教育。我的父亲所给我的遗传，就是热爱劳动。我记忆中，他除了正常下地劳动，上山放羊，一生总是在编条子。晚上在煤油灯下编，天不亮就起来编，饭前饭后也编。所编什物，有车围、驮篓、柿饼和苹果筐子、箩头、篮子、筛子，应有尽有。有什么需要，他都可以编出来。父亲经常为了编而顾不上吃饭，让催了又催，惹人生气。小时候，我看他编，或者在他身旁看书、写字。父亲看着我认真看书、写字，好像编得更舒心。他编的是希望，是幸福，是生命的延续和升华。宋代的司马光为国家消患于未萌，夙夜惶惶，废寝忘食，编写出一部巨制《资治通鉴》。我的父亲没有如此胸怀，却也为一家人的温饱，为儿子的读书而废寝忘食。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渺小，每想到煤油灯下编条子的父亲，总是肃然起敬。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同父亲担上篓子，到四十多里远的县城去卖。后来，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家境有所好转，父亲依然编，编出的什物，是家什，也是艺术品，也卖，也送人，谁要送谁；编进去的是他的生命，他的习惯，他的勤劳，他的艺术思想。我虽然没有传承父亲的手艺，但自认为传承了他这手艺最核心的精神——勤劳和吃苦——执着和不懈——习惯和自然——往大里说，甚至可谓精益求精和向往创造、创新。要说父亲对我的影响和遗传，这是最大的，最本质的，最使我终身受益的影响和遗传。我的热爱劳动，由此而来；我的良好习惯，由此而来；我写文章的灵感，也由此而来。有时候，我甚至想，我能有较为条理的思维能力，与小时候看父亲编条子也许有某种联系。因为我相信，世事万物是联系的，是相互影响的。谁又能否定这种联系和相互影响呢？直到现在，我仍然在梦中与编条子的父亲相会。我相信，这是父亲仍然在将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我。
我继承了父亲勤劳、执着、永远有向往的艺术精神。至今还没有人从我已发表的文章中，或写成的几本小书中，看出我写作的基本源泉。其实，这个基本源泉正是从父亲编条子这个渠道贯通下来的。如果细心看看，还会从我的字里行间看到父亲编条子的影子，至少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渗透。直到现在，父亲去世十五年了，我每次回到故里，都要到父亲的坟旁去坐一会儿。在心里默默地与父亲交流，总怕父亲遗传给我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而这遗传，也总是不断地在我心中生长，壮大。因此，每当我早晚在灯下写稿子时，总是有父亲陪伴着我，鼓励着我，激励着我。想到父亲，我的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但这不是悲伤，而是父亲遗传过来的精神的滋润。
我曾写过两篇散文，一篇是《坟的慰藉》，一篇是《父亲的葬礼》。朋友看后说，在我发表的文章中，这两篇最感人，有一种内在的东西，让人读后久久萦怀。
我经常这么想，写材料、写文章之所以还可以吸引那么多人，为它付出一生——付出青春付终身。就因为它是技术活，艺术活，是创造性劳动。
说到创造性劳动，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去，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孙中山先生将创造性劳动贡献巨大的人，称之为有大志向的人：“有万世之志，有数千年之志，有数百年之志，如耶稣、孔子、释迦牟尼，寿命最长，万世之志也。科学发明家佛兰克林、牛顿诸人，有功德于人民，数千年之志也。中国如郑康成、伏生等，亦立数千年之志，绍开古来也。”毛泽东对创造性劳动更有诸多伟论，别的不举，只举三条：其一“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其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三“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想想他们的圣教和他们的伟大实践，我常常感到与人的距离还很远，算什么人呢？只能说还没有成人。然而，在我看来，劳动是人世间最幸福快乐的一件事，创造性劳动更是人世间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在劳动中学技术，在劳动中找窍门，在劳动中创造更加充实的未来。这样，既较可靠，也较幸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生命的路沿着向上的方向走，就要立志做有作为的人，就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种好自己的土地，就要自觉去经受艰苦的锻炼，就要不断地由不完全向相对完全前进！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也许有的朋友对这个观点有点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或者在心里有所嘀咕。请诸位朋友想一想，我们不去与有大志向的伟人比，甚至退一步说，不去考虑创造性劳动，仅以普通劳动者而言，就是作为普通人的生存与发展，不用别的方法，试着剥夺你的劳动权利，你的创造权利，你的前进权利，你会是什么感受？所以世间宪法，通用的一条，就是赋予公民劳动的权利。
说到写材料的学习，我想到一个人，大家都熟悉的曾国藩先生。许多人都佩服他。毛泽东、蒋介石也说特别地佩服他。曾国藩自己呢？好像并不佩服自己的聪明，而是佩服自己的用功。他自称是个很愚笨的人，却承认自己是特别用功的人。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大概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比被窝里更有吸引力，至少是更需要他去占据。他规定除了日常工作，包括紧张的指挥打仗，每天读多少页书，写多少个毛笔字，除了天天写日记，每天要写一篇短文章。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像他这样苛刻地要求自己，天天坚持的，几乎是空前绝后，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他成功了，他成为一个唯一，他也应该是一个楷模，一个范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以谁为楷模？以往，我并没有想明白，近日看到一本讲孔夫子的书，说孔子不会为了谋取一职，去专门学习某一专业。孔子自己学的，创办私塾教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追求和培养的是价值承担者，文化传承者，理想的践行者。我由此得知，曾国藩应该是以圣人孔子为楷模。据南怀瑾讲的《论语别裁》，曾国藩有十三样本事。但是，一生以孔圣人为楷模，有十三样本事的曾国藩，也没有成为圣人。
大体而言，期许很高的人，都有这样的追求。冯友兰和季羡林都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我读冯友兰的随笔集，也写过一篇《期许非凡的冯友兰》的体会文章。可以肯定，一个人有了很高的追求，或者较高的追求，学习和磨砺的自觉性都会较高，完成写材料这样一项任务，当不在话下。
这样说来，好像不必要再讲写材料的方法了，不过，为了对大家有个交代，我还是硬着头皮，讲点操作性的体会。但是，也难免讲着讲着又返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