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刘宋立四学（臣光曰71）
刘裕终于按捺不住，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自立当了皇帝，是为宋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元嘉元年（424），大臣徐羡之杀宋少帝，立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有才干，在位三十年，治下还算太平，没什么大事。于是身上的艺术细胞就活跃起来，《通鉴》说“雅好艺文”——喜欢到酷爱的程度。他遴选了四位极有才华的人，牵头办起了“艺术沙龙”。丹杨尹何尚之主讲“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主讲“史学”，司徒参军谢元主讲“文学”，处士雷次宗主讲“儒学”，是为“四学”也。
豫章雷次宗，儒家学养深厚，早年隐居庐山，朝廷征招他为散骑侍郎，没去。元嘉十五年（438），以处士的身份赴建康，宋文帝在台城（在南京）北郊的鸡笼山，给他修了学馆，招集学生，从其受业。宋文帝本人也常去听课。宋文帝不但给雷次宗优厚的待遇，且还打算任命他为“给事中”。雷次宗坚决不受，不久又回庐山去了。
《通鉴》卷123，只介绍了其他三人的籍贯、官职，独对雷次宗的来龙去脉交待得相当清楚，或也是同为儒者正宗的缘故。同样，司马在“臣光曰”第71篇里，对宋文帝的立“四学”，大不以为然。
司马光认为，学者受业，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句话出自《周易·大畜·彖辞》，意思说，从往古的人事里，汲取教训，避免再做孽。为人不做孽，为官不做恶，天下自然太平。这才是学者受业的根本——道，舍此之外，别无二途，又哪来的“四学”呢？司马光对于自己倾心从事的史学事业，也没有刻的拔高。而是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仅是儒学派下的分支。至于老、庄虚无，更不足以拿来教学生。
司马光的观点似有碍包容，起码是有碍百花齐放。但细思之，不难发现，司马光的主意是要为天下培养领导人才。从这一点上说，司马光不应受指责，相反，理应受到追捧才对。政治才是最大的生活，政治之好坏，不仅关涉到每个人的荣辱，且要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谁都跑不了。不是有一句话么，“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政治要坏了，大家都得遭罪，不管是曾经的王公，还是男耕女织。
政治的清明，在于选举得人。而人才的得来，得靠培养。这就牵涉到教材问题。司马光的首选是儒家，或者说五经。班固说，儒家是“襄赞王化”的，当然不会教人做恶。《大学》提出培养人才的“八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称：“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他进而说：“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
至于史学、文学的分工，则要看各人的喜好。闭门做深山，然后读书当作清福享。这样的人，自然要有。少了陶渊明，雨夜时分，还真显得寂默。如苏秦一样，悬梁刺股做一番努力，然后货于帝王家，成就美业。这样人也要有，而且断断不能少。司马光的着眼点便在后者。
宋太祖批李煜，要把填词的工夫拿来打点政事，断不致于让我俘来。司马光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因为是“国朝”的历史，殷鉴不远。所以说“文者儒之余事”，作为政治人，要有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本事，否则向皇帝写奏章，如何表达自己的政治趣向。但“辞达”就可以了，能够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就成。至于其他，比如才华溥博，笔下能生出花来，那是个人的造化，随缘而定。
司马光不喜老庄，这在“臣光曰”第70篇说过。而玄学之害处，也有史实在。魏晋之清谈，无所事事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比如何晏，官至吏部尚书，也不管事，政治能好么，所以有清谈误事之说。要无官一身轻，作个山野草民，要如何尽管如何，清得羽化成仙，都没人管。
司马光的这个态度就极好。他编撰《通鉴》，本意便是要给士人以及官员，提供一个简约的通史，方便他们来念，不是寻章摘句地要他们做学者。却如那个书名，有所借鉴，学聪明点，不蹈覆辙。所以也把史学归入儒家的子目看。即如我等布衣把《通鉴》研究成“《通鉴》学”，那也是“闲时做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属于渊明一派。
附：臣光曰71：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通鉴》卷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