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充满争议，贬多褒少，忽视了其理性的一面。学者们习惯把浪漫主义与主观、激情、异国情调、寄情山水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而浪漫主义诗歌总不免带着“脱离现实”、“不真实”、“自然诗歌”等的重负。比如：新历史主义理论批评浪漫主义诗歌是“历史的缺席”（ahistorical），比如杰罗姆·麦克甘（J。McGann）的著作《浪漫主义的思想意识》（The Romantic Ideology，1983），玛杰莉·列文森（M。Levinson）的《华兹华斯重大时期的诗篇：四篇论文》（Wordsworth's Great Period Poems：Four Essays，1986），以及麦克甘的论文集《曲折之美：历史方法与理论的文学探讨》（The Beau-ty of Hection：L iterary Investigations in H istorical Method and Theory，1988）；另一种观点以艾伦·刘（Alan Liu）为代表，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不存在自然”（There is no nature），他在《华兹华斯：历史感》（Wordsworth：The Sense of H istory，1989）中说，“自然只是一个名目，使人自身感觉更好一些的一种中介物”。在他看来，“自然”不过是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创造的具有人类思维特征的产物，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从政治角度认为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热心自然诗歌创作并身体力行隐居英国北部湖区，这种审美取向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一种类似中国古代政治上的失意者的“寄情山水”；有学者甚至评论“湖畔诗人”时说，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蛰居到英国西北湖区，寄情山水，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制农村生活”，他们“脱离现实斗争，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仿佛他们沉湎自然是出自一种政治上的软弱。
然而，当人类文明走到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行为，反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带着这样的思考走进现代工业文明之初的浪漫主义文学经典，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对诗人们自然观形成的根本原因探索不够深入和全面，对其关注人类自身生存、期望建构人类良性生态的理性思想认识不足。英国著名浪漫主义研究学者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他的名著《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 amp，1953）中，对浪漫主义作了积极评价，他认为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和自由的强调有助于推进“人文主义的文学批评”，后者是对“非人化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抗议，它面对大众的奴性（mass conformity）勇敢地坚守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英国利物浦大学著名生态批评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1991）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最迫切需要对付和补救人类文明贪婪地损耗大地资源的时候声称‘不存在自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我们面临着地球的任何部分都会被人类触及的可能，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但是迄今为止，仍有人类文明的触角尚未伸到的领域，仍然存在着‘自然所处状况的问题’……等到有了更多的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热带地区不再有雨林，为了矿产资源而把每处荒野都毁坏殆尽之后再让我们说‘不存在自然’吧。”他认为，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生存的（vital）、生态的（ecological），华兹华斯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生态诗人（our first tru-ly ecological poet），斯早已走在了我们前面（Wordsworth went before us in some of the steps，we are now taking in our think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与此同时，我国著名学者丁宏为在其专著《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中写道：“华兹华斯后革命性质的思想状态并非以‘逃避’或‘遮掩’为特点，也不是一句‘重归自然’就可以涵盖的。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思维方式，或对它们有所领略，比如感伤文学中对生活的田园诗般的幻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式的英国经验主义认知方式、法国革命极端分子的狂热或早期社会主义的信仰，以及葛德汶式涉及社会福利、法规、政治、尤其理性的话语。他也对现代大都市之状况有亲身体验，耳闻目睹了法国共和派的各种言行，身历欧洲国际战乱气氛，并在此间游历了遍布于西欧各国的名胜古迹。如果我们借用拜亚洛斯托斯基用过的‘美学资本’（aesthet-ic capital）概念，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华兹华斯的‘诗人资本’，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学人很少有人拥有的资本，也就是说在很简单的意义上，他和我们具有不同的视点。”北京大学苏文菁博士认为，“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既是精神的体系，又是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力图从精神方面、从人类心灵方面拯救人类的观点”，并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上论证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主题是关于“人类的以及人类生存的”。
本书拟沿着以上观点，用现代生态批评理论做指导，进一步客观、深入地探讨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意识和生态智慧。我们诚然可以把他们诗中的自然看做是逃逸城市文明的精神寓所，或者把诗歌看作“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在“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童年的关系上”所表达的“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实际上正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浪漫主义诗人关注自然的本质目的在于关注人类自身，他们表面上的寄情山水其深层蕴涵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浪漫主义诗歌对“情感”、“想象力”的强调、对“自由”、“正义”的呼唤、对“自然”、“和谐”的颂扬印证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由与和谐、注重精神生态与物质生态的哲学思想，昭示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一、自然的启示
人类早期的自然观表现为人类自我的精神投射，他们把自然之物看作与人类的同等形象，与人有着同样的性格，无论是中国古人的上帝、旱魃、风伯、雨师，还是古希腊人的该亚、乌剌诺斯、宙斯或波塞冬，都是这种投射的产物。早期神话里虽有后羿射日那样伟大的人类形象，但更多的情形是自然高于人类，因为人类在力量上不可能与风雪雷电等强大的自然力相匹敌，更少有可能公然挑战自然，像奥德修斯刺瞎库克洛佩斯独眼的行为只是凭借了雅典娜的佑护，而他也不免由此承受海神波塞冬无休止的报复。因此，早期人类眼中的自然是神的世界，他们与自然的交流实际上是与自然背后的神的交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人与自然的近似和谐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人与自然而言都是公平的：人与自然，双方都不能否定或全然否定对方的存在与再生。随着人类实践经验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越来越强地体会到自身力量特别是智慧的优越性的时候，自然在人的眼中便失去了它的神性而变成人手里可以随意利用的物，宛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罗斯彼罗用法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暴风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是人类精神的巨大飞跃：当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把“覆盖众生的苍穹”和“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的灿烂的屋宇”看作“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的时候，他还没忘了把人看作是一个算不得什么的“泥土塑成的生命”；而当歌德的浮士德创建他美好的人间共和国（也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王国）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借助了魔鬼的力量，移山填海，按人的理想改造了自然的模样。人类精神的这次伟大的飞跃打开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扇永远不可能再度关闭的门，人类此时如同当初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吃了禁果就无法再吃后悔的药：人类以自己的伟大行动形成了对神性自然的彻底否定。此后人类如同骑在魔鬼背上的浮士德一样，随心所欲地用现代化生产把整个地球毁坏得千疮百孔，以至到了当代，人们不得不以生态的眼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开一轮新的否定。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次更高层次的思考把人类自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边缘：人们意识到毁坏自然毁坏环境的恰恰是无神论的理性，正是这种无神论的理性推动着人类如同驾驭着魔鬼的浮士德一样进行着创造，但人类在陶醉于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同时也铸造了一柄无情的双刃剑，它在开创了人类伟大前途的同时也深深地刺伤了人类自己。人们在这种尴尬中检讨了自己的这一骄傲罪，而对这项被基督教视为第一大罪的检讨中，人类想到了是否需要重新尊重自然的神性。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找到了华兹华斯，找到了英国浪漫派的神性的自然，我们惊叹于这些伟大诗人的深邃，正是他们那质朴和亲切的诗歌开启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次重大的反思，他们的诗歌所包含的自然诗学思想启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次伟大的否定之否定。
二、现实层面的“逃避”与哲理层面的探索
浪漫主义诗歌关注自然、强调想象与情感的诗歌主张表面上给人以“逃避”之嫌，实乃为拯救人类进行的哲理层面上的积极探索。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这样写道：“英国浪漫主义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环境，半因它的表现。论环境，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始，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的确，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自然与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1649年的英国革命开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催生了可憎的英国工业社会，同时也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不过，法国大革命又将带来什么呢？它难道不是正在催生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吗？虽然法国大革命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与带来严重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的英国工业社会相比，它只是欧洲工业社会发展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更何况法国大革命虽然具有追求自由、追求公正和社会进步的先进理念，但它那种追求社会进步的极端方式，早已使英国浪漫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根本局限性。
面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混乱状态，目睹工业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汹涌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精神的根基性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他们否认革命暴力形式的无济于事，拒不认同工业革命那算计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因而必须要为人类生存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基础——这就是以感性、艺术和审美的标准代替科技理性的标准，以诗歌的原则来占据政治话语。它以一种感性主体性的原则与启蒙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以内在心性和审美冲动来反抗早期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物质的功利标准，以一个诗意的审美精神世界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从而为生命的存在找到一个终极的价值根基。在《作于伦敦，一八零二年九月》（W ritten in London，September 1802）中，华兹华斯直接地、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给人性带来的危机：
最大的财主便是最大的圣贤；
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
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
这些，便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再没有淡泊的生涯，高洁的思想；
古老的淳风尽废，美德沦亡；
失去了谨慎端方，安宁和睦，
断送了伦常准则，纯真信仰。
从这一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热情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当时政治运动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对人类理想境界的探索问题，其中蕴含着超越19世纪欧洲现实的哲理思考，正如《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一书的作者雷体沛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厌恶之余，从对大自然的歌颂中寻求慰藉，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重新寻找与建立人与自然亲近的和谐关系”。这里所谓“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和“人与自然亲近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契合了现代生态伦理批评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西方学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契合，例如赫尔姆·吉·史雷德（Helmut J。Schneider）在其《自然》（N ature）一文中就曾谈到，1770—1830年间的欧洲浪漫派运动实际上“是对汹涌而来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审美反应或补偿”（an aesthetic reaction to，and compensa-tion for，the thrust of an onrushing modernity）“浪漫派作家都想减缓自然的异化（reduce the alienation from na-ture）。”性复归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诗人们的最终审美标准。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伦敦，一八零二》（London，1802）这样写道：
弥尔顿！今天，你应该活在世上：
英国需要你！她成了死水污地：
教会，弄笔的文人，仗剑的武士，
千家万户，豪门的绣阁华堂，
断送了内心的安恬——古老的风尚；
世风日下，我们都汲汲营私；
哦！回来吧，快来把我们扶持，
给我们良风，美德，自由，力量！
在这首诗里，华兹华斯针对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英国社会弊端百出、未来充满迷雾，奋笔指出“她成了死水污地”，呼唤弥尔顿（John Milton）那样的革命诗人和战士来力挽颓废之风、涤瑕荡垢，渴望回到自然淳朴的早期社会中。华兹华斯虽然终究没有成为弥尔顿那样的革命诗人，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对诗人肩负改变社会、提升人类道德职责的期盼，跃然纸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等作品中，弥尔顿表达了人类要复归乐园的愿望和坚强意志。他认为人类虽然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但人类却可以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重返乐园。华兹华斯在继承弥尔顿的基本理念的同时，更为清晰地把乐园从天堂具体设计在绿色的大自然中。华兹华斯既不需要基督教的天堂，也不需要把天堂放在想象的世界中，他所要的是与纯真、实在的大自然实现神圣的交流、和谐相处，进而荡涤我们异化的心灵，复归“良风，美德，自由，力量”，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虽然这条路充满艰辛。
当然，浪漫主义诗歌主要以抒写自然为主题，而且又因隐居英格兰北部湖区而得名“湖畔诗人”或“自然诗人”，因此总不免带着“逃避现实”之嫌。事实上，当我们读完罗伯特·彭斯的《小田鼠》、威廉·布莱克的《病玫瑰》、华兹华斯的《廷腾寺》、济慈的《夜莺颂》以及雪莱的《西风颂》等诗作后，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对人的关怀：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对自然惨遭破坏的痛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参阅本书第三章专论）。在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诗歌宣言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华兹华斯明确地表达了作为诗人的任务：竭力使人们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兴奋起来的能力增大是各个时代作家所能从事的一个最好的任务，特别是现在。因为，从前没有的许多原因现在联合起来，把人们的分辨能力变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甚至蜕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
浪漫主义诗歌直接反映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的厌恶，对城市工业和庸俗生活的诅咒。他们以诗人的睿智和文学家的道德歌颂着大自然的美好，呼吁着传统淳朴民风的回归，批判人类贪欲、城市商业习气等科技带来的恶果，他们响应卢梭“回归自然”的号召并且身体力行，结庐湖区，这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反抗。他们讴歌大自然，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诗人，他们的灵性有机整体自然观代表了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向往。他们是历史的产物，是敢于挑战历史潮流的弄潮儿和叛逆者。
三、回归的辩证：“爱自然通向爱人类”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在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理性主义主导地位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英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急剧膨胀，人类开始以机械论而非有机论来认识世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完全沦为人类用来满足无限膨胀的私欲的工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机械论和理性主义的强大氛围中，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自然的有机整体论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复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崭新“自然观”。这不仅是对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思想阵地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反驳，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力挽狂澜，试图维系自然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生存方式和“诗意的栖息”环境为己任，用诗的语言描绘自然的图景，书写大地的心声，倡导和谐共生，关注人类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解为一般山水诗人的消极避世、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之作是完全错误的。而仅仅从传统意义上将其理解为描绘自然风景借以抒发个人情感、展示内心灵魂之举也是远远不够的。从生态视角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我们看到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然的深层动机在于热爱人类自身，他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华兹华斯的《序曲》（The Prelude，1798—1839）或《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Grow th of A Poet's Mind，1850）第八章“追忆——爱自然通向爱人类”（Retrospect—Love of Nature Leading to Love of Mankind），也许应该是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然、回归自然最终实现人性本真的回归、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生态伦理思想的最佳表达。该章题目“爱自然通向爱人类”，以辩证的方式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了自然的尊严与价值。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自然与人是来源于同一源头的、共同处于大自然有机整体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共同沐浴着上帝的恩泽。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想永久地诗意生存，就不能脱离与人类自身相互依存的自然，更不能以主宰者自居，任意地利用、盘剥甚至掠夺自然。因此，华兹华斯写道：
For I already had been taught to love
My fellow-beings，to such habits trained
Among the woods and mountains，where I found
In there a gracious guide to lead me forth
Beyond the bosom of my family，
My friends and youthful playmates。
（我已经学会去爱
爱与我共生的同伴们已成为一种习性
树林里、山冈上，这里我发现
你正以仁慈和蔼将我引导
使我超越了家庭、朋友和儿时的玩伴
拥有了更广阔的胸怀。）
（笔者译）
自然界万物在诗人眼里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在自然之物，而是我们人类的“fellow-beings”，具有人性、灵性和神性，二者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相互交融的整体。在华兹华斯看来，自然乃人类本身，要爱人类自身这个“小我”，首先必须爱“自然”这个“大我”。浪漫主义诗人虽然不曾提出过生态伦理的系统思想，但他们的确较早地意识到了自然的价值，提出了自然在时空上的漫长性与广博性。他们认为既然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的不同表现，同是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应该有任何界限，自然在身外也在心内。因此，关注自然也就是关注人类自身；同样，要关心人类的生存就不得不关心自然的状况。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相融，人通过重新认识自然、回归自然，进而恢复人性的本真，解决人性的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最终和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怎样重新认识自然，回归自身天性的本真，浪漫主义诗人找到了人类自身最理想的形象：儿童。儿童的善良、天真，早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爱弥儿》（Emile，1762）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尊重，儿童未受世俗污染，天性纯真无邪，他们最接近自然淳朴状态。于是，浪漫主义诗人凝视孩童身上这种特有的禀赋，呼吁成人向儿童学习，复归人的自然天性：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阴
自始至终贯穿着天然的孝敬。
在华兹华斯看来，成人的世界虽然有序、理性和文明，但同时也意味着贪婪、狡诈和邪恶；相反，儿童的天地无序、混沌，但是质朴、纯洁。儿童离出生的时间越近，离自然就越近，离人与自然共同涌出的那个源头也最近，因而能时刻感受自然的亲润、天国的恩泽，儿童身上充满了神性。成人重返童年，意味着返回到人类最美好的、人性纯洁的初始状态，那么人与神、自然与自我就处在一种和谐状态，人性就能得以自然的舒展。“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看似有悖常理，但说明了华兹华斯对自然天性的虔诚，影射了浪漫主义诗人回归自然思想的深度：那不仅是肉体的回归，更是心灵的回归，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复归。
北京大学苏文菁教授在其《华兹华斯诗学》中写道：“华兹华斯的自然观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细读大多数浪漫主义诗歌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浪漫主义诗人们很少单纯地描写自然，自然和儿童一样是人们追寻自然天性和和谐共生理想境界的桥梁。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这样说过：“华兹华斯的真正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因此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淳朴印象的敏感性。”浪漫派诗人从自然中发现了理性主义所摒弃的、整个社会却视而不见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自然之灵性对人的启迪与影响。华兹华斯在《水仙》（The Daf f odils，1804）中把自己喻为自然之物，一朵“独自飘过山谷的云霓”，将水仙视为“伴侣”、“珍宝”，还是他“孤寂时分的乐园”。显然，自然在华兹华斯眼里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自然，它是集自然美感与人性和灵性的完美统一。“诗人的漫游，并非无所事事、东逛西荡，而是在追寻、在求索，在求纯真坦荡之率性，在索自由独立之精神。”“诗人把天然、真淳和平淡结合起来，是如此充满魅力，从而构成了其诗的审美风貌。”这种审美是集自然美与人性美、智慧美与和谐美之大成者，人性、自然、神性在诗人无边的爱心和敏锐的顿悟里达到了和谐统一。
因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走向自然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安慰，而是有其更为重要的道德使命。他们怀着对自然的敬意，企图从自然中寻找一种走向未来的力量，希望在自然的熏陶下人类恢复纯洁的灵魂，使人们变得更温和、更沉稳、更有同情心、更富有诗意想象力，它以一种返回自然的方式呼唤着纯真人性的复归，从而为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遭受伤害的灵魂寻找一个美学上的安慰，是诗人对时代伦理强音的回应。工业化与科技的进步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的情感则被严重贬低。宗教与神学逐渐被边缘化，想象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人性也越来越为物欲和机械所异化。因此要用情感来平衡理性，就必须复归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达到人性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
四、神性自然观蕴含了“深层生态学”理论潜质
神性自然观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突出特征，强调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性突出体现在万物灵性论上，认为人与自然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自然之物，倡导和谐自然、生态整体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由此，浪漫主义诗歌与体现当代生态伦理价值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走向了融合。“深层生态学”是当今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一个较新但极具影响力的概念，它由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在《浅层与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中首先提出。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观点在于它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一方面，它认同许多生态伦理学派所持有的观点，即从有机整体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作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它对“人的存在”有更深入的认识，强调以生态学原则全面指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大大拓宽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视野。深层生态学提出了“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态中心平等”两条最高准则。“自我”绝非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自我，强调个人需求和利益的满足的自我，而是指“形而上的自我”，也可以称为“生态自我”，它不是指具体某一个人，而是囊括整个人类，还包括自然生态圈内的万物：动植物、山川、河流、土壤、大海等。这个“自我实现”，要求人类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以至扩大到整个生态共同体，这样，人与自然万物的疏离感也会因此逐渐缩小，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华兹华斯《廷腾寺》（L 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1798）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感到
仿佛有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欣
把我惊动；我还庄严地感到
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
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
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
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
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
和谐地运转。
“蓝天”、“碧海”甚至呼吸的“大气”已经“寓于人类的心灵”，它们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着宇宙万物“和谐地运转”，足见诗人在自然的境界里心灵与自然景物的贴近。在诗人看来，自然界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是生命的载体，充满了灵性，享有同人类平等的尊严。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自身已经融入周围的一切，达到了物我交融，与大自然和谐一致，自身已成为这生态圈中的普通一员，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认同。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无疑最热心于从神性自然的角度表现自然，这使他的诗歌实际上具有对“生态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平等”的喻蕴。《老水手行》（The Rime of the A ncient M ari-ner，1798）中的信天翁代表着神圣、高洁的自然法则的力量，它紧随船行，表明自然对人类的呵护与关爱，体现着一种和谐共生的原始理念。老水手无知地将其射杀，漠视了这种和谐，侵害了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自然的惩罚。作者运用隐喻、象征手法带领读者经历了从整一到分离、再回归到整一的本体思维旅程。显然，在柯尔律治的自然观里，任何生命形式，无论强弱和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地分享着自然的博爱与神圣；同时，也正是这种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依存，才使得大自然整体生态系统永久持续。
如果说彭斯（Robert Burns）对陪伴自己多年的老马给予同情、理解和关爱是人之常情的话，那么，田间地头的一个小田鼠又为何让诗人同样伤怀、怜悯呢？田鼠总被人类看成是敌对之物，破坏庄稼、偷食粮食，几乎是人人喊打。这难道仅仅是诗人的感伤主义情怀在无病呻吟吗？“人的统治，真叫我遗憾，/中断了自然界的交往相连”（I'm truly sorry man's dominion/Has broken Nature's social union。）。可见，诗人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以小田鼠为代表的自然之物的同情与怜悯，而且更有对理性时代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与批判。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平等”强调的正是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员而存在，没有特殊身份，也没有特殊权利。深层生态学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并谋求实现“生物圈的核心民主”。它所坚持的两条最高准则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均能找到原型，诗人们把大自然中栖息的万物看作与自身平等的成员，把大自然看作万物共生共存的理想家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断压缩个体的“小我”，放大生态的“大我”，并亲身实践着他们对自然的认同。
拜伦可谓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分子，但他的诗作中同样渗透着自然万物平等、和谐、共存的理念，且诗人身居异国他乡，以自然之子的身份自居，同自然景物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 arold's Pilgrimage，1812）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月亮升起来了，然而夜幕还没下降，/夕阳和她两个平分了整个的天空；/蓝色的弗里乌利山脉的高峰顶上，/灿烂的晚霞像一片大海似的汹涌。/天上万里无云，而色彩变幻无穷，/西方，白日渐渐投进那儿织成一道彩虹；/另一方，在蔚蓝的太空中浮动徐徐，/是一弯柔和洁白的眉月，像一个幸福的岛屿。/只有一颗星辰出现在她的身畔，/和她一起统治着半边可爱的苍穹；/可是另一边夕照之海还在翻卷，/它的波浪溅泼着遥远的拉新山峰，/仿佛白日和黑夜两个还在争风，/直到造物把秩序端正；布兰塔河上，/浓浓的水悄悄流着，天上色彩缤纷，投下新开的玫瑰似的紫色和芬芳，/漂动在她的流水上边，闪耀着亮晶晶的光芒。”这里的“月亮”、“天空”、“晚霞”、“弗里乌利山脉的高峰”以及“布兰塔河”不仅仅作为背景出现，用来衬托诗人的心境，而且获得了与诗人平等相处、和谐共存的身份。它们同样拥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人的欣赏和评判取得自身的价值。万物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美，具有价值，而人类应当承认并且尊重这种自然的内在价值。
济慈（John Keats）在他的《秋颂》（To A utumn，1819）、《夜莺颂》（Ode to the Nightingale，1819）、《蝈蝈和蟋蟀》（On the Grasshop-per and Cricket）等诗篇中，对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既展示了自然之美，也蕴含了诗人在自然中放大了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
从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神性自然观恰恰契合了这种深层生态意识，它超越了人类中心论的19世纪和20世纪，与当代生态伦理具有理论上的共性，即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不仅要重新摆正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更要以生态学原则全面指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方面的改革和进步。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意识为消除或至少减缓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提供了有益参考。
五、“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曾两次提到“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强烈情感”便是英国乡村劳动人民的典型情感，它淳朴、自然，祛除了文明社会中一切虚饰与矫揉造作。因此，华兹华斯更倾向于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为诗歌创作题材：
我们一般都选择微贱的乡村田园生活作为题材，因为在这里人们心中的基本情感找着了更好的土壤，以便能够达到成熟的境地，少受束缚，并且说出一种更淳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条件下，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存于一种更加单纯的状态中，因此，可供更准确的思考，更有力度的交流；由于乡村生活方式产生于那些基本情感，产生于乡村职业的基本特征，所以更容易理解，也更加持久；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感总是和美好而永恒的自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并非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情感的交融，用布莱尔的话说，“人类的普遍情感必定是自然的情感，唯其自然，才是恰当的”（For the universal feeling of mankind is the natural feeling；and because it is the natural，it is，for that reason，the right feeling）。这正是浪漫主义诗歌超越古典主义局限的核心观点。因为古典主义作家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艺术“工于优美和高雅”（excel in elegance and refinement）
地表达情感，力求展示自然状态的个人情感；揭示自然状态的人性的创作主张在一个人性日渐异化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华兹华斯权衡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则有着三重原始主义含义：自然是人性的最小公分母（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human nature）；它最可信地表现在‘按照自然’（according to nature）生活，即处于原始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乡野环境；它主要包括质朴的思想感情以及用言语表达情感时那种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a spontaneous and‘un-artificial mode of expressing feeling in words’）。”
华兹华斯的诗歌主张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广泛的认同和发展。柯尔律治在认同华兹华斯“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提炼和增补。他认为，情感不仅来源于自然状态的人和生活，而且来源于“作诗这一活动本身……一种不寻常的兴奋状态”，具体说，就是诗人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是由诗人的心灵迸发出来的，因而也属于自然的流露。在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看来，诗人的这种创作激情几乎不受本人自觉意志的控制，奔涌而出。他说：“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若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势力，像变化无常的风，煽起它一瞬间的火焰；这种势力是内发的，有如花朵的颜色随着花开花谢而逐渐褪落，逐渐变化，并且我们天赋的感觉能力也不能预测它的来去。”因此，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诗歌中的情感，既来源于最贴近大自然的淳朴民众，又直接来源于诗人心灵中孕育创作的激情，这两种情感都绝非外在强加的，而是最贴近自然和人性的真情实感。
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与人的情感的互渗关系作出诗歌理论提升的，是柯尔律治，他认为那就是诗歌的想象：
理想中的完美诗人能将人的全部身心都调动起来……他身上散发出统一性的色调和精神（He defuses a tone and spirit of unity），能借助于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力量，使它们彼此混合或（仿佛是）融化为一体。这种力量我们专门用了‘想象’这个名字来称呼，它……能使对立的、不调和的性质达到平衡或变得和谐（in the balance or reconciliation of opposite or discordant qualities）……
柯尔律治把想象看做诗歌的本质，这与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拜伦说：“诗歌是想象的岩浆，喷发出来可以避免地震”。而雪莱则把想象这一诗歌的本质赋以更伟大的蕴含，他从哲学的高度谈论诗歌的想象，认为正是想象所具有的超强的创造和整合能力，诗人才浑然忘我于永恒、无限、太一之中（partic-ipates in the eternal and the one）。“在他的概念中，无所谓时间、空间和数量。表示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等等的语法形式，应用于最高级的诗中，都可以灵活应用，而丝毫无损于诗本身（without injuring it as poetry）……”
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先驱的布莱克实际上在哲学的高度上成为雪莱诗论的先声，他提出关于自然与想象（imagination）或灵视（vi-sion）的理论早在《没有自然宗教》（There is no Natural Religion）、《一切宗教皆为一体》中就有清楚的表达：“诗的或曰创造的才赋（po-etic genius）——想象——是创世前永恒世界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生命的源泉和内在的动力，因此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滥觞和生命力。”他在《书信集》1799年8月23日这样写道：“……一个富有想象力人的眼里，自然就是想象力本身（Nature is Imagination it-self。）。”
Hell，1790）等作品中，他把“诗性才思”（Poetic Genius）称作“第一原理”（the first principle），其他一切道理“不过是衍生而来”。他把想象这一激情的、自然的力量，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人类生活的原动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布莱克的观点实际上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本质论表述，它整合了主体与客体、情感与具象、流动与固定等多种要素完成了这一具象化。“布莱克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没有凭空建筑海市蜃楼，而是在一种理性的深邃思考中面对一切。”在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呼喊、预言、警告之间，我们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诉说着经验和经验的代价。正是在布莱克的这一创作理念的基础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冲破了物质世界的束缚，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想象力的解放，从而使回归诗意自然成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最高价值追求。
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感，不是简单层面上的浪漫情怀，更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情感，而是与普遍情感相一致的情感，是一种对自然与纯真无限崇敬、对自由与和谐强烈向往的革命情怀。他们期望通过自然的诗歌主题和自然的诗歌语言呈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与和谐，唤起人们内心对这种美与和谐的共鸣，警醒他们沉睡的、被压抑的审美意识和普遍情感，挖掘出埋藏在功利与污浊背后的人类美好天性。
浪漫主义诗人视自然的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其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里找到了终极归宿，其深层不但蕴涵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而且蕴涵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而这种关于人与自然伦理标准的思考吻合了当今生态危机时代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价值标准，也由此具有伟大的现实启示意义。浪漫主义诗人以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为主题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期待通过人类灵魂的自然革命获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是浪漫主义诗人进行自然诗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