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鄞县新任知县段光清认为“用兵恐非上策”，到任之日定下了去乡间作番勘查的打算。
次日天亮了，当明媚阳光照亮大地之时，段光清虽因夜中思虑过度、睡得较晚而仍身感疲惫，然因有急事在身，还是早早地起来。
待简单的洗漱处理完毕后，他又派衙差去找来了高县丞。
高县丞到来之后，段光清向高县丞告之了自己在这几日里将前往乡村间作勘查的打算，并吩咐高县丞再代理几天县署内的日常事务处理，若府台和上峰有事吩咐，也请一并代理了之。
高县丞对段光清想去乡间作勘查的行为表示不解，以为段大人初来乍到，事务繁多，百事尚未处之，众人尚未熟悉，连衙门内的吏员诸人也未全部见过一面，就离开县署去乡间勘查似有不妥。
再者鄞县当今社会，又值多事之秋，所传的满是吓人的、骇人的小道消息，就连空气也紧张得不得了，下去勘查的安全是个问题。
高县丞认为，从眼下的县情来看，东乡人在劫狱抢出卖盐郎、闹出盐案之后，虽然一时没了动静，民间貌似太平，然因人们对原有的“肩引”之地改作“商引”做法颇多想法，社会与民心也多倾向于东乡的乡民，因而是个不稳定的地区。
再从南乡看，粮案事发之后，人们虽然对那“红白两封”的缴税纳粮做法颇多不满，但因涉及砸县署、烧府治的重大犯罪案件，参与乡民多是处于怕遭到官府报复、怕遇上官兵前去抓人心理的，地方上防范官府搜捕抓人、害怕自己被抓的气氛较浓，也不利于前去进行勘查。
高县丞又认为，在眼下官兵屯驻城内，作出欲进大兵镇压的动向之后，无论是东乡的乡民，还是南乡的百姓，对官府的一举一动都极为敏感，可以说乡民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乡间的安全状况是十分恶劣的，一遇风吹草动，啥事都会有可能发生的。
高县丞在谈了一大通劝说段光清不要下去作勘查的想法之后，又担忧地说道：“大人啊，若是您此番下乡，虽则前用仪卫、皂隶等人马开路，后以多个押班、小使跟随，然在牢狱敢冲，人犯敢劫，府署敢烧，官员敢揪的暴民眼中，是没有多少震骇力量的。”
在高县丞的劝说下，段光清的心中也有了些变化，对去不去乡间勘查一时也动摇起来。不过思考再三，他还是觉得须前去乡间走上一趟。
段光清想到，自己之所以动了去乡间勘查的念头，并不是一定要去走多少个地方，去接触到多少个百姓；也没有期望能了解到多大的民情，取得多大的效果；更没有打算到那民情骚动的重点村地去详尽地了解一番，探察民意。
他心知自己此去的目的，虽然名为勘查，而实则最主要的是想借此方式暂避一下官府间用兵计划的商讨。
段光清觉得与其是坐在县署内陷入被动的处境，还不如前去民间找寻些不宜用兵的理由，或是去向四乡的百姓作些劝谕。
他认为这些话是一时难以向高县丞说个明白的，已经思虑成熟且已定下的作应付的方法也是应该坚持的。
至于路途上的安全问题，这是应放在第一位的，但他觉得只要自己小心一些，也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段光清出身于农村小地主家庭，又担任过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地的知县之职，自信对农村的情况是较为熟悉的。
再说鄞县这么一个大的地方，有的是可去勘查的村庄，只要不去那些闹事中心已成乱象的村落，估计也是问题不大的。若是出现一般的乡人骚扰事件，他自信也是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可以应付的。
段光清对高县丞说道：“高大人，你的提醒是很好的，下去勘查的安全本大人也是会注意的。不过本大人既然来到了鄞县，难道还要去怕见百姓嘛！只是近日衙门内诸事，要请高大人多费心了。”
见上司坚持要下乡，高县丞虽则难明段光清此举的意图何在，但久经官场的他，深知这里面有的是文章。
但他也知上司既然不愿明说，那自己也是不能随便动问的，也就不想再多说反对的意见了。
高县丞说道：“卑职十分佩服大人的爱民之心，近日衙门内诸事，卑职定当鼎力而为，悉心办理，大人尽可放心。”
继而高县丞又转向段光清献策道：“大人啊，若是大人勤政爱民心切，定要去下乡作番勘查以了解民情民意的话，那么依卑职之见，在去的路途上作些选择，也可避免些安全隐患问题。”
段光清见高县丞不再反对自己的下乡勘查之举，又与自己想到了一起，很是高兴地说道：“高大人，你说得对，本大人经过你的提醒之后，打算在此次下乡时只带几个随员同行，不带过多的人马，以免惊扰路途上的百姓。”
话到此处，他又微笑着动问道：“高大人，你对鄞县的地方村落、民情民意了如指掌，为避不测之事的发生，本大人在下乡前去勘查的路线上，烦请指教一二，如何走为好？”
高县丞听段光清如此在说极为感动，也就殷勤地说道：“大人啊，眼下我地百姓中在闹的无非是涉及粮案与盐案这两大案，现时的民心不稳、民情复杂的地段也就在与这两案有关的村落与地段上了。”
高县丞边说边观察着段光清的动静。
他见段光清在专注地听着，就又详情地献策道：“大人啊，从闹盐案与粮案的参与者来看，多是些县东南两地的乡民。因而若要说大人下去勘查有不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在县东南两地的这些地段了。”
“大人啊，我县地广民众，县署与宁波府治又同置一地，位于宁波城内，处于全县区域的中心。除了县东南两地外，还有着县西、县北等地区。而在这些地区上，没有参与闹事的乡村还是很多的。”
“若是大人下去勘查时，卑职以为可否前往这些未参与闹事的地区，这样相对比较安全些。”
“另外，大人若是非去东南两地不可的话，那也有的是地方。因为参与盐案和粮案的乡民，也只是在东乡的阳堂乡太白里属下的石山弄一带，与南乡的鄞塘乡姜山里属下的周韩村周边地区。而其他地区，参与事件的乡村也不多。”
高县丞最后建议道：“大人此去乡下作勘查，只要避开鄞东的石山弄一带与鄞南的周韩村周边地区，也就不会遭到滋事乡民的围攻，勘查途中一般说来也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还有在各个乡村地方，均有着保正、保长等地方组织人员在，卑职给大人找一个熟悉地方人员的书役前去带路。每到一个地方，大人可吩咐书役前去找些保正、保长这类人员，安全就有充分保障了。”
“再者下乡勘查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三五日辰光为好，走访村庄与农户也不宜过多，以免让那些刁民得了信息后，来对大人行使不轨。”
与高县丞商讨之后，段光清担心宁波府台的毕知府因自己昨日去找过他未见上一面，会于今日派员前来找自己去议说用兵之事，也就说走就走，于当日上午起行了。
段光清在此动身之时，确也按着自己所说的和高县丞的参谋来行事，未带兵卒，而只带上一书一差两个手下人员，另雇了一乘民间便轿代步而行。
书役以用作传话，而衙差则执“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在便轿前以示身份。而这一书役的派遣，当然是高县丞所精心挑选的交际甚广、头脑活络、熟知乡间环境的人了。
前行方向是先去了县北地区，继而往县东、县西地段，最后才去了鄞南之地，前后所花时间为五日，没有超过高县丞临行时所建议的“以三五日辰光为好”的时限。
为确保路途上的安全，减少麻烦的出现，段光清听从了高县丞的建议，重点去了与盐案和暴乱事件无涉的县北与县西两地地区。
与之相比，对与盐案有涉的县东地区，则少花了不少时间，少走了不少地方与人家。对于与暴乱事件有涉的县南地区，段光清更是慎之又慎，生怕真的会因此而遭遇不测。
在作勘查的这五日内，段光清在前往时不仅只是象征性地在靠近城区的南侧手界乡等处转了一趟，就连靠近周韩村所在的鄞塘乡的近乡——丰乐乡，他也不敢去了。
即使是前去相对安全的村庄，段光清也是不敢大意的。每到一地，他必是吩咐书役，前去叫来了当地的乡、里、村的书办与保正、保长等人员作陪同，而不敢随意到民宅院落各处去转悠晃荡。
勘查中，段光清吩咐叫上了附近村落中的一些本分老实、守规矩的乡民，与有影响力的老人等前来暂歇处说话。
说话中他又总是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势，先采取高压对策，对被叫而来的老人和村民们咄咄逼人地说道：“平粮价之事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是否真的要一县同反乎？”
段光清所到的地区，多是些未涉盐案与粮案的地区，这些被叫来说话的村民，又多是些未参与过请愿活动而安分守己的乡民。
这些乡民们闻听县太爷如此在说，虽是心知那县太爷所说的“平粮价之事”是为何事，但听县太爷如此在指说着自己等人，均感惶恐不安，大都面面相觑，脸面变色。
为表白自己是良民的身份，这些忠厚老实的乡民均忙不迭地否认着自己是曾进过城、请过愿的。
一些颇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乡民，对县太爷的这个说法深表不满，抵触着申辩道：“小百姓啊，哪有这个胆呵，敢去反官府！”
其中几个特有胆量的乡民，怀着对平粮价有同情的想法，则谨慎地辩解起来。
人群中有人说道：“完粮有红、白两封名目，太不均平。官府抓了周祥千之后，南乡的乡民方才邀同四乡百姓入城的。但那是为请平粮价而去的，并不是像县太爷大人所说的那样，是去向官府闹反哦。”
每当这个时候，段光清为镇住百姓们的神色，加强对乡民的震慑力，也就扳起了一副冷脸孔，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道：“府署都让你们给放火烧了，还说没有造反呢？”
说了这些还不够，段光清又进一步威胁着说道：“你们也想是知道的，省里已派了一千五百多大兵前来征伐，眼下已在宁波城内驻扎，本太爷看你们将如何应付脱罪为好呵！”
此时参与表白及辩说的乡民，又多是会因内心的恐惧而表现出一种惊恐失色的情绪来，一些胆小之人更会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态而颤声地问道：“县太爷啊，这如何是好呵？”
段光清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乡民自己说出这句话来。也就接说道：“尔（你）等各自为谋，呈明某乡、某村、某月，某日，并未进城滋事，且申明本户应完钱粮，情愿照常还纳。如此办法，将来官拿周祥千，尔等亦不与闻其事，省中即有兵来，亦与尔等无干矣。”
段光清的此番下乡勘查，所去的地点多是些靠近城郊的地区，所用的时间也不多，到过的区域更是有限，因而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然而在他的软硬兼施，加以陪同的地方书办等人的撺掇之下，还是放出了一个以写呈文用来护身的新信息。且这一信息也正是涉及地方乡民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段光清身份特殊，是一位新来的知县大人，也是被民间视为当地的父母官即父台大人，或尊称为县太爷大人。他所说的话，其分量足够重的了。他所指出的路，是不容乡人们所怀疑的。
乡人们深信，若是这位县太爷所说的话都不能相信的话，哪还有何人说的话可以相信呢？
在这一极为敏感的时期里，段光清所说的又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这就不由得人们不信以为真的了。
尤其是那些未参与过进城请愿活动的乡民，因意识到县署被砸，府治被烧，官府已派大兵屯于城内，不日下乡将前来抓人，事已急也，危也，有可能会出现“城内失火，殃及池鱼”，有危自己的状况，正愁得日日揪心，夜夜难眠，无法可想，无路可行呢。
即使是参与过进城请愿活动的乡民，为求开脱自身的麻烦，也巴不得能找到县太爷大人所指的这种路子，写一纸呈文，以求得一道护身符来保护自己。
五日勘查期过后，段光清通过乡、里、村间的保正、保长等人的努力和农户间信息传播的不断扩散，在边行走边劝谕边收文中，陆续收到了来自县北、县东、县西、县南各地乡村间乡民所写的三百八十余件呈文。
有了这些乡民的呈文之后，段光清觉得心地宽松了不少。
这次下乡勘查，段光清虽则是为避官府间用兵的商讨，以寻找些“用兵恐非上策”的理由，但下乡后心中也是有些担愁。
作为已任过多地知县父母官的他，也是深知官场的礼仪与规则的。
自己到任之后，不拜见府台，也不见僚属，更不理政务，与领兵前来的上司也不商讨用兵之策，却私作下乡勘查之行动，是会招来府台等上司大人对自己的训斥和不满的。
然而有了这些呈文的存在，段光清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可作应付了。
从当时鄞县的数据看，鄞县是有着十三万余户的人家，有着六十余万的人口，这三百八十余件呈文所代表的也只不过是三百八十余户的家庭，所占户数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三；再说这些呈文又多数不是来自是东、南两乡这些闹事的地区，因而是代表不了闹盐案与粮案这两地乡民想法的。
但段光清还是觉得有了这些呈文已经够了，自己在参与用兵商讨时有了说话的依据，在向上宪言明“用兵恐非上策”的想法时，也就有了极好的可以说得出口的冠冕堂皇的遁词了。
段光清虽知自己的这一努力与说法是难以阻止上宪用兵的。但他想到事后若官府用兵遇上不测的话，那就有了可使自己逃避责任，甚至可以指说他人的依据存在。
段光清回城之后，主动去府台找了知府毕承昭，告之了自己在乡间的调查状况。并请知府传话给带兵前来的臬、运两宪，明确告之“百姓俱已写了呈文，情愿完粮。只拿周祥千一人，可以不必用兵矣。”
然而省按察使、盐运使大人和军队的副将、参将们，是不会听取段光清意见的，竭力主张下乡缉拿参加暴动的乡民。
一些随同臬、运两宪从省内各地而来的委员们，更是怀着“以用兵可邀功”的想法，力主快速用兵动武，镇压暴乱事件。
他们虽知用兵是有风险的，作为指挥官，一般说来真正穷兵黩武、喜欢厮杀的人也不多，毕竟用兵是会付出生命等代价的。
但他们也知这次用兵前来宁波，名为镇压鄞县暴乱，然所面对的不是使官兵闻风丧胆的原“绿壳”海盗那样的凶徒，而是一些手无寸铁的“草民”，军事行动的成功率是十拿九稳、无半点风险存在的。
再者鄞县是个富庶之地，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既可以从中捞上一把，发些横财；又可以砍些小民的脑袋，去到省府行署邀功得赏。
有着这般好处的存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降临，前来的官兵们怎的会来听取段光清知县的意见，非要强行下乡行动不可。
在宁波的地方官方面，巡道罗镛与原知县冯翊一起奔省告变之后，冯翊被革职查办，罗巡道仍返归地方任职。
罗镛巡道在粮案中曾被请愿乡民在城隍庙内当众受过凌辱糟蹋，他一心想用兵以雪忿，因而，对用兵之事甚为支持。毕知府呢？虽然在心愿上也不愿意军队来干涉地方上事务的，但他因巡道罗镛被百姓所恨之事而牵连，在解罗巡道之围时也曾受过乡民们的凌辱，并被迫表态答应过出示“减粮告示”，且所在府治被烧，府内物品被抢掠损失甚于县署，故也思用兵。
宁波府地方提军们的意见呢？这些地方提军中的营兵将领虽则熟悉地方民情，与段光清知县持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民变皆官激成，不然用兵为然”，对用兵是持反对态度的。
可是在面对急欲出兵的自己上司，在带兵前来的臬、运两宪面前，这些位居下线的地方提军营兵将领们，虽则心中明白，然不得不皆是因“口不能言的”而默不作声了。
农历三月上旬未的一日里，臬、运两宪不顾鄞县知县段光清的反对，选了一个日子，在毕知府和罗镛巡道的支持下，令省里来的兵勇在当地府役和营兵的引领下，开始下乡抓捕人犯了。
兵勇们先到鄞南鄞塘乡姜山里属下的周韩村，准备捉拿周祥千等人。
周祥千等人早已有着防备，闻讯躲了起来。“兵勇因拿周祥千不获，又（转）至石山弄拿张潮青”去了。
在东乡阳堂乡太白里属下的石山弄村里，在刚发生过盐案事件后的一段日子里，人们对官兵可能前来抓人是有着思想防备的，处于警戒较严的时期。一遇上风吹草动，涉事人群就会迅速地躲藏起来。
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尤其是鄞南乡民又发生了进城请愿事件，而且所作的砸县署、烧府治的动作更厉害于东乡的请愿行动，石山弄的村民也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官兵即使要下乡抓人的话，那也是会先拿南乡人开刀的。原在防备的思想也就日渐松懈了下来。
不想这次官兵在往南乡捉拿周祥千不着之后，却又会马不停蹄地转向了东乡拿人，石山弄村的村民完全处在“不防兵勇往捕”的状态之中。
其时俞能贵恰巧不在村内，前去抓人的官兵见再次抓不到俞能贵等人，遂恼羞成怒，胡乱地抓了村内的十三个村民，同时又发起了兽性，在石山弄村的叶家、冯家、潮里，与东山头、大桥头等村内，边抢掠百姓的财物，边烧起民房来。
前去抓人的官兵在石山弄村内发尽淫威之后，又想在回城途中前往横泾村抓捕张潮青了。
官兵们带着抓来的十三个石山弄村民，绕走下王、上万龄、汇头、包李岙、西王等地，到了横泾村境地。
横泾村民一见来了这么多官兵，惊吓得哪敢吱声，腿脚快的，能躲避的，不是往他地跑了，就是找个地方赶紧躲了起来。
官兵们在横泾村内搜捕张潮青无果后，又是一把火起，将张潮青家所在的张家几个宅院的房子给点着了。
横泾村内民房众多，宅居相邻，且房屋建筑多为杉木作柱，龙骨砌墙，板木设隔，窗棂纸糊，极易燃火。
张家宅院内房子燃起的大火，迅速地殃及了临近的房舍，向四周民宅不断蔓延。
横泾村地处河网地带，村内虽有着纵横几条河道的存在，但河道均不宽，在“火老鸦”的飞溅乱窜之下，这些河道并没有拦阻住大火的燃烧，不一会儿的功夫，村内各处均出现了火光和烟雾。
房舍起火之后，村民们惧怕官兵们会来捉拿自己，唯恐隐身躲避不及，大都不敢出来施行救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间间房舍在肆虐的烈火中发出巨响，不断地坍塌了下来。
官兵们在放火的同时更是肆无忌惮地闯进私宅，见物就拿，见财就抢。临出村前还向村民撂下了一句狠话，“如若张潮青回家不报，杀戮全村。”
此后的日子里，这些从省里来的官兵见下乡有财可抢，有钱可拿，遂以搜捕周祥千、张潮青等人为名，每日以小股兵力轮流下乡，在东南乡两地干起抢掠百姓财物等的勾当来。
毕竟有一千五百人啊，耽在兵营里也是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兵勇们将下乡征剿之事当成了耍玩事，更是当成了拿取钱财的快速发财路。
官兵们兴趣一来，想到就下去，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也根本无须上宪的批准。
这些所来的官兵本来就是各地临时抽调而来的兵勇，归属于各自来的随行委员的带领，行动上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再说所谓闹暴动的农民，有名有姓的也不过是周祥千、俞能贵和张潮青这三个人，能与之相对抗的敌人似乎不存在，而官兵们则有着武器上的优势，即使是人数再少的队伍下乡，安全一般也不成问题。
官兵们若想到要下乡去抢掠了，只要与随行委员打个招呼，三五成群的下去就行了。
理由嘛，则是现成的，至于去不去周韩村或石山弄村，是不是去抓捉周祥千与俞能贵等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官兵们的前几次下乡，因未碰到过乡民的任何抵抗，乡民见官兵似老鼠见了猫似的，官兵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起来，后来发展到甚至几个人、十来个人也敢自成队伍，到乡村来捞油水，发横财。
在下乡抢掠时，兵勇们当然也不会去顾及段光清在下乡时所承诺过的说法，对写有呈文的农户网开一面。而是不顾你是否写过呈文，只要看到你家有可抢夺的财物，常是一抢了之的。
在省里来的官兵中，还有着一支较为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曾任过鄞县知县，已调任仁和县（杭州）任知县的德竹楼所带的队伍。
这位德大人本是文官，不在带兵之列。但他以为曾在鄞县任过职，熟悉鄞县地方，故自告奋勇，替代兵将带兵前来，明为征剿立功，实为抢财而来。
这位德大人在鄞县任职时，深知鄞县民富，东乡尤甚。这次前来，他意欲在东乡之地多捞一把，遂带来了一直跟随在身边的刁师爷和由军士组成的骨干兵勇。在每一次的下乡中，这些德大人带来的兵勇在抢掠民间物件时极为凶残，丧尽天良。
下乡的一日里，德大人带来的兵勇们闯进了一间民房宅子。而此民房宅子内正躺着一位卧床的产妇。按当地世俗习惯而论，产房内因有孕妇的存在，不仅需避风避光，更是避生男人进入的。
然而兵勇们全然不顾这些世俗习惯的忌讳，不仅不因误入产房而一退了之，反而见房主贫穷，室内无值钱财物可抢，竟丧心病狂地将正在做产卧床的产妇身上盖着的、仅有一床用以御寒的棉被及几件所盖之衣一抢而走。
兵也，匪也，实是到了“贼来无空手，盗来剩根草”的极其凶残地步。
官兵们的多次扫荡，洗劫东乡的罪恶行为，引起了宁波城内一些民间士大夫们的不满。
他们纷纷向官府反映，要求约束兵勇的抢劫行为，并以散发诗文的形式，对官兵的行为作了揭露。
是时，东乡回龙村的举人董沛曾写诗道：
朝报官军来，暮报官军来。
官军络绎城门开，城外之民多哭哀。
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
哀声旋回，惶恐奔走。
长者携儿，少者扶母。
引台大官且饮酒，朝饮再壶暮一斗。
官兵们的扫荡与洗劫行为，使得刚上任不久的鄞县知县段光清再也难以应对乡民的责难了。
在初到之时作下乡勘查途中，段光清曾对百姓民众有过“呈文”承诺，说是写过“呈文”的，“省中即（使）有兵来，亦与尔等无干”。
可这张被百姓民众视为护身符的“呈文”，在征剿兵勇面前却是废纸一张，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官兵们哪管你写过“呈文”不“呈文”，见有可抢之财，还是一抢了之。
段光清知悉此情后，甚为恼怒，却也无法可想，不得不整日躲在县署内，怕见那写过“呈文”的地方绅士或乡民前来哭诉追问。
他看到自己身为鄞县的知县大人，却没有半点权力可去约束兵勇的行为，心中极为悲哀。
在省部高官的放纵下，鄞县东南乡境内的社会已经乱成了一团糟，民怨激愤已处极端，不可知因素随时有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官民对立，似同水火，自己的官任甭说是再也狼狈不过了。
段光清想到官兵们的行动已经过火了，孱弱的百姓们已经在极端不满了。虽说是治乱当用重典，然那重典也应有法度可寻。
若是能就此以重兵治了乱世，那还好说，然怕的是官兵们在下乡时，以镇压暴乱事件为名，因有额外钱财可得而会越干越欢，百姓中也会有人因难以承受而铤而走险，走上极端，引发出一场难以预见和不可收拾的民变灾难。
段光清又想到若是这一状况真的发生的话，有官任在身的自己要么一逃了之，要么就会成了百姓们的泄愤对象，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命。
自己应及早对这些有可能出现的恶劣局面作些考虑了，在如履薄冰的鄞县令这一任上，更需得格外地小心应对了。
官位来之不易矣，再怎么艰难也得干下去。然生命更是宝贵的，也是决不能丢在此地的。
为避免自己在日后因乡民仇恨官兵而祸及自己的情况出现，段光清在对待鄞县乡民的态度关系上，没有去步这些兵勇的后尘，尽可能地表现出温和的态度来。
在此思想指导下，段光清十分关注鄞东的民情动态，尽量避免与乡民发生直接的冲突，并利用一些公众场合，有意地发表些自己对官兵的不满情绪，以示自己与官兵之间的距离和区别。
还在官兵胡乱抓来石山弄村十三个村民的之初时，省按察使孙毓桂大人就令段光清对被抓之人进行审讯。
段光清见此举易激化矛盾，得罪民心，不利于自己日后的任职安全，就跑去宁波府找知府毕承昭说道：“大老爷啊！不使我做鄞县，我问供可也；既要我做鄞县，又要我问供，将来官与民终不能相通矣。”
在宁波府台的协调下，段光清将审讯石山弄村民之事推而不顾，避免了与石山弄被抓村民的正面冲突，也从而较聪明地给自己保留了一条后路。
在随后的日子里，省部来的随行委员以及二宪随从家丁，无时不需索取县中供应，且所来的一千五百名兵丁的吃用等开销也不是个小数目。
每当这些委员及二宪随从家丁因所需物品供应淡泊而发生当面龃龉时，段光清没有去迎合和满足这些人的索取要求。
在一次有着不少鄞人在的场合，段光清干脆对龃龉物品供应淡泊者高声地说道：“我乃是江山县令，鄞县衙门毁后始调余（我）来。衙门既毁，供应出自何处？平日知县怕尔等闲言恐撤任也，今日我求撤任而不可得也。”
话到此处，段光清还嫌说得不够，为让在场的鄞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他又用更为严厉的话语训斥道：“不多言，供应虽淡泊，犹能应酬；再多言，并此而无之。”
段光清为力求自保，虽然未与骚扰乡间的官兵沆瀣一气，但也难阻官兵成匪兵，日甚一日地骚扰民间，抢劫民间，给乡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官兵们的多次残暴行动，使石山弄村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十三个被抓村民的家属与俞能贵等人，更是愤怒得要与官兵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东躲西藏的横泾村民张潮青也因有家难回，而被逼上了“梁山”，与石山弄村民躲藏在一起，抗争在一起了。
官兵们的匪行同时激起了东南乡两地乡民的极大愤慨。
每当官兵们下乡进村欲进行抢掠之时，村民们便吹号示警，或鸣锣聚众，以拦阻官兵的进村抢掠行为。
几个村落相近的乡民还携起手来，事前约定以吹响螺声为号，见有官兵来犯，作共同拦截之举。
即便如此，官兵们仍是贼心未死，隔三差五地下来骚扰民间；而民间对官兵们强盗行为的愤怒心情也是一日甚于一日，似火山下蕴藏的岩浆如地，即将到了喷薄欲出的时机。
在这里也需补说上几句，自从官兵来到宁波之后，那个五乡碶盐商汪百万的日子也惨得不得了，正是应着了那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古语，下乡抢掠的官兵眼睛里盯的是钱财，却是不会去顾及你是汪百万的还是李百万的。
汪百万开设在宁东肩引之地上的“商引”盐铺大都被官兵抢过，多数店铺不得不关门息业，就是开设在城区内等各地的盐铺，也因官兵到来之后的开支摊派而被征得大伤元气。
虽然宁波府官员看在他平时也在奉送银两的关系上，对他还算是有所关照的，然汪百万的家有财产已大幅缩水，盐铺店生意收入也到了入不敷出的状态。
汪百万有苦说不出，更是有气无处诉，后终因气恼过度，愤恨至极，酿成大病，几年后也就撒手人间，一代曾在鄞县有过盛名的盐商终因他的贪得无厌而消失了。
半个多月之后，领兵前来的省按察使、盐运使和军队的副将、参将们，见在鄞东南两地征剿日久，仍然未能抓捕到周祥千与俞能贵等要犯之人，又闻听到石山弄等村内的东乡人在聚众抗拒官兵，打算乘省署在宁波召开全省军事会议期间，派重兵去东乡石山弄村进行一次戡乱之行动。
时中国大地上的局势正处在极度动荡不安之中，“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军正在蓬勃发展，咸丰帝的“务当严防，勿令窜逸”及“官军全力攻剿，壮练分段兜擒”等谕诏，仍未能挡住太平军北上的步伐。
搞得颇为头痛的咸丰帝又下发了“办理团练事务，清理保甲”等谕诏，严令各地动员基层社会保甲力量，来扼杀太平军的发展与向各地蔓延的势头。
浙江宁波等地离太平军的起义地广西较远，形势显得还不那么的紧张，又加上官府收编“绿壳”海盗事已成功，省巡抚大人常大淳等朝廷要员的心中也没有丝毫的慌张之态，仍在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
咸丰帝“办理团练事务，清理保甲”等谕诏下发之后，省署为传达咸丰帝的谕诏，部署相关事项，决定借收编海盗事成之势，在宁波召开浙江省全省军事会议。
旧历三月廿四日，即公历5月12日，浙江省全省军事会议如期在宁波召开。
省巡抚大人常大淳专程从杭州赶往宁波，传达了咸丰帝的谕诏，要求各县督抚“力行保甲并呈明章程”，抓紧部署落实各地保甲团练事务的清理工作。
会议结束后，常巡抚根据按察使、盐运使和军队的副将、参将们的意见与建议，决定动用屯在宁波的一千五百名官兵，前去鄞东石山弄村进行一次戡乱之行动，为这次镇压宁波东乡的暴乱事件再造声势。
同时令与会各地官员，择日随同官兵一起前往，以观摩戡乱现场之实况。
会后，鄞县东乡上空战云密布，气氛恐怖；百姓民众人心惊悸，极度不安；社会局势倏地大动荡起来。一场官军重兵压境征剿石山弄村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