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索沃地位问题的讨论是当今科索沃议事日程中的主题。在长达六年多的等待之后，国际社会对地位问题的理解是，继续拖延是不太可能了，尤其是在2004年3月发生骚乱之后。“时间在科索沃流逝着。现状不会维持太久。2004年3月发生的骚乱证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对尚未解决的状况问题失望透顶。如果2005年还看不到能够巩固和平和发展的一个终极地位开始的话，那么科索沃将会回到冲突中，从而产生区域不稳定。”
自1999年以来，在地位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什么？人们为何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随着1999年7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的通过，地位问题的解决也被推迟了。在安理会1244号决议中提到：要在南斯拉夫联盟（今天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内实行科索沃的“实质性自治”，并且确定了国际民兵的任务，目的是推动确定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政治进程。
2005年，国际社会政治界以及科索沃党派和政府开始集中着手有关地位问题的谈判。但只有当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和联合国安理会在所预定的2005年年中审查科索沃地位时，能够确定在所规定的优先发展标准中有很大的进步的话，才能开始进行谈判。预定到2005年秋天进行对科索沃未来地位具体的谈判。神秘的2005年把希望都寄托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身上。对他们来说，独立是唯一可设想的抉择，尚待解决的地位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塞族方面——无论是科索沃塞族人还是贝尔格莱德的塞族政治领袖——拒绝快速解决地位问题，尤其是坚决拒绝对科索沃独立作出决定。塞族政府坚持按照联合国1244号决议行事，在决议中只提到了科索沃的一种“实质性自治”。在2004年3月的骚乱之后，贝尔格莱德提出建议：即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是一条双向道路：领土驻兵和领土自治。
解决地位问题显得棘手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这一点上有关的国际主体没有达成共识。一些欧盟国家对科索沃的独立还是有所保留。俄罗斯和中国很明显会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并且会在安理会上反对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完全分离出来。其他的一些重要角色，首先是美国，在1997年7月战争行动之后的头几年里，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来解决，但并未真正表示过明确的态度。每一个有关科索沃终极地位的决定，首先是对这一地区政治发展，如总是摇晃不定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上所述，安理会1244号决议将国际管理战争结束后头两年的重点放在重建工作、难民遣返回国和克服困境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和欧盟逐步地接受了执行民事行政功能、建立科索沃自主管理以及调控政治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任务。随着2001年5月临时自主管理宪法框架的通过，在安理会1244号决议中进一步强调了将职权范围转交给新建了的自治管理机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米歇尔·施泰纳在2002年年初在这里也进一步强调了政治领域的问题，从而在地位问题谈判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在2004年4月施泰纳阐明了“先地位后标准”战略及这一战略的基准点。科索沃人没有参与这一战略的制定，这一战略并且成为了国际国家共同体在科索沃的主导原则。这一纲领确定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标准，它的实现为地位问题谈判的开始创造了条件。米歇尔·施泰纳在这里列出了八大优先标准和相应的基准点。这也是第一次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的文件中确立了在科索沃建立多种族社会的目标。
米歇尔·施泰纳的接班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哈里·霍尔克里（Harri Holkeri）在2003年底时尝试，通过科索沃政府加快将标准付诸于实践。在2003年12月10日，他与总理雷杰皮（Rexhepi）和总统鲁戈瓦（Rugova）共同表示要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战略，即“科索沃标准”的文本进行修改。这一新构想的通过第一次为标准的实施提供了检验的最佳时机：美国外交部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在2003年12月访问普里什蒂纳（Prishtin/Pritina）时，提出建议，也就是要在2005年年中对标准作一个终极评估。与“地位先于标准”不同的是，“科索沃标准”与科索沃自治管理机构共同合作。此外，在新的有关这些所谓的要有所进步的标准的文件中进一步详细地阐明了这些标准并对某些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行动性的步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参与到新战略的工作中，因为在他们眼中将这些标准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会导致地位问题的预先判定朝着他们拒绝的独立方向的发展。
标准基准点有效运转的民主机构——在全科索沃建立有效的、有代表性的和功能性的政府当局机构
——促进公民社会结构、人权和妇女完全参与
——在政策中确定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PISG）的领导地位
——资源配置透明化
——保证少数族裔公务员参与政府工作的有意义
——建立负责任和职业化的媒体
——法治（警察及司法部门）
——极端主义思想不应该受制于主流思想
——国际法官和警察有能力起到支持作用
——增强科索沃司法部对付犯罪的可靠度和执行能力
——海关服务部门和科索沃警察部队（KPS）参与到反有组织犯罪的战略之中
——科索沃警察部队（KPS）作为国际承认的可依赖的伙伴行动自由不需要依赖于军队或警察进行无限制的运动回返和融入社会——创造安全和持续的回返和融入社会的条件
——所有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们能获取必要的信息，决定他们是否回国
——回返到城市地区重新开始
——为了回返和融合社会，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PISG）必须对预算资源作出适当的配置续表
经济——为安全投资制定最小限度合法的管理架构
——增强税收
——促进私有化财产权在回收财产方面做出突出进步与贝尔格莱德对话——通过直接往来表达实际问题
——通过对话和信件往来解决问题
——重新开始业务关系科索沃保护团——适当减少分遣队
——完全科索沃警察部队（KPS）的授权
——与社会各界以及少数族裔建立关系来源：根据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先标准后地位，自行绘制，普里什蒂纳（Prishtin/Pritina），2002年4月。
a）有效运转的民主机构（选举、过度管理机构、媒介和公民社会等等）
b）法制国家政体（法律面前、法律通道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打击经济和金融犯罪）
c）全科索沃种族群体自由运动、在科索沃自治管理机构内平等使用一切官方语言
d）难民和被驱逐居民的回返，保证种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权力
e）改善经济状况，目标：在经济领域力求科索沃向欧洲标准靠拢
f）财产法（解决财产问题、保护文化遗产等等）
g）与塞尔维亚人和这一地区的国家进行对话
h）改革科索沃保护团
在新的文件通过后马上设立了五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都把民主机构、法治国家政体（法治）、经济、少数族裔及回返、与贝尔格莱德对话以及在这一地区实行这些标准当作工作目标，并定期对实施这些目标的进展进行监督。在2004年2月期间工作重点是推进计划的实施并制定出了草案，但由于3月中旬的骚乱一直没有公布。在经过较长的几次谈判后，也许在2004年3月31日就可以与自治管理机构一起——这次当然也没有塞族的参与——公布“科索沃标准执行计划”。
3月骚乱之后政治进程陷入停滞状态。随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霍尔克里（Holkeri）的接班人森——彼得森上任。随着一天一天地接近2005年年中，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独立的要求使得国际主体不得不采取行动了。推动地位问题谈判的新关键性因素是挪威外交官凯·艾德的报告，报告中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委托对当今科索沃的状况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的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艾德在他2004年7月初发表的报告中赞成，仔细考虑关于地位问题先进的政策：“人们不断地认识到，按照现在的形式‘先标准后地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它必须被另一种更宽阔的政策取代。这种政策中，有秩序地实施标准通过对未来地位讨论将科索沃从现今地位带入一个广阔的地方和欧洲一体化进程。”
新的——这次并不是以文件的形式出现——战略是“标准和地位”：标准必须尽可能快地实现，关于科索沃地位问题的谈判在可预见时间内开始。这次立场的转变与2004年8月中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更替领导人有关。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耶森——彼得森上任开始就表明态度，在地位问题上的决定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认为，将一个地方置于不稳定地位的时间必须有一个限制。”2004年8月他在普里什蒂纳（Prishtin/Pritina）上任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