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后周世宗毁佛像以铸钱（臣光曰118）
后周世宗年间，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毁铜钱以制器皿及佛像，市面上所流通的铜钱越发少了。显德二年（955）九月，柴荣下令，除必要的军器民具留用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限五十日内交到官府，按值给钱。过期隐匿不输的，“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柴荣这样打消臣下的顾虑：“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柴荣的话有三层意思：一，佛旨意在利人，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有利于民生，等于奉佛。二，铜像不等于就是佛。佛为了有利众生，甚至不惜连自身都布施出去。我们毁铜像铸钱，符合佛的意旨。三，我柴荣这百八十斤肉，如果有益百姓，亦可施舍出去，没什么好吝惜的。
司马光很赞赏周世宗的这种人本精神，只二句话：“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臣光曰118）。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最大的民本，其表现方式是，刑赏公平，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司马光是纯粹的儒者，一直信守之如圭臬。周世宗的毁佛像铸钱，符合这一思想，所以许以“仁”、“明”。
而“不以无益废有益”，则反映司马光不信佛的思想。之前有几篇“臣光曰”论及佛事，也谈到这一点。尽管司马光不尊信之，但因为佛教与政事的紧密关系，《通鉴》对其兴废之记载，亦十分详尽。若将相关章节连串起来，亦可当作佛教发展之简史来看。
《通鉴》卷45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佛教始传入中国：“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简约的几行话，却深得佛教大旨。
至汉桓帝时，佛教的影响上达天子：“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
北朝佛事之盛，亦缘于自上而下的提倡。《通鉴》卷95记载，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预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石）虎即位，奉之尤谨……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国人化之，率多事佛。”
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朝廷是严禁汉人出家的，只允许西域人在都邑立寺，接受供奉。曹魏亦然。石虎则废除了这条禁令，“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于是“争造寺庙，削发出家。”
后秦姚兴更进一步：“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卷114）。
鸠摩罗什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六朝散文的骈散合用风格，即是罗什从事佛经翻译时所兴起的文体。有一种说法认为，汉字注音的“反切”法，亦是罗什的创造。
《通鉴》卷124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毁佛事件。天平真君七年（445），北魏太武帝与崔浩因为信奉道教，且发现僧侣多不纯净，于是“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及文成帝即位，下诏恢复佛教，“向所毁佛图，率皆修复”。文成帝甚至亲为僧人师贤等五人剃度，事在《通鉴》卷126.
梁武帝天监八年（509），北魏“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北魏宣武帝还派人“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百余寺”（《通鉴》卷147）。这怕是佛寺从都邑走向深山的转变吧。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作永宁寺，又作石窟寺，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黃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通鉴》卷148）。
《通鉴》卷166略述北齐文宣帝黜道兴佛事，卷171记述北周武帝灭佛事，为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之一。北方寺像于是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而继起的隋文帝信奉佛法，“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
南朝之佛教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其中尤以齐、梁为代表。卷136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缜“盛称无佛”，于是有一场辩论。范缜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贵贱不过是偶然。其坠茵席之上者，得富贵，如殿下；其落粪溷中者，则贫贱，如下官。“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萧子良无以难。范缜又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梁武帝更是和尚皇帝，恪守过午不食，《通鉴》卷153称为“皇帝菩萨”。梁武帝建同泰寺，三次舍身寺中。中大通元年（529），第二次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亲自讲佛经，“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捨”。群臣也凑了一亿万钱助兴。
《通鉴》记述唐代佛事颇多，兹举大要。高祖武德九年（626）太史令傅奕连上七疏，请除佛法，高祖因下沙汰僧尼诏。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僧人法明等上《大云经》。是经说，有个女人因信佛而投胎转世为国王，武则天籍此改唐为周。后人因疑《大云经》是武则天想做皇帝而伪造的，但近人王国维、陈寅恪则考证《大云经》并非伪本。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宰相姚崇推行抑佛政策，沙汰僧尼，禁止创建佛寺。大历二年（767），唐代宗在三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的蛊惑下，由不信到信，再到深信不疑。以至前方打战，他则在后方请高僧念《仁王经》以禳之，于是政事日紊。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发生了一件大事，韩愈上表切谏迎佛骨，结果是“夕贬潮州路八千”，没谏成。而唐武宗则是“三武灭佛”的老三，于会昌五年（845），毁寺四千六百余，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余。唐宣宗一反“会昌之政”，僧尼皆复其旧。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又遣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竞为侈靡。唐懿宗扬言：“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通鉴》卷252说：“元和之时不及远矣”。
后周世宗对佛教的态度是以抑为主，只是他比较聪明，采取的措施也比较温和，没有象“三武”那样极端而急躁。急禁的结果是急复，规模还可能超越以前。周世宗则是一步一步地来，减损一些不必要的寺庙，严禁民间私度僧尼，把佛教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只可惜他早死了，否则这个政策一定会有成效。“此制胜之术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十中如是肯定。
继起的宋太祖，因为夺人天下的缘故，心有不安，希翼从佛教的“心记罪灭”说里得到慰籍，于是释教又取得发展的空间。
《通论》论述佛教，大要如此。关于释法，我的态度和周作人一样，有了一定的阅历以后，读点佛书是好的。“纵无主，鸟身自为主。”周作人说，这才是博大精深。
附：臣光曰118：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通鉴》卷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