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段颎平东羌（臣光曰47）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征剿东羌残部，斩杀一万九千余人，余众分散安置。自此，段颎经过大小180多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终于平定为祸半个世纪之久的西东羌之乱。司马光据此写了第47篇“臣光曰”。
如何处理好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是司马光关心的问题，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所以有令人头大的“华夷之辨”。不管是对历史事件，还是当年的西夏与辽，司马光的主张都很明确，用现代话说，就是和平共处。本篇“臣光曰”也是这个思想。他对段颎的鹰派手段，表示强烈的不满，“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华人与夷人虽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万物之灵”，也都知道“就利避害，乐生恶死，”这是华夷共有的心理。待之得法，则“附顺服从”，不得法则“离叛侵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二、先王处理华夷关系的原则是，“叛则讨之，服则怀之，”不使他们侵扰中国而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这难道是大国所当做的事？
因此，司马光认为，段颎以滥杀来降服羌人，虽有战功，实不足取。而羌人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地方官吏肆意盘剥的结果。如果地方官吏亦以这样的手段治下，就是华人，也照样会群起反抗。都这样杀，能杀得过来吗？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极其强烈。但强烈的其实是一种文化意识，并不是简单的种族污蔑。《论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虽有贵华而贱夷的意思在，但贵的是华人之有礼，贱的是夷人之不知有规矩，并不是当夷人草木禽兽看。《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意思是，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一部分。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边远地区，习用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也就成为夷狄了。换言之，华夷之别非血统之别，根子在于文化教育的差异上。中原因为有文而化之，较边夷来说，更为知晓人世的规矩。
以故孔子作《春秋》：“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
段颎平东羌，就是典型的“搅乱了人道”。当时羌人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地方官待之不得法，这也是东汉末期政治之腐败所致。早在汉和帝永元元年（89），羌人就来附，居住在现在的甘肃一带，却长期遭受郡县官吏和豪强地主的欺压和奴役。汉安帝永初元年（107），骑都尉王弘强迫羌人随征西域，羌人才起而反叛。直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七月，段颎剿灭其残部，前后为祸长达62年之久。
据不完全统计，汉安帝为征剿羌人，前后耗费国库240亿钱，汉顺帝耗费80亿钱，汉安帝用段颎仅是破东羌，不包括征剿西羌，也耗费40亿钱。总计加起来是360亿钱。而据汉桓帝杀梁冀一事可知——籍没其家产，免天下租税半年，当时东汉政府的全年国库收入约是60亿钱。也就是说，这几年仗打下来，耗费了全国六年的国库收入，就因为地方官的残暴不得法。
有一个叫张奂的人，也是大将，但读书很多。汉桓帝元熹元年（158），张奂奉命讨伐匈奴、乌桓。匈奴、乌桓来势凶猛，部将都收拾行头准备逃跑。张奂却与学生们稳坐帐中读经书，军心得以安定。张奂策反乌桓，联合斩杀了匈奴首领，收降其部众。当年有苗反叛的时候，夏禹第一反映就是集结部队。但听从了益的劝告，暂且收兵，励己修德先，有苗感而归顺。张奂也是这么做，以大兵压境为前提，以收服人心为上策，避免了滥杀无辜。
因此，张奂极不同意段颎的做法，主张收降羌人残部也就可以了，不当过份斩杀。段颎反驳说，羌人反复无常，现在归顺，保不准今后不会再反，不如赶尽杀绝之。皇帝最后站在了段颎一边。而段颎的滥杀，终于有伤神明。
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另有一个叫皇甫规的人，也是大将，字威明。三人都是现在的甘肃省人氏，汉武帝时同属凉州部刺史，以故有“凉州三明”之说。张奂在第二次党锢之祸时，不明就里，带兵去砍窦武。后来深以为恨，上书要求为窦武陈番平反，以故去职。回老家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过活。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张奂卒于家，终年七十八岁。皇甫规素习羌事，亦反对对羌人一味镇压杀戮。延熹四年（161年），皇甫规奉诏出击西羌，收降羌人二十多万人，张奂即是由他举荐。灵帝熹平三年（174年），以疾卒。段颎光和二年（179）官至太尉，会日食自劾，饮鸩自杀。
附：臣光曰47：《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倮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通鉴》卷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