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刘邵作考课法（臣光曰55）
怎么选人，如何用人，历来是王朝的大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大有前车。比如鹿毛寿说燕王哙，让位给其相子之，就导致燕国大乱。春秋战国连官位也世袭，这些食肉之辈眼里只有肉，没有其他，于是有游辨之士。秦国用客卿用得最彻底，所以始皇能封禅泰山。汉初，游说之风还在，至汉武帝时立太学，设博士，举孝廉，官员有了三大出处，游风渐息。特别是举孝廉，最重名气，以至东汉，就有了士大夫政治。而名士们为追求名声，也有做假的，名与实不符，只求为做官捞一资本，于是而有唐宋的科举制。而士人们为应付“高考”，只埋头做时文，史书、经书一律不看。这样的结果是，比名士的做假更坏，因为世风便不在意什么狗屁孝悌仁义，求得一官要紧。黄巢不就因为考不中，发狠要“满城尽带黄金甲”么。于是而有理学，意图力矫此弊，自外而关注起内心来。皆是因因而相承也。
魏明帝便是极讨厌士人的华而不实，《通鉴》用了一个词“深疾”，深恶痛绝之。魏明帝把名气喻作画饼，中看不中吃，交待吏部尚书卢毓，以后用人不要只看名气。卢毓建议可恢复官员考课法来做补充。魏明帝于是命散骑常侍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另附一份说明书，交给群臣讨论。
全体与会“代表”并没有一致鼓掌表示通过，也没有惊呼皇帝圣明，此条例填补了什么空白。相反，却不看皇帝的老脸，将圣上的意见顶了回去。以故“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通鉴》记载了三个人的讨论发言，司隶校尉崔林、黄门侍郎杜恕和司空掾傅嘏（音古）。一致的意见是，“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制度再好，人不好，白搭。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55篇里面，发表了他对官员政绩考核的看法。这是司马光关于人与制度之关系的很有份量的一篇文献。
司马光先总论用人之难，连圣贤都感到为难。司马光说，如单以毁誉用人，难免感情用事而“善恶浑殽”。而如果只看政绩，则会摧生弄虚作假而“真伪相冒”。司马光认为，用人之本，在于领导人有“至公至明”之心，不坦护自己人，不感情用事，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如果领导人“不公不明”，再有“善法”，规章制度再完备，细节规定再周详（繁其条目），也只是空文，安能据此而了解到真实情况？
司马光举例说，领导人缺心眼，其结果只能是拉圈子，搞帮派，任人唯亲。在圈子里的，虽是无能之辈，也要委以要职；在圈子之外的，能力再好，本事再强，只有一途：哪凉快哪呆着去。“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再好的制度有什么用呢？也只能拿来擦屁股。甚或连屁股也不能擦，上面有油墨。
领导人先把心地收拾好了，还怕得不到好人才。司马光的法子是：“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看他知识是否渊博，讲论经典是否精通，这就可以了。想知道谁是公正的法官，只看他是否有能力分辨真伪，使人不蒙冤受屈，这就可以了。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看他仓库是否充实，百姓是否富足，这就可以了。想知道谁是优秀的将领，只看他是否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畏服，这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皇帝可用，三公九卿可用，下至省长、市长、县长，皆可用之。换言之，县人用乡长，市长用县长，省长用市长，皇帝用省长，皆把心思摆正了，不猫腻不暗箱，就可以用人得当，政治清明。而这些“相马”法门，不可言传身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焉能付诸有司刻板地一条一条去比对，一粒米、一棵盐地斤斤计较呢？
胡三省对司马光的这个观点，非常认同。他说：司马光的评论，极精当。但也要英明的君王，才能施行。自西汉以下，要求名实相符的，没有人比汉宣帝做得更好。而汉宣帝的行政方法，并不是由师傅传授，或者大臣开导的结果（皆是他的本心悟得）。司马光所谓“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真是万世不易之名言。
当初卢毓建议恢复考课法的时候，就先声明：凭声名选人，虽不足以得奇异之人，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当痛恶这些人。话是有理的，世风不正，细胞坏绝，整个肌体岂能独完？有是理乎？杜恕也说，纯任考课之法，那世道人心怎么办，谁来维善民风——“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予常想，当身时下，身居高位者贪墨犯法，却只以一般罪责来处之。而这些曾经手握重权者，因决策失误而遗下的坏帐，因拉帮结派、卖官鬻爵而败坏的士林风气，该怎么维系。于此不究，却高喊法治末节，失之远矣。
王夫之对司马光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法是必要的，一定的规章制度是必须的，这样才能依法办事，不致胡来。但“择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课人也”。这句话说得真好，这和“人行五伦五常，并不是人属于五伦五常”之观点是一致的。伦常这样的礼是用来处事待人，并不是用来束缚人，限制行动。法也一样，人选出来了，然后教他做事的正确方法，并不是生生弄出个章程来套人，来依样画描。
附：臣光曰55：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卲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通鉴》卷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