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的许多同龄人那样，我从小是被这句俗话培养起来的：“殃祸无门，闲人自招。”作为一个十分规矩的孩子，人家对我说的话，我都深信不疑。一颗良心，驱使我终年蹉跎，直至今日。但是，虽则我的良心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见解却经历了一次革命。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大祸便是由认为工作是善良的这个信念所造成的。在现代工业国家中，需要鼓吹的东西和历来一直被鼓吹的东西截然不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在那不勒斯的旅行的人，看见12个乞丐躺在阳光下（那是在墨索里尼时期以前），便拿出1里拉施舍给他们中间最懒惰的一个。11个人都一跃而起，去讨这1里拉。于是，他把它给了第12个。这个旅行者是碰着了。但是在享受不到地中海丽日悠闲的国家里，这就难乎其难了，需要一个大规模公开的宣传运动来开创一下。我希望，读了我下面的文章以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们将发动一次运动，劝使善良的青年人什么事情都不干。果真如此，我总算没有白活一场。
在我提出主张懒惰的论点之前，我必须驳斥一个我不能接受的论点。当一个人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只想干些普通的工作，例如到中学教书或是打字，人家会告诉他或她，这样的行为是从别人的嘴里抢面包，所以是恶劣的。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消我们所有的人无所事事，我们所有人的嘴里才都塞满面包。说这些话的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一个人赚来的钱，他通常是要把它花出去的，在花出去的时候他就提供了就业。只要一个人花去他的收入，花去时放到别人嘴里的面包，和他赚进时从别人嘴里拿去的面包一样的多。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坏蛋倒是储蓄的人。假如他仅仅把他的钱放在袜筒里，像妇孺皆知的法国农民一样，那么显然他并不提供任何就业的可能。如果他把他的钱拿去投资，那么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明显了，各种不同的情况都会产生。
处理余钱最普通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们借给某一个政府。有鉴于此，大多数文明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用于偿付过去的战争或是准备未来的战争，把钱借给政府的人，其情况等于莎士比亚笔下那些雇用凶手的坏人。这种人经济习性的最后结果就是贷款给那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显而易见，他倒不如把他的钱花掉，甚至用于饮酒和赌博。
但是，人家会告诉我说，当钱投资于工业企业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假如这样的企业获得成功，生产出一些有用的东西，这话也许是对的。然而，在目前，没有人会否认，大多数的企业都失败了。这意味着大量的人力本来可以用于生产一些供人享受的东西。而结果却浪费在机器上，它们一生产出来，就搁置一旁，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所以，那个投资给一个结果破产的企业的人，既损害了别人，也损害了他自己。如果他把他的钱花在诸如招待朋友的聚会上，他们（我们这么希望）准会快乐一场。而受益于他的那班人，譬如那个卖肉的，那个面包师傅，那个非法卖酒的，也准会效仿。但是如果他把他的钱花（我们不妨这么说）在某地为电车铺设轨道而那里证明并不需要电车时，那么他就把大量的劳力投到了一个没有人从中受益的渠道里。可是，当他由于投资失败而不名一文时，他将被看做一个无妄之灾的牺牲者，相反，一个寻欢作乐的挥霍者，却是等于做慈善事业，而他又将被鄙视为一个傻瓜或一个轻薄的人。
所有这些话仅仅是开场白。我完全正正经经地要说的话就是，在现代世界中，大量危害是由于相信工作的善良性，所造成的。通往幸福与繁荣之路，正在于有组织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第一，把在或接近地球表面上物质的位置，相对地改变，成为其它类似的物质；第二，吩咐别人这么干。第一种工作使人不愉快而且工资微薄；第二种使人愉快而且报酬优厚。第二种工作可以无限定地延伸出去：非但有那班发号施令的人，而且还有那班出谋献策、如何发号施令的人。通常，两种相反的计谋，同时由两个有组织的团体献出，这就叫做政治。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关于献什么计的问题，而是要有说服力的讲话和写作的技巧，即广告术。
在整个欧洲，有第三类人，他们比任何一类的工作人员更受人尊敬。这种人利用土地的所有权，能够向旁人取酬，以报答他允许他们生存和工作的特权。这班土地拥有者是悠闲的，所以人们也许希望我颂扬他们一番。不幸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悠闲，只是旁人勤劳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对于舒舒服服、优哉游哉的愿望，在历史上是整个工作福音的来源。他们所希望的最终一件事，就是旁人仿效他们。
从文明的开始一直到产业革命，一个人做死做活，生产出来的东西，所得通常只能稍稍多于维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尽管他的妻子至少也像他那样地拚命工作，以及他的孩子们一到可以工作的年龄所加上的劳动力。而糊口之外的那点小小的剩余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被武士和教士们占用了。饥荒的年代没有剩余，可是武士和教士们的生活依旧如故，其结果就是许多做工的人死于饥馑。这个制度在俄国持续到1917年，在东方依然继续存在；在英国，虽有产业革命，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仍全盛不衰，一直到一百年前，当工厂主这个新的阶级开始掌权。在美国，这个制度结束于那次革命，而南方除外，在那里持续到国内战争。一个制度持续得这么长久而且结束得这么晚，自然在人们的思想上和观念上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工作是出于需要乃是当然之理。这种思想，多来自这个制度，这是工业时代以前的思想，它不适合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已经可能使有限的悠闲不成为特权阶级小小的特点，而是一种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利。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显而易见，在远古社会，农民们若自行其是，决不会放弃养活武士和教士们的那一点微薄的剩余，而是或者生产得少一些，或者消耗得多一些。起先，纯然的武力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和放弃他们的剩余。可是渐渐地，一个方法给发现了，它可以劝诱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这种道德观。遵照这种伦理，埋头苦干就是他们的义务，虽然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转而去供养优哉游哉的其他人。使用这种方法，所需的强制的分量减少了，政府的支出也缩减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议国王不能有比一个工人更巨大的收入，英国99%的靠工资为生的人，决不会内心感到震惊，这种义务的概念，历史地讲，是掌权者们所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劝诱旁人活着是为了他们主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当然掌权者们也在自欺欺人，他们想方设法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的利益是和大部分人的利益相一致的。有的时候这是确实的，例如，雅典的奴隶主使用他们一部分的闲暇，对文明作出了永久的贡献，而这在一个公正的经济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悠闲对于文明是必不可少的，在从前的时候，少数的人悠闲只因多数人的劳动才变为可能。但是他们的劳动是可贵的，不是因为工作是好的，而是因为悠闲是好的。有了现代的技术，应该可以公平地分配悠闲而无害于文明。
现代技术可以大大地减少每个人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战争时期，这变得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所有在部队里的男人，所有从事于军火生产的男子和女子，所有从事于侦察、战事宣传或与战争有关的政府机关的男男女女，都是从生产职位上撤下来的。虽然如此，在协约国一边，不熟练雇佣劳动者中间的物质福利的一般水平高于战前或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被财政掩盖了起来：借贷使事情显得似乎未来正养育着现在。但是，不消说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不能够吃一块并不存在的面包。战争确定地显示出，依靠生产的科学组织，在现代世界一小部分人工作的基础上，保持现代人过上小康的生活，这是可能的。如果在战事结束以后，先前为了解放人们使他们投入战斗和军火工作而创立的科学组织被保存起来，而且工作时间减少为4小时的话，一切管保至善至美。不为此图，那么旧的混乱状态却又被恢复，需要他们工作的那班人，叫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其余的人，则让他们失业挨饿，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义务，一个人所得工资之多少，并不与他们所生产的产出成比例，却与他们以勤劳为范例的品德成比例。
这是奴隶国家的道德，刚出现时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然而却照样把它应用上了。毫不奇怪，其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定在一个规定的时刻，一定数目的人从事于大头针的制造。他们（比如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做出了世界上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大头针。某个人发明了一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同样数目的人可以做出比以前多两倍的大头针。但是世界上不需要多两倍的大头针：大头针的价钱已经够贱了，即使价钱再低，连再多一根也卖不出去。在一个明智的工业世界上，和大头针的制造有关的每一个人准会开始工作4小时而不是8小时，其余的一切事情都定能运行如常。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上，这准会被认为道德败坏。人们依然工作8小时，大头针太多了，有些雇主破了产，以前和制造大头针有关的人，一半被从工作中扔了出来。结果是，空闲的时间和使用另一个计划一样的多，不过一半的人完全无所事事，而一半的人却工作过度。这样，不可避免的悠闲将造成一路人的悲惨，而不是成为普遍的幸福之源。难道能想象出比这更令人震悚的事情吗？
穷人有闲，这个观念对于富人有如一声霹雳。在英国，在19世纪早期，一个男子平常的日工作时数是15小时；儿童有时候干一样多的时间，最一般的是干12小时。当好事之徒们提出这么些钟点也许太长，人家就告诉他们说，工作使成人不去喝酒，使儿童不做坏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之后不久，法律规定了某些公共假日，上层阶级为之勃然大怒。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什么假日？他们应该工作。”现在人们没有这么坦率了，但这种感情还依然存在，这就是我们不少经济混乱的根源。
让我们把工作的道德观直率而不是迷信地考虑片刻。每一个人，出于需要，在他的一生之中，消耗掉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意的，那么，一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生产是不公平的。当然，他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提供商品。例如，像一个医务人员。但是他应该提供某些东西，以解决他的吃饭和住宿。到此程度，必须承认工作义务的特征，但是只能到此为止。
我不准备详细论述这个事实，在苏联除外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即所有那些依靠继承遗产和所有那些以夫而富的人，甚至逃避了最小工作量。我不认为这班人悠闲着，同雇佣劳动者们过度工作或挨饿这个事实几乎同样有害。
倘若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一天工作4小时，对于每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没有失业，而且假定有适度数量的合理机构。这个概念会使富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绝不懂得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在美国，人们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即使他们早已富裕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当然对雇佣劳动者享有悠闲，会感到愤怒，除非作为失业的一种严厉的惩罚，实际上，他们甚至不喜欢他们的儿子们有所空闲。非常奇特的是，他们一方面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埋头工作，连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一方面他们的妻女根本没有工作，对此他们毫不介意。对于“天生汝身应无用”的媚上欺下的赞美，在贵族社会中，延伸及于男女两性，在富豪统治下，只限制女子。可是，这并不能使它和常识有更多的一致。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产物。一生长时间工作的人，如果他突然变得悠闲，将感到厌烦。但是没有相当大量的闲暇，一个人就和许多最美好的事物绝缘。为什么人口的大多数应该受此剥夺，已根本无理由可言，只是一种愚蠢的苦行主义，通常是代人受过，使我们疲命于过度的工作。但是，现在却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俄国政府的新的信条中，一方面有不少是和西方传统的学说截然相反的，一方面也有一些一成未变的东西。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宣传“劳动光荣”的人，其旨意不外乎世界上统治阶级历来提倡的“做老实的穷人”。这样，刻苦、克制、自觉自愿地为长远利益长时间地劳动，甚至彻底服从支配这些本想消除的东西全都重新出现了。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在许多方面和有些别的国家中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的胜利，有共同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男子承认妇女的优越的圣洁性，为了安慰妇女们的自卑感，他们强调说，圣洁性比权力更合乎需要。最后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决定她们二者都要，因为她们中间的先驱者们，全然相信男子所说的有关品德之合乎需要的话。但是就他们的政治权力一无用处的观点，她们却不首肯。在俄国，关于体力劳动的问题，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久以来，富人和他们的诌媚者写文赞扬“老老实实的苦干”，赞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宗教，教导说穷人比富人更容易进天堂。总而言之，竭力要叫体力劳动者们相信，改变空间物质的位置有其特殊的崇高性，恰如男人们竭力想使妇女们相信，她们在性别上虽受奴役，却从中取得了特殊的高贵性。在俄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美德的说教，结果是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到尊敬。在本质上，这是福音传教士所宣传的那一套，不过不是为了古老的目的：为了特殊任务去突击工作。体力劳动是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是所有伦理教学的基础。
眼下，这也许只会有好处。一个大国，充满了自然资源，百废待举，而且只能利用小量的信用贷款加以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苦干是必要的，而且势必带来巨大的报偿。但是当抵达每个人不必长时间地工作而能够过舒心日子时，会发生些什么事呢？
在西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并不企图去做到经济方面的公平合理，因此生产总额的大部分落到了极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根本不从事劳动的。由于缺乏生产上的中央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不需要的。我们经常让大部分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以别人的过度工作来免除他们的劳动。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都不适当的时候，我们就来一场战争：我们叫若干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叫另外一些人去爆炸，好像我们是刚刚发现烟火的孩子。我们千方百计地综合使用所有手段，尽管困难重重，使这种概念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大量剧烈的体力劳动是人的天职。
在俄国，由于有公正的经济和中央控制的生产，这个问题将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合理的解决办法应该是，一俟必需品和基本的享受物能够提供给所有人的时候，在每一阶段，逐渐降低劳动时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多一点闲暇还是多一点物品。但是，一直以苦干为最高品德的教育，很难看出当局怎样才能达到将有一点闲暇和少一点工作的极乐世界。看来更为可能的，就是他们将不断地找出新的规划，遵此而行，眼前的悠闲将牺牲给未来的生产率。我最近读到俄国的工程师们所提出的一份巧妙的计划。它横穿卡拉海筑一堤坝，使白令海和西伯利亚北面的沿海地区变得暖和。这委实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方案，但势必使无产阶级的舒服日子延迟一代，同时生活的崇高性将展现在北极的冰天雪地之中。这样的事情，假如它实现了，其结果将是把艰苦的劳动本身当作一个目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手段，以达到从此再也不需要它的那种境界。
事实是，尽管我们的生存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搬动一下物质，但它显然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若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每一个挖土工都比莎士比亚高出一头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被两个原因搞错了想法。一个是使穷人心甘情愿的必要性。数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尊严，而对他们自己，却百般照顾，无意在劳动方面显出一丁点尊严。另一个原因是对机械装置所产生的新的乐趣，这使我们沉缅于在地球的表面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两个动机，没有一个对实际的劳动者会产生什么巨大的感染力。假如你问他，认为什么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他不可能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感到我是在履行人的最崇高的使命。再者，因为我喜欢想象人到底能够把他的行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我的肉体需要一段休息的时间，届时我还得设法让它不致白白度过，但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要算是当早晨来临，我能够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累活之中了。”反正我从未听到过工人们这么说过。他们认为，这是在情理之中，工作是获得生汁的必要手段，而且从他们的闲暇之中，他们才能得到他们足以享受的任何幸福。
有人会说，尽管少许的闲暇是令人愉快的，可是人们如果在24小时之内只工作4个钟头的话，他们准不知道怎样去充实他们的日子。在当今世界中，到目前为止，倒是确实如此，这是对我们文明的一种惩罚。在早先的任何时期，决非这样。从前还有一个舒心玩玩的青春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被对于效益的崇拜压扁了。现代人认为每一件事情应该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做，而决不应该为了它本身的缘故。举个例子，正经人无休止地谴责上电影院的习惯。对我们说，这会把青年人引入犯罪之途。但是一切属于建造电影院的工作，都值得尊敬。因为这是工作，而且它带来了金钱利益。带来利润的活动才是合乎需要的活动，这个概念把一切事情弄颠倒了。卖肉人供给你肉，面包师傅供给你面包，他们都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赚钱；但是当你享受他们所供给的食物时，你不过是暴殄而已，除非你吃只是为了工作时得到力气。广而言之，人们认为赚钱是好，花钱为歹。须知它们是一笔交易的两个方面，如此看来，实在是荒谬不堪。这等于主张钥匙是好的，而钥匙洞却是坏的。物品生产的所有功绩，全然派生于消耗它们时所获得的益处。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为了利润而工作；可是他的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他所生产物品的消费。个人的和社会的生产目的之间的分离使人们的思想混乱起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看到的只是获得利润才刺激了人的勤劳。我们对生产想得太多，对消费想得太少。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太忽视必要的享受和幸福，而且从不在给予消费者快乐这点上来评价生产。
我建议工作时间应该缩减到4小时，我并不是说，所有剩下的时间必然要花在纯粹的无聊之事上。我的意思是说，一天4小时的工作已经足以使人得到生活的必需品和基本的享受品，他的其余时间都是他的，他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利用。任何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含义，是把教育在目前的基础上，更推进一步。其目标在于，部分地提供各种爱好，以此可以使人明智地使用闲暇。我想到的主要不是那种所谓“高级趣味”的一类东西。乡村舞蹈，除了在边远地区，已经绝迹。但是在人类的天性中，还存在着培养这种趣味的冲动力。城市人口的娱乐，诸如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无线电等等，基本上都已变成一种被动的活动了。原因在于：他们的主动精力都被工作吸收掉了，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闲暇，他们准会主动地创造娱乐。
在过去，存在着小小的有闲阶级和广大的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受着种种利益，这在社会公正上是无理可喻的；这必然使它成为压迫的，限制了它的同情心，使它发明一些让它的特权合理化的理论。这些事实大大地削减了它的优点，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欠缺，它贡献出了近乎全部的我们所谓的文明。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解放也往往由此而发。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
可是，一个世袭的没有义务的有闲阶级，它所使用的办法太浪费了。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没有一个被教育得勤劳成性，总的看来，这个阶级是异常地不聪明。这个阶级可以产生一位达尔文，但是在他的对面，却罗列着成千上万个乡村绅士，他们从来不想做一些比狩猎和惩罚偷狩者更明智些的事情。目前，大学被认为是能用一种较系统的方法，提供有闲阶级偶尔能够提供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副产品的人才。这是一大改进，但是它有某些欠缺之处。大学生活和世上普遍的生活如此不同，生活在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容易忽略普通人的困楚；而且在发表自己主张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意见去影响一般的公众，而是拾人牙慧，流于迂腐。另一种不利条件是，大学的研究工作是有组织的，想从事某种独创性的研究项目的人，很可能受到阻难。所以，大专院校，有用则有用矣，却不是各种文明趣味的适当护卫者，而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墙外的每一个人，却都是忙忙碌碌，无法得到非功利性的消遣。
在一个无人被迫每日工作超过4小时的世界上，每一个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将能够乐此不疲，每一个画家将能够作画，不至于尽管他的作品如何出色，也照样挨饿。青年作家将不会被迫去专写那种耸人听闻、粗制滥造的作品，以致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之后，虽然可以从事不朽之作的写作了，可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身心交瘁了。那班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政治的某个方面产生兴趣的人，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不至于像大学经济学者们与世隔绝，谈起问题来也是隔靴搔痒了。医务人员将有时间去研究医学的发展，教师们将不会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用老一套的方法去教他们在青年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尽管事隔多年，它们那一套可能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了。
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幸福和欢乐，而不是神经紧张，萎靡不振，消化不良，所需的工作足以使闲暇变得令人高兴，但不足以筋疲力尽。人们既然在空闲时不感到疲乏，他们将不会只需要被动和枯燥乏味的娱乐。至少1%的人可能把不花在专业工作的时间投到有某种社会重要性的问题的研究上面，而且，由于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生计，他们的独创性将不会受到妨碍，也不需要去迎合上了年纪权威们所规定的准则。但是闲暇的好处并不仅仅将在这些特殊的事例中显现出来。普通男女因为能有机会过幸福的生活，将变得更和蔼，少作弄人，少动不动就用怀疑的目光去看旁人。一部分为了这个理由，对战争的嗜好将一扫而空，一部分因为它会把所有人的长期和剧烈的工作都卷到里面。在一切道德品质当中，善良的天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一种，而善良的天性是悠闲自在和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拚命苦干的生活的结果。现代的生产方法已经对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悠闲自在和安全感的可能性；可是我们宁可将过度的工作给某些人，将饥饿给另外一些人。时至今日，我们继续使出浑身力气，有如在没有机器之前的那个模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愚不可及，但是没有理由永远地蠢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