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政令从一系列错误的前提出发，留下了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决定性的问题是应当给科索沃一个怎样的政治前景。”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427页。与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行动目标规定明确，为完成并确保这个新生国家的独立——不同，科索沃未来的国际法地位问题被搁置起来。大国和联合国高层拒绝处理这个问题。科索沃阿族希望科索沃尽快取得不受限制的独立，这种最高纲领性质的想法并没有遭到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发展的“先标准后地位”战略方案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根本性的困境。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使命中，其他核心战略的开端基于科索沃的政治形势也显得不现实、不妥当。这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越来越多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它成了科索沃形势发展的俘虏（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非但不能掌控，反而受制于局势的发展——译者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迅速适当地做出反应。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处理多数族裔居民与少数族裔居民之间对立局面的方法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这个问题处理上的出发点是——很快得以证明的——完全不现实的“多族裔共存”科索沃的目标。在建立科索沃政治机构中坚决要求所有种族均按比例派出代表的战略实际上强化了“政治种族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所有的政治活动方都被鼓励按照种族路线确定立场并相应地采取行动。
国际社会在科索沃履行使命，从干预行动一开始就受到没有明确积极的对具体日常行动的优先事项和目标给予阐述的影响。因此在“先标准后地位”政策中，所确定的战后社会发展的初步指标明显笼罩在重大结构性发展问题的阴影之下。在这一战略方案中，还缺乏一个关于时间框架和标准执行的条件明确和清晰的行动纲领。科索沃类似于波黑的情况是对下面两个问题的重视严重不足，即社会建设的第一重要阶段在于建造安全与法治的基础水平——这首先包括对少数族裔进行有效的保护——以及实施选举和建立政治机构只有在“法制”体系得以确立之后才具有政治意义。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战略的另一项弱点——类似于国际社会在波黑的维和使命政策中所证明的缺陷——是在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没有把经济问题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因此在科索沃许多针对发展稳定持久经济的计划——如私有化、澄清产权关系、创造就业岗位、加强中小企业实力，以及建设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起步太晚、准备不足。此外在经济资源优先配置和运用问题上，许多所谓的“软件领域”如教育、培训、传媒以及妇女权益等所占的比重严重不足。对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忽视，以及与此相关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敷衍战略对科索沃的整体发展进程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后果。
一项建设战后社会的成功战略首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发展步骤的优化次序作认真的、中长期的规划。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某些紧要关头要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和采取行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在1999年夏秋之际干预行动的第一阶段中，对科索沃阿族向塞族和其他科索沃少数族裔发动的暴力行动反应过于迟缓和消极，以至于有超过20万塞族、阿希卡利族、罗姆族和埃及族裔居民被驱逐出家园，这是国际社会在战略上所犯的最严重错误。这些既成事实对于今后的整体发展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它导致塞族居民离开家园进入科索沃北部，以及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保护下的飞地。从这时起，塞族聚居的科索沃北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依靠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地区，而这个区域连同散布在科索沃境内的塞族飞地到今天为止成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在标准实现和向科索沃自治机构移交权力的问题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表现得难以令人满意，这源于它缺乏在科索沃明确坚决的规定“条件”的能力，因此难以对科索沃阿族成功施加压力，并敦促完成难民回返和保持对少数族裔的宽容。一般来说，国际社会的代表们没有理解科索沃植根于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框架中的种族仇恨和民族对立到了多么强烈的程度。如果对此有所认识的话，他们从开始就应该通过一项明确的政策——包括严格的指标定额和鼓励战略——为彻底改变塞族和阿族之间仇恨和互不信任的态度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政治进程中缺少条件设定的一个具体事例是直到2005年3月鲁戈瓦总统才辞去科索沃民主联盟（LDK）主席职务，而这样的双重职务在2002年春生效的宪法框架中是明确予以排除的。
科索沃国际管理机构的工作还受到与国际组织协调合作的问题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在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的论文中给予了详细阐述，主要内容见第418页及其后几页。亦可参见在大卫·马勒宁斯基（David Maleninsky）的研究：《冲突后的科索沃。关于国际组织在重建科索沃问题上的合作的分析》，维也纳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就这个问题而言，人们试图从波黑问题中汲取经验，避免所有国际组织跑到一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屋檐下。然而这种尝试显然没有成功——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没有相对于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优先权——而且这些国际组织单干的倾向和互相竞争的力度也被低估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四大支柱部门的设计结构，连同这些部门的不明确分工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很多领域的工作严重缺乏效率。从进入科索沃开始，联合国代表、欧安组织、欧盟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之间就偶尔会发生有关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竞争，这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内部没有形成一种“我们”的感觉。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工作交叉领域也不断地出现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3月骚乱局面中，问题更为突出。一些观察家就科索沃管理机构内部结构的这些问题提出“内部封阻的机构”这一说法。
在科索沃的国际干预和国家建设行动所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和缺陷必须放在“外部力量推动民主化”的基本困境之中来考察。米夏埃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指出，在波黑、阿富汗和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中存在一个利用“帝国资金”推进民主化的基本矛盾：“想要通过帝国的金钱来实现民主化的目标，这明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冒险行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是不能由外来力量推动的。”在这种固有矛盾的背景下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即适合于当地条件的政策、有所区分的条件战略，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建步骤，法制基础水平的引入、联合国和西方干预国在科索沃或波黑安排的政治民主机构引入和民主化的顺序等等这些措施能否得到发展和有效的实施。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和失败——在阿富汗、海地和非洲“失败国家”这类困难和失败还要成倍地增加——但我们必须——如科索沃1999年以来显示的经验那样——发展改良过的新战略：这些战略应当是一种考虑当地情况的有所区别的政策，要建立在谨慎的权力移交战略之上，同时为了实现某些民主基本价值要冒险干涉地方传统，但同时也要避免以现代化和民主文明自居的傲慢。奥利弗·罗伊（Oliver Roy）最近以阿富汗为例阐述了一种战略构想，这种战略充分尊重当地传统，以它们为出发点实施政策，但仍然要朝着民主价值的方向实现转型。“东南欧的接受文明启蒙的政治家们明白，某些在西方已经处于批评和消除阶段的社会结构对于建立面向欧洲的‘标准化的近似值’也许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对那些关于强加条件的毫无区别的可行性概念仍然存在根本性的怀疑”，米夏埃尔·达克斯讷这样陈述。这一过程要求很多的时间、耐心和政治想象力：“在巴尔干除了进行不太引人注目的、艰难的、花费昂贵的、旷日持久的重建多族裔共存事务没有别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