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的战后社会一样，政治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在科索沃也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经济形势困难，公职人员工资很低，东南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对政治家和经济界老板的民主监督，再加上民主政党结构“弱”，各政党资金来路可疑；这一切都导致腐败现象——一般定义为“利用公职谋求非法收益”科索沃的居民认为腐败是政治和社会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2004年4月，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进行了“科索沃反腐败”（Combating Corruption in Kosovo）项目对于腐败程度，近50%（48.7%）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腐败情况同一年前相比还有所增加。只有11.5%的人说腐败现象有所减少，30.1%的人认为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变化。居民认为最腐败的机构是科索沃电力公司（KEK/Power Corporation of Kosovo）、医院、海关、乡镇（非法建筑）和政府。被调查者也极力谴责议会、总统和政党缺乏抵制腐败的能力，对它们的评价仅比地方政治家和政府好一点点。
调查数据对政治机构来说是欠佳的，我们能断定居民在这一点上的观察角度是现实的吗？也就是说，科索沃政治制度中的腐败程度真的有这么高吗？这项研究受任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政府，该研究的分析小组认为，居民明显高估了那些重点机构的腐败程度。调查称，只有11%的人具体陈述了在政府遭遇腐败的经历，在电力公司（KEK）和海关分别也只有17%。他们认为，由于谣言和媒体的夸大其词，居民当中所形成的对于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印象同实际的腐败程度不符。因此，在他们看来，在这儿最好的战略方案就是加强政治家和居民的沟通和相应的宣传工作，政府政治家也应当加强类似的“说服工作”：“如果更多的科索沃人能够同中央政府获得沟通，那么他们会发现这些机构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腐败，从而会觉得中央政府更加合法、更加可靠。”
美国国际开发署2003年7月的一份报告对此问题的类似阐述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该报告以未经证明的方法（专家调查）为基础，仅仅对503名被调查者进行了民意调查就得出结论，科索沃政治体制的腐败问题并不像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中所说的那么大。该报告还进一步断定，从根本上讲，科索沃的行政和管理能力并没有因为腐败受到削弱。“和所有国家一样，我们认为现在科索沃也存在腐败。但是，尽管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的讨论认为腐败现象相当严重，但是看起来腐败并没有成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也没有明显破坏政府完成任务、提供服务的能力。”
对于腐败原因的回答结果说明居民认为腐败现象极其严重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美国自由之家基金会每年所进行的各国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2004年4月的调查显示，居民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警察也持非常批判的态度，在腐败问题上，居民对特派团警察的评价明显不如科索沃警察部队（KPS）。
科索沃的居民不仅谴责“大的”腐败现象（政治家和经济领域的腐败）——这一点在《科索沃反腐败》报告中有详细论证——，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中的腐败形式（交通管理或拜访官员方面，以及对医生和大学教授的私人馈赠）也持否定态度。在这方面，科索沃年轻人和大学生的批判意识要比他们的长辈更强。《科索沃反腐败》报告将居民对腐败现象的批判态度作为形成“对腐败零宽容文化”有效战略的出发点。具体措施包括：宣传和教育领域的活动，政治阶层的积极参与（具体建议是在2004年10月议会选举的竞选中组织候选人进行相关辩论），同时还要在科索沃经济形式总体好转的背景下提高公职人员和其他易受腐蚀领域从业人员的收入。
这些战略是建立在宣传和理智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上，尽管目前经济状况极其糟糕（事实上，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下降）；这样的战略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如果科索沃政治制度的运作和资金筹措同腐败行为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紧密关系不被触及，那么相关的改革努力本质上不过是安抚科索沃和其援助国公共舆论的声明政策。科索沃最尖刻的记者之一阿格隆·巴伊拉米（Agron Bajrami）在2004年7月的一份评论中写到，科索沃的各政党在“侮辱科索沃普通选民的智慧，他们认为普通选民是盲目的，没有思考能力的”。《科索沃失望的五年》说明，科索沃的三大执政党“只是在美化外表，内容上毫无改变”。具体到政府和政党的反腐败战略：“这样的话题根本就进入不了执政党的议程，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政党必须同它们本身大多数的高层代表划清界限。”
耶特米尔·巴拉亚的一份评论列举了一系列的事件，对这些明显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盟的代表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因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希望在这一领域取得决定性进步的努力——主要是2003年建立了一个调查组，负责调查科索沃人和国际公职人员的犯罪和腐败行为——收效甚微就不足为怪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反腐败倡议”，美国自由之家基金会的报告《2004年转变中的国家》总结说，“其结果有喜有忧。造成其突出缺点的原因在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和透明度，还在于临时自治机构的政治决心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