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文宗感叹去朋党之难（臣光曰108）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影响巨大的一件事情，牛指牛僧孺，李指李德裕，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党争的起因，看似也是小事。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举行科考，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考卷里批评时政。宰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在揭他的短处，贬之。不想，此事引起朝野舆论喧哗，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李德裕，唐穆宗时做翰林学士，“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只要有机会，就不停地给对方找茬。
穆宗长庆元年（821），又举行科考，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做考官，结果被揭发徇私舞弊。翰林学士李德裕举证确有其事，因为及第者中有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李宗闵与钱徽关系不错。于是钱徽贬江州刺史，宗闵贬剑州刺史，汝士贬开江令。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是成心排挤他，而牛僧孺同情李宗闵。他们遂团结一批出身卑微、靠真本事博得功名的进士。比如抨击宦官干政的刘蕡，别人不敢用，牛僧孺就敢用，招之幕下。与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的士族子弟对着干。后者的首领自然是李德裕。
只要有机会，互相就掐架，决不手软。《通鉴》卷241如是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顷轧，垂四十年。”从个人恩怨到政治分歧，无所不争。比如在对待藩镇问题上，李党主张对不听话的藩镇就得动手打，以加强中央权威。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此一点牛僧孺就受到司马光的指责。
唐文宗即位后，李宗闵结通宦官，当上宰相，也力荐牛僧孺为相。僧孺、宗闵两人掌权，就将李德裕调出长安，贬为西川节度使，于是有悉怛谋事件（见《所谓太平》一文）。
太和八年（834），李德裕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想留在京师发展，唐文宗也同意，改命他为兵部尚书。但李宗闵找借口又将李德裕挤出去，改任镇海节度使。
最后的结果是，唐武宗时期，轮到李德裕做宰相，如法泡制，也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重新得势，李党又全部遭到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牛李党争这才告一段落。
唐文宗面对李宗闵、李德裕各树朋党、互相挤援之势，曾深感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司马光据此写了第108篇“臣光曰”，矛头直指唐文宗。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司马光这句话其实是在承认，朝堂之上因为有君子、小人的区别，两派的斗争必不能免。但君子进贤退不肖，处心公正，依事实说话，这叫正直。而小人党同伐异，不顾事实，只看派系，这才是朋党。
君子之争与朋党之争不同如此，关键就得看领导人如何取舍了。也就是说，用贤还是用佞，全在领导人身上。领导人英明，度德叙位，量能授官，赏有功，刑有罪，不受奸佞蛊惑，如何有朋党之事？而领导人昏庸，是非不辨，优柔寡断，君子小人杂用，权柄下移，给小人得志提供了温床，于是才有朋党。言外之意，君子们志在清除小人，所以不得不斗。
司马光很胆大，不仅将朋党之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皇帝，且将朝廷争斗合理化。他的这个思想其实由来有自。因为北宋的两派斗争，其惨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牛李党争，或者说简直就是牛李的翻版。
北宋党争的发凡是所谓的“庆历党争”。范仲淹和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政见不同，吕夷简就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于是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作《朋党论》，公然说朋党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有党，要宋仁宗“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司马光亦写有《朋党论》，就援引了唐文宗两李党争的事实，认为“坏唐者唐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罪也”。欧阳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所以君子更需要有党。这对司马光的影响是很大的，其思想上也有了“君子有党”的意识。
因为有这样的主张或者称为思想认识，司马光也卷入了后来称为“元祐党案”的纷争。司马光被指为保守党领袖，王安石则是新党党魁。其结果相当惨酷，直接将北宋送进地狱，亡国了事。
诚如司马光自己所言，其本人和王安石都是学富五车、且儒养渊深的正直人物，争尽管争，但都界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胡来，也没有乱来，更没有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择手段。关于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争，余在《远方的朋友》（臣光曰74）一文中提过二个例子，一是王安石看淡墓誌铭一事，再就是司马光善待王安石身后，此不赘叙。
可是尽管如此，司马光因为有“君子有党”的先入之见，元祐初他为相的时候，在处理王安石所遗问题时就有失偏颇。但凡王安石所行新法一律废止，但凡王安石所用之人，一律贬谪出朝。蔡确、章惇、吕惠卿之徒，或贬窜偏远，或给个闲职，不让管事。按道理说，这样处理也就可以了。但元祐诸贤却不依不饶，“涤瑕索癫，攻击不少恕，……摘微发隐，惟恐其罪之不昭”，也有点过份。
宋哲宗一亲政，章惇、蔡京用事，于是疯狂报复。旧党人等也一律贬窜，元祐诸贤的名字一个不漏刻在石碑上，昭戒天下士人不得学习他们。殃及党人子孙不得为官，不得上京师。是为“元祐党案”也。而元祐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祐党案》）。
早先积极参与变法、后来全身而退的程颢，事后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五）。
程颢认为党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双方都不意气用事的话。因而对党争功过做了八二开，新党占大头，但旧党也难脱干系。因此，王夫之就批评司马光是在认识上出现了问题。既然是言行有则的君子，如果不积极主动的侧身是非，能越斗越不可收拾吗？象苏轼诸人“寻干戈于不已”，战斗力强是强，也搅乱了一池春水。“一言之失，差之千里，可不慎哉。”
我认为王夫之此论有道理。
附：臣光曰108：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与矣。（《通鉴》卷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