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 金融安全的阶段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安全开始在国家安全中居于主导或首要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各种经济安全问题，包括投资安全、贸易安全、重要能源资源供给安全等等。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它们又面临一种新的重大威胁，即金融安全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1997年7月泰铢和股市的暴跌开始，危机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本书以危机爆发的时间及基本结束的时间为分界点，把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2-5-1-1 东南亚金融危机前（1997年7月之前）
世界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十分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日本的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如日本学者对“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所进行的研究。90年代以后，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在政府高层直接领导下的专门机构，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此，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对金融安全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反危机战略和策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被逐渐用于国家政策之中，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将经济安全战略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日本和欧洲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成果已经被政府纳入到国家对外战略的范畴考虑。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确立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其战略目标包括：加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建设和积累，为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保持与盟国经济竞争的主导地位，通过经济一体化制约与盟国的经济关系；通过“和平投资”巩固在苏联、东欧的成果；运用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手段加强对各种国际矛盾的调控，尤其是影响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显然，美国正致力于运用时代给予的机会来构筑一个全面出击的国家战略体系，来保障其“在21世纪全球中的领导地位”。继美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本国经济安全。1996年俄罗斯也明确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基本构想”。除此之外，印度、日本等也提出了本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思路。而在对金融安全研究中，国外学者大多把金融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安全一起来研究，至目前尚未见到专门论述金融安全的著作。
对金融安全的研究源于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据国外学者研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6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个成员国中，有133个都曾经历过重大的金融问题或危机。在24个发达国家中，有18个国家曾出现过金融问题，4个国家发生过危机。而16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过金融问题，10个发生过银行业危机。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呈现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危机通常局限于银行或其他金融部门，加之有强大的政府做后盾，金融体系即使发生了金融危机也能很快得到控制，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本身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一旦这些国家发生危机，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政府最终也会放弃，危机的危害就会蔓延，甚至波及邻国。
最早的有关金融危机问题的论述，是爱尔兰经济学家埃铁翁（Richard Cantillon）于1775年发表的《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该书探讨了银行挤兑的应用方法。1848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商业危机。1858年，马克斯·维尔特出版了《商业危机史》一书，试图对危机做出描述性分类。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了著名的“朱格拉周期”。到19世纪中期，研究货币信用危机最有成就的莫过于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他认为，货币信用危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如战争、政变等），就是由资本主义基础矛盾所造成的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歇尔的《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也描述了危机发生的过程。凡勃伦（Veblen，1994）在其《商业周期理论》中最早提出了金融体系内不稳定性的问题，并形成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雏形。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专辟一章研究经济周期的问题。1933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Fisher）在《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是当时对大萧条和银行危机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托宾（Tobin，1980）、沃尔芬森（M。H。Wolfson，1996）等人认为，银行体系在金融危机中起关键作用。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M。Friedman）、施瓦兹（Schwartz，1963）和卡甘（Cagan，1965）认为金融危机可以产生或加剧货币紧缩效应的银行业恐慌。明斯基（Minsky）也提出了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由于银行危机与银行挤兑有关，戴蒙德（Diamond）和戴维格（Dybvig）于1983年提出了银行挤兑模型。
尽管我国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真正提出以及对“金融安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但在1994年，国内学者提出了强化中央银行风险监督职能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及稳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提出建立金融风险监督指标体系等相应措施，也有学者提出采用银行自动化系统来保护数据，维护客户的金融安全问题。
2-5-1-2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7年7月~2001年初）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经济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在这一阶段，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出现空前的热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①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各种媒体积极报道，各界要人纷纷发表观点；②研究金融安全问题的文献成百上千，各种大小杂志都能看到对金融危机的讨论；③研究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很多学者运用各种理论来解释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这一阶段，很多学者认为是东南亚地区内在因素的作用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结构失衡、资产过渡膨胀”、“产业结构同化”、“国际收支失衡”、“裙带资本主义”、“金融监管落后”、“金融深化过度”等。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的“国际资本流动过速论”、杰弗里·萨克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误论”和琳达的“美国阴谋论”等则认为东南亚危机的爆发应该归咎于外因。我国学者则是倾向于将“内因说”和“外因说”综合起来考虑，形成“综合说”。可见，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和金融危机的特殊性、复杂性，现有的危机理论很难全面透彻地剖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引发了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探究，也引发了他们对金融安全的思考，如前文所述，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而金融安全又是高度综合性的问题，绝不是依靠某种或某学科的理论就能完全解决的，而是要基于多种学科、运用多种理论工具、依靠丰富的实践经验借鉴才可能妥善解决。正因为如此，在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对东南亚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掀起了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问题广泛讨论的热潮。这一阶段涌现出很多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他们主要是从寻找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剖析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潜在因素，提出相应对策控制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自1997年至2001年，许多学者开始从多种角度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如王元龙、梁勇、刘沛等。同时，许多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论述我国金融体系的潜在危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根本因素，并提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在这些文章中，我国学者讨论最多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有13个内部因素和6个外部因素，而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至少有14个内部因素和7个外部因素（顾宇婷，2005）。这些因素涉及经济及金融结构失衡、银行业存在的多种体制性问题、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均衡、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趋势、外债大小、国际收支均衡、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有待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成熟、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金融全球化背景、国际游资的冲击、非法资本流出入的威胁等等。众多学者运用了规范性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举例讨论的方法，结合定性、定量的方式，多方位多角度地对影响金融安全的深层次原因展开比较全面的剖析和探讨，得出了很多富有见解的结论。
总之，这一阶段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已经逐步形成系统的金融安全研究体系。
2-5-1-3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2001年初至今）
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格局正在改变、金融制度正逐步调整，更多学者开始研究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他们不仅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安全，更是从金融运作的方方面面来深刻地思考金融安全问题，综合分析入世、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提出有效进行金融监管、防范风险的措施，动态地分析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经济稳定、金融结构等的关系，寻求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的平衡点，探讨政府应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从内容上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
从研究角度上看，有从金融体系横截面中选取某个要素为切入点的，如从证券市场着手来研究金融安全（唐庆国，2002），选择钉住汇率制度为角度展开金融安全研究（张玉喜，2003），提出金融结构视角中的研究金融安全论（刘锡良等，2004），从国际并购出发研究我国的金融安全（颜剑英等，2005）；也有从金融运行纵截面中选取某个时段为切入点的，如提出制定指标框架、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何建雄，2001），时时监控金融运行安全与否，实行必要的金融监管（刘荔，2004）；也有综观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如从多点多面对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分析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水平，对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阐述（王元龙，2004），出版较具影响力的著作，如王元龙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金融安全论》等。
从研究方式上，有学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即在金融一体化挑战下，比较了我国金融业现状与国外金融业的实力，以中国银行和花旗银行为例比较了竞争力指标（马冰，2001），不过这类方式用得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国所处的这一时期具有很多特殊性，直接套用国外成熟模式是行不通的，只能通过剖析我国现状，构架一套适合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因为此，更多的学者采用了规范性研究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工作，此外也有不少学者采用建立指标体系的研究方式。
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课题的研究趋于平稳发展，对金融安全概念基本有了较认同的界定，而研究内容不再局限，角度也呈现多样化，但是由于金融安全课题自身具有高度综合、复杂等特点，加之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因此，现有的研究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述，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迅速发展阶段以及多元化发展阶段。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2-5-2 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选择研究
2-5-2-1 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预警指标的选择
国内外关于金融安全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在国外，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1979年，约翰·比尔森（John F。Bilson）提出了货币贬值的先行指标，开创了这一研究的先河。预警指标是指能够对金融危机发生征兆提前发出警报的经济金融指标。这些指标在危机发生前，也就是金融风险不断聚集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异样变化，可以通过观测指标出现的异样变化衡量危机发生的可能性。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如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将经历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国际储备下降和国内信贷相对于货币需求的高增长率。若这种过度的货币需求增加可能来源于对公共部门的融资，则财政失衡和对公共部门的信贷可作为逼近危机的指标。自从克鲁格曼提出了标准形式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后，相应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也被正式提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对上述标准形式的危机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莫雷诺（Moreno）、雷蒙（Ramon，1995）、米莱西·费里提（Milesi-Ferreti，1998）等人的扩展模型表明对货币进行投机攻击前通常会出现本币的实际升值与贸易余额的恶化。这些拓展的模型考虑了财政和信贷政策的膨胀，导致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更多需求（分别引起了贸易平衡恶化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升高致使的货币升值），考虑了对未来金融危机的预期在价格黏性条件下引起的名义工资的增加和出口竞争力的削弱，考虑了信贷政策的不确定性及管理当局为捍卫固定汇率而愿意损失的国际储备水平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拓展模型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果：即实际汇率、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实际工资率和国内利息率可作为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
凯明斯基（Kaminsky）、里佐多（Lizondo）和瑞哈特（Reinhart）对危机预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们把货币危机定义为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将导致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的大幅度下降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Index of Exchange Market Pressure）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这个指数是汇率月百分比变化和国际储备总额的月百分比变化的加权平均，权数通过指数的两个组成部分由相同的条件方差来确定。因为该指数随货币的贬值和国际储备的损失而增加，故该指数的大幅上涨反映了对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该指数值高于平均值的3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凯明斯基、里佐多（Lizondo）和瑞哈特（Reinhart）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期间选取25年的实际数据来分析，查阅了已有的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的文献，力求在潜在的预警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中，找出预警效果最好者。但在给定所用变量的最大差异、测度变量的方法、数据的周期和估计技术时，他们的比较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他们发现：首先，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应包含广泛的指标，因为金融危机通常以多个经济问题和某些政治问题为先导。其次，作为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获得充分统计支持的变量为国际储备的下降、货币升值、信贷增长和国内通货膨胀。最后，他们采用“信号法（Signals Approach）”———即将金融危机的先行时期中的选择变量与控制组中的行为比较，以识别那些其区别性行为可用来估计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变量。他们发现，对货币危机预警有良好记录的变量有产出、出口、实际汇率对趋势的偏离、权益价格、广义货币对国际储备总额的比率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特别是墨西哥金融危机、欧洲汇率动荡再度激发人们就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戈尔塞提（Goldstein）通过研究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脆弱性特征信号，选择了一组预警指标。刘志强设计了一套预警指标体系，利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检验。该预警指标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反映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经营稳健性、信贷增长和利率等的指标；二是反映外债投向、偿还能力和汇率等方面的指标。具体包含：信贷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不良债权占总资产比重、资本金充足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外债投向、经常项目逆差所占GDP比重、短期外债总额/国际储备总额、汇率实际升值幅度等9项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但这套预警指标体系必须联合运用才有较高的预警价值，个别指标值超过其临界值并不能表明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但在他的研究中对指标阈值的确定方法缺乏必要的研究与说明。冯芸等人认为波动是金融系统的固有特征，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涨跌构成了金融系统运动的外在特征。而金融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波动，同时它又是波动发展积累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和转化，具有突变性和破坏性。他们提出对危机的研究应从波动的分级和分类入手，将各种危机的判断和界定统一到对波动的度量和辨识（冯芸、吴冲锋，2000）。这样，金融波动的度量就成为判定金融危机的首要环节。他们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出发，从波动到危机、传播与传染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以货币危机的研究为重点，给出了危机和传染的科学定义和定量化判断方法，从三个层次构造预警指标体系，并对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菲律宾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
2-5-2-2 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的选择
马尔茨（Malz）研究了资产价格的隐含波动率包含与未来巨大收益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其他风险度量指标所没有包含的。在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之前往往会出现隐含波动率的显著增加，提出可以利用隐含波动率作为危机的预警指标。
马良渝等人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有其内在信息源和时间状态，提出设置资本市场成熟度对比指标有利于避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危机状态对我国资本市场危机预警系统的误导。由于股市指标体系所发出的信息，直接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经济状态的平稳运行。且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进出口量的稳步增长，其偿债率指标、负债率指标、债务率指标等对还债压力的反映尚欠准确，故提出将股价指数、市场信息指标、房地产业相关指标、年（月）外债偿债率指标、年（月）内债偿率指标、年（月）外债债务率指标等敏感性指标纳入我国资本市场危机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中。
李金华从证券市场监测的角度设计了一套预警指标体系。证券市场预警系统的构建思路是按照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因素设计并选择若干敏感指标，通过计算预警系数监测证券市场的运行。指出证券市场预警系统的功能目标是能灵敏反应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前兆，为国家干预证券市场的运作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按照功能目标建立的证券市场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有效地监测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动态，揭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我国证券市场抗风险的能力。
周爱民提出了股市可预测性，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设计了一套股市预警指标体系，指出经济指标中可能包含的泡沫都来源于理性预期条件下其指标实际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别，即经济活动中的泡沫是可以度量的。度量的工具是理性预期假设下的行为差分方程，而度量的尺度就是区别是否有收敛稳定解的非蓬齐对策条件。通常差分方程在不同条件下会出现性质不同的解，这些解的差别就构成了价格偏离价值的泡沫。股市泡沫就是基于这种理论对股市指数所遵循的理性预期行为方程的分析，同时，对上证综合指数、深证综合指数以及香港恒生指数的实际数据进行了两种方法的动态检验。
李玫在对金融证券系统性风险监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证券系统性风险的一般模式，从反映证券市场宏观风险的角度设计了一套预警指标体系。系统性风险是与市场的整体运动相关联的，是由于某种全局性的共同因素引起投资收益的可能变动。指出证券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系统的根本功能就是预报宏观风险不断积累并走向危机的景气状态，这也是预警系统的目标。由于每一种景气状态都对应着一种风险或危机状态，所以，完整、全面的预警指标体系有可能对风险或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作出适当的反应。在对风险发生根源探讨的基础上，可以选择若干综合性强、敏感性高、具有评估力度的预警指标，这些指标应能够综合反映证券市场宏观风险的存在形式，通过比较这些指标在危机前后行为特征与正常水平的差异，构造一套简单易行、操作性强的预警指标体系。
2-5-3 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选择研究
1.国外金融危机预警研究成果
1996年，弗兰克尔（Frankel）和诺思（Rose）以105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1992年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以各个国家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比较著名的可以估计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的FR概率模型。二人把危机定义为货币贬值至少25%，并至少超出上一年贬值率的10%。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经济增长越低、国内信贷增长越高、国际市场利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债的比例越低、外汇储备越低以及实际汇率越被高估时越有可能发生危机。为了衡量FR概率模型预测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效果，安德鲁·贝格（Andrew Berg）和凯瑟琳（Catherine Pattilo）验证了模型的预测能力。验证结果表明FR概率模型预测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模型预测泰国在1997年发生危机的概率不到10%，而预测墨西哥、阿根廷国家发生危机的概率分别为18%和8%。按照预测结果，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高于泰国，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泰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话，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相当大；或者说墨西哥如果没有发生危机，那么泰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实际情况是泰国在199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而墨西哥在1997年却没有发生危机，这与事实不符，表明了FR概率模型的预测准确性是相对的。
萨克斯（Sachs）、涛纳尔（Tornell）和维拉斯科（Velasco）在1996年选择了危机成因类似的一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月度横截面数据为样本，用这些横截面数据回归而建立了横截面回归模型。并针对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研究“Tequila效应”，即一国遭受另一国金融危机影响而诱发危机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墨西哥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从可决系数为69%，可以认为其他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与墨西哥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相关系数大于0.8，这充分表明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安德鲁·贝格（Andrew Berg）和凯瑟琳·帕提洛（Catherine Pattilo）通过模型外推验证了模型的预警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这个模型对马来西亚和泰国两个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的预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程度较大，对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国家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差不多，然而对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两个国家的预测较差，从模型预测结果看，这两个国家在1997年不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显然这与实际情况不吻合。
1997年，卡明斯基（Kaminsky）、里佐多（Lizondo）和瑞哈特（Reinhart）通过比较分析和采用计数统计方法，挑选了15个指标用于预测金融危机，称之为“预警指标”，并给出了判断指标好坏的三项原则：指标的有效性、指标的先行性和指标信号的一致性。他们基于月度数据，采用信号分析法，建立了一个相对较完善的预警模型。信号分析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变量可能用于预测危机，然后运用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变量中哪些与危机有显著关系，以此作为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并计算出该指标对危机进行预测的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间区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较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较大。信号分析法提出了一套用于预测危机的指标与相应的临界值，为危机预警系统提供了明确的监测范围与警戒区域。人们当时对金融危机预测非常乐观，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被解决了。然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猝不及防地发生改变了这种乐观的看法。有人开始怀疑金融危机的可预测性，但有一批学者仍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凯明斯基的研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并非新型危机，与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历史事件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当经济处于困境时产生的，因此经济的脆弱程度是预测未来危机的有益指标。针对信号分析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预警上的“失灵”，凯明斯基于1999年进一步完善了信号分析法，给出了单一指标的四种合成方法和评价指标预测精度的三种方法，并设计了新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成为当今最受重视的金融危机预警理论。安德鲁·贝格（An-drew Berg）和凯瑟琳·帕提洛（Catherine Pattilo）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三种主要方法的预警能力，结果表明，FR概率模型预警效果最差，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其次，KLR信号分析模型最好。他们还对各个模型提出了修正模型，拓展了研究范围。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具有可预测性，准确与否与预警指标的选择好坏和预警模型的建立好坏紧密相关。
2.国内金融安全预警研究成果
国内对金融安全预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风险的度量上。常见的方法有：
（1）FSEWFSSM模块。陈松林（2002）通过分析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各因素关系，建立了一个“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结构模块”（简称FSEWFSSM），这个模块包括输入模块、计算模块、关联分析模块、不确定推理模块突发事件分析模块和综合判断模块等七个模块。模型的特点是：①建立了各因素间的定性、定量关系；②模块可适用于统计的、非统计的、确定的和模糊的各种类型的数据输入；③可根据实际需要由模块选择和确定系统的某些系数。但是这个模型还是一个理论框架，未见可操作性的应用成果。
（2）多时标货币危机预警流程。冯芸等人（2002）根据市场形势的剧烈变化提出了基于合成时标的多时标货币危机预警流程。该模型引入了多时标，并采用扩充观测指标集的方法，将预警指标分为：①长期预警指标，反映金融系统宏观层面的状况，其监测周期为1年或1个季度；②中期预警指标，反映金融系统中观层面的状况，其监测周期为1个月；③短期预警指标，反映金融系统微观层面的状况，其监测周期为1周甚至是1天。为了确定指标阈值，有效预警危机，模型根据不同国家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特点，认为对于单一指标，如果采用与先行指标同一量纲的表示方法确定阈值则会有不同的阈值，这种表示方法较为复杂且不直观，为此，它设计了百分位数的方法，使得每一先行指标的阈值对于不同国家都是统一的。
冯芸等人（2002）运用该模型对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中5个受害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5个国家中有4个危机前的长期指标已发出预警信号；进入中期指标分析后发现，5个危机受害国在1997年7月危机全面爆发前均发出了中期预警信号；根据对波动率比值的计算结果和分级标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1997年5月15日、7月11日、7月14日、11月20日和7月21日发出危机信号，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亚洲金融危机。
该模型对预警流程进行逐层细化和扩充，引入了多时标，即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对指标的观测频率并扩充了观测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洞察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不同波动下监测与预警货币危机的需求，但它依然还是事后预测，仅仅是对KLR模型的进一步拓展而已，即增加了预警分析过程中的时间因素，因而还需进一步完善。
（3）国家金融安全指数模型。徐滇庆（2003）认为，金融危机是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为了更清楚、系统地分析金融风暴的来龙去脉，他试图将金融危机的内、外因都包括在一个外汇市场的均衡之中。他归纳出一个金融安全指数来度量金融体系的安全程度：
式中，FR为外汇储备；NX为新增贷款或外资流入；NL为经常项目结余；FD为短期债务。α为一个放大系数，其大小取决于该国金融机构和民众对金融体制的信心，在一个不可兑换货币体制中，这个放大系数等于1.SD为投机资本能够获得的最大本币数量。如果γ>；1，表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超过了国际金融集团最大的冲击力，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徐滇庆通过外汇市场均衡来分析金融安全水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金融安全指数γ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的指标，取多大值时金融是安全的，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第二，按此标准，一个封闭的经济是不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泡沫破裂，引起银行大面积倒闭，也有可能从内部发生金融危机。最后，金融安全指数γ的大小取决于该国金融机构和民众对国家金融体制的信心，是一个心理预期变量，如何有效地确定这个变量的具体数值，也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
（4）因子分析法。高鸿桢（2005）认为，传统的金融安全综合评价方法还不是非常成熟，各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传统的金融安全综合评价方法对指标进行加权是较为困难的。因此，他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的金融安全进行了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一种将错综复杂关系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法。利用因子分析还可以对变量进行深层次的分类，它也是多元统计中“降维”处理的一种方法。
金融安全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反映出来的，这些指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安全的状况，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并且受一些共同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共同因素我们称之为“因子”，但是这些因子没能以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因子分析法就是从众多的观测数据中找出这些起决定性影响的综合因子，用以解释原始指标的变化。因子分析法的实质是通过显在指标去发掘潜在的因子并对它进行命名，然后分析它是如何决定原始指标变化的。模型如下：
xi=∑λiifi+ui（i=1，2，…，p）
式中，xi为第i个指标；fj为第j个公共因子；ui为影响xi的特殊因子，设ui~N（ai，σi），λii为xi在第j个因子上的负荷，显示因子对变量的影响程度，简称因子负荷或负载。在这里设因子的个数是m，即j=1，2，…，m。
2-5-4 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
白钦先、张荔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英、日等国又相继放松管制，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自由化趋势，这一方面给全球金融业注入了活力，推动了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扩张，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程度的不断加大，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一系列突发事件令人措手不及。于是90年代发达国家又开始着手建立谨慎监管框架，这一监管框架强调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以资本充足率标准为核心建立全面、动态的监管评估体系，强调市场约束力量的作用，重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其实，很难抛开一国的客观经济金融环境来独立地评价某一种监管制度的好与坏，能够与一国经济环境相适应并能取得良好效果的监管制度就是好的监管制度。此外，一种监管制度也必须能够随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现状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完善。
陈松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金融安全和预警问题。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功能是预报金融活动将要走向何种安全状态，这也是预警系统的根本功能和目标。为了提供金融安全级别预警信号，预警系统还必须具备其他辅助功能，其中最基本的是实现金融运行过程中的监测。其次，还须对监测结果进行识别，即判定所监测到的金融过程特征属于何种安全等级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发展状态。他从战略高度提出了金融转型中的金融安全控制思想和方式，运用风险管理学理论、功能监管的观点设计出“三维五位功能型”金融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地运用了业务功能与机构监管相结合、功能体内与体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立体式监管，为建立我国金融监管系统和可持续安全监管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陈炎通过回顾金融监管的历史和现状，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前。当时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各国的金融监管都十分宽松，目标不明确，无专职机构，亦无有效的成套措施，金融业基本处于自由经营状态。第二阶段为3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一阶段各国金融监管的特征是限制性，主要表现在对利率的限制，对金融机构活动的限制以及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分隔限制等方面。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健康经营，为维护金融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阶段为90年代初至今。金融创新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果，改善了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带来了较大的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继续完善金融监管，加强监管的力度和规范性，并开始寻求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创新使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风险开始在国家之间、市场之间转移、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加强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相互联系与合作的必要性，并且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来寻求在监管方式、技术方面取得一致。在金融创新的压力下，金融监管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监管范围扩大，由表内业务延伸到表外业务；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监管的方式和方法综合化等。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同情况，各国实施金融监管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灵活性的监管；另一种是规范化的监管。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在那些曾以灵活性监管著称的国家里，监管当局更注重通过建立健全金融法规，使本国的金融监管向法制化迈进；而那些以规范化监管为主的国家则更注重加强监管机构的权力和主动性，以期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使金融监管拥有相当的灵活性。总体看来，各国在监管方式上的差异正逐步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