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车上船上或者飞机上，相邻位子的人一般互相不打招呼，为的是省事，互不理会，互不干涉，各管各的，彼此都感觉自在。有时也会有一些别样的邂逅。在一次外出途中，记得是在青岛往济南的火车卧铺包厢里，碰到一位健谈的旅客。看上去他的年龄比我长一些，我们之间相谈煞是有趣。是从我向他借火开始的，他热情地与我说话，我大约也作出了相同的回应。他立马打开话题，从一条新闻说起，说及跟他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是他在说，我说得很少。在交谈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彼此对现实的认知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更加增添了相互交流的兴致。他说得很有兴致，我听得也蛮有兴致。说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平常在职场上不能谈的话题，他说得非常坦率。我们直抒己见，毫不躲闪，坦诚又率真。为什么会聊得如此敞开？
在聊的过程中，谁也没有给对方名片，谁也没有问对方在哪个单位工作，始终不知道对方是谁。这就是原因所在。聊完之后走人，互道拜拜，各奔东西。相互不通姓名和身份，实际上都是蒙面人，脸上都戴着面具，脸上有面具心里便没有了面具。反之，如果相五亮明身份，拿掉脸上的面具，那心里边就戴上了面具，有些话就不能那样说，交谈又是另一种氛围了。我和那位邂逅的老哥，对于各自的具体情况相互之间始终不说不问，内心似乎有着默契，心照不宣的默契。蒙上面孔，敞开心扉。
在职场上，各人都有自己的身份，上级下级，左职右职，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人说什么话，怎样说话，必须跟他的社会身份、职场身份相一致。所谓的打官腔老百姓很反感，从某种角度上言也是属于不得巴，有职务者必须说与其身份相一致的话语，稍不留心，没有控制好分寸，过了头，昕起来就像在打官腔，令人生厌。没有办法的事，他必须说跟他身份一致的话语，只能说跟他身份一致的话语。如果说出跟身份不相符的话语，那肯定会带来麻烦，说得越多，招来的麻烦可能越大。人在不同的场合，身份不一样，在家里是丈夫，在商场是顾客，在飞机上是旅客，在职场上可能是什么长，或者不是什么长，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说不同的话语。我插队的时候，社员盯一起在地里干活，队长经常讲故事，他的故事有时候带色。有一次他讲一个带色的笑话讲得兴致正浓时突然停住，话锋一转，说：今天的活儿蛮多的，时间不早了，大家抓紧一点时间干啊。说毕低头干活。我们都昕得人神，不知何故，回头一看，是他年方18的女儿来了。因为女儿的出现，他作为父亲的角色被突显出来，有些玩笑话不能讲了。队长可能不属于什么官，他自己也没有拿它真当作是什么官，经常讲下流话。但是作为父亲，他想当得像模像样，看到女儿来了立马变了腔调，在女儿面前，他既像父亲，又像队长。
写作的时候有的人用真名，有的人用笔名。一些用真名写作的人，说是生不改姓，死不更名，要用就用自己的真名写文章，为自己的文章负责任。言之凿凿，铿锵有力。这话似乎还有言外之意，似乎只有用真名才是负责任的态度，用上笔名则是为了逃避责任。不能作如是理解。用真名写作，确实是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就只能说符合你的某种身份的话语，不能有所偏离，不然就像我的队长那样，遭遇"角色川冲突，尴尬得很。不可否认，符合某种身份或职位的话语，往往会受到很多的制约。所谓受到某种限制的意思，就是有可能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因此必须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而话语一旦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则会变得非常之枯燥乏味。所以另一些人用笔名写作，不是为躲避责任，而是想摆脱一些束缚，说一些应该说的话，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前者是负责任的表现，后者也是负责任的表现。两者并不矛盾，都是负责任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尝试第一次全凭个人的想象创作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他还突发奇想，在写写人们穿着衣服时所做的事情之外，也写写人们不穿衣服时所做的事情。写写人们不穿衣服时所做的事情，肯定会遇到麻烦，如果他女儿知道了，一定会骂他，如果他孙女知道了，一定会为有这样的爷爷感到羞愧。如何两全？他采取一个办法，戴上面具，化名兰陵笑笑生，他写出的书叫《金瓶梅》。这部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创下了好几个"第一"，有人说先有《金瓶梅》，后有《红楼梦》。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一定是个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于是有学者便在明代万历年间，另一说是在嘉靖年间，寻找作者的原名。有的学者以毕生精力在寻找，列出的疑似者名单已有数十人之多，到底是谁？不能确定。到目前为止，那位书写"奇书"的名士，还躲在历史的深处窃笑呢。
有时候不能有面具，有时候需要有面具。面具不是坏东西，蒙上面具，说说想说的话，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内心的交流畅通无阻的地方比较难，而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那里大家的名字可以不拘一格，大家的面具可以五花八门，在广阔而自由的空间里，大狗小狗都可以叫，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有些闹哄哄、乱糟糟，但是很真实，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袒露的和隐蔽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