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我国参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和现状
1979年前，我国经济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基本上没有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国际资本流动几乎为零。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把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我国参与国际资本流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交往迅速增加，我国开始积极引进外资，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利用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3年后，我国参与国际资本流动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利用外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同时在对外投资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但随后得到恢复和大规模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一步的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来，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得到加强；2005年及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中国放宽外汇管制，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等多项有益资本流动的协议或承诺达成；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生重大变革，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于此引发的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截至2008年4月，我国累计引用外资直接投资近8000亿美元，引进外资存量为5000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已有近400家在华设立企业或从事其他业务活动。另外，中国已有条件扩大对外投资，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700美元，沿海省市已超过5000美元。按国际资本流动规律，中国已有能力开始扩大对外投资。居民储蓄、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险基金总量迅速上升，都为中国扩大对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中国正在为扩大对外投资创造宽松的环境，对外投资正在迅速增长。可见在未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4-2-2 金融开放下的资本流入与中国金融安全
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金融危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渐进式的金融开放下的我国引资一直以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为背景，因此即使是在东南亚大范围内的国家纷纷被牵涉到危机之中时，我国却能够幸免于难。但开放仍然是大势所趋，管制效果也会随着管制成本的不断增加而有所削弱。因此未来金融开放中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将促进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参与跨境流动。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已出现一些迹象，从现状的分析也可能看出一些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
1.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的情况看，主要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数据来分析资本流动的状况，表4.20为1985~2006年各年金融账户资本净值。1993年前为一个阶段，1993年后金融账户盈余显著增加，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盈余有所回落；至2001年得到恢复，2004年达到一个阶段性的峰值，2005年回落近50%，达到588.62亿美元，而在2006年则仅实现60.17亿美元的盈余。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对象，其在整个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自1995年以来始终处于绝对优势。FDI的流入由1990年的26.57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的602.65亿美元，我国已经连续数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2002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接收国。由于FDI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中国的资本流入在90年代增加了5倍多。
2006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直接投资流入866亿美元；净流入781亿美元，较2005年下降1%。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6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约1230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34.3%。美国、英国、法国、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排名自2005年的第三位降为2006年的第四位。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783亿美元，2008前三季度达到744亿美元。但是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动荡对中国未来经济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流动性的减少，估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2.我国外债规模
我国近年来的外债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截至2006年，中国外债总额已经达到3229.88亿美元，在全球属于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采用国际通用的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三大外债风险指标，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外债规模从总体上仍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按照2001年及以后外债余额的新统计口径，我国外债在类型上主要分为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四大类，从1998年至2003年的数据，经计算得出国际商业贷款在整个外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6.7%，43.1%，65.0%，57.2%，54.2%，54.3%，说明我们较长时期非常青睐这种相对于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言更容易产生风险的资金外援。令人喜忧参半的是，一方面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外债主要以长期债务为主，另一方面长短期债务的对比状况显示出短期债务比重的日益上升，通常而言，短期债务较之长期债务的偿付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流动性，在金融开放加快的背景下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因而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潜在破坏性也会更大。自2001年以来，我国短期外债余额以年均19.1%的增速逐年增长，超出外债余额年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从2005年起，我国短期外债占外债总余额的比重连续超过50%，已经超警戒线一倍以上。从债务偿付能力看，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580.77%，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00%的警戒线；偿债率为2.09%，远低于25%的国际标准。
我国外债总规模增速持续上涨。2006年末我国外债总规模比2005年末增加419.43亿美元，增长14.92%，增幅比2005年同期上升1.36个百分点。短期外债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高于总体外债的增长水平。
短期外债的持续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进出口规模扩大，贸易信贷中进口延期付款和出口预收款随之增加。其中，贸易融资是我国外债规模中短债比例不断提高的最重要原因。部分企业不受约束通过进口延期付款形式进行境外融资，给我国外债管理带来隐患，而以往对贸易信贷的管理尚未到位。监管当局应该对症下药，及时加强对进口延期付款形式进行境外融资的监管。除此之外，还应该平衡中外资企业在借债及结汇方面的政策，减少来自外资企业为获得政策优惠大量对外短期借款的压力。其次，外资银行业务活跃，从境外融资相应增加，且以短期信贷为主，这也推高了短期外债。第三，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的借债需求加大，外企贷款更趋向于借用外债，同时由于在借债及结汇方面享有比中资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外企以股东贷款方式为主的对外短期借款增长迅速。在《外债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外债余额就比2005年增长了15%。
3.境外对我国的证券投资
证券市场外资流入表现为从1998~2002年证券投资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3年证券投资项目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由2002年逆差103.4亿美元转而实现了顺差114.2亿美元，以证券形式流入的外资增长了217.6亿美元之多。据分析可知，这主要与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快有关。B股市场的继续发展、允许外资通过，允许非流通股和持有外资发起人股等形式进入A股市场，以及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便利了国际资本通过QFII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截至2006末，共有51家境外机构获得证监会批准的QFII资格，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批准其中44家QFII投资额度，总额达到90.45亿美元。QFII制度的顺利推进，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全球资本的空前关注，在引导价值投资理念、激励A股市场创新、推动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促进境内外金融机构广泛合作、扩展境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培育境内金融机构等多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都说明我们除了加快所承诺的证券服务业开放外，在证券市场资本流动方面也有所加速。
2006年境外对我国的证券投资流入429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102%。其中，境内银行和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95亿美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34亿美元。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特别是股本证券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一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国内金融类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募股资金大幅增加；二是由于我国经济表现强劲、股市表现良好，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意愿不断增强，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投资于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态度非常积极。
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都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证券市场外资流入尚处于可控范围内。外资的流入固然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提供了动力，也有助于上市公司与国内监管部门尽快适应国际规则，但在证券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快开放存在着极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风险防范能力不强的背景下，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入将严重危及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4-2-3 金融开放下的资本流出与中国金融安全
资本流出是资本流入的对立方向，理论上资本流出从法律的角度可区分为合法的资本流出与非法的资本流出两类。在我国统计数据正常反映的资本流出量以外，还有一部分无法简单从该项统计得出其具体情况，这一部分则需要采用不同的统计或估计方法予以确定。鉴定一笔资金合法与否，需要结合具体的时间点。同时，即使是合法的资本流出，在配置和不同的流量下也可能给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非法的资本流出，一般都会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4-2-3-1 正常资本流出与中国金融安全
正常资本流出属于合法资本流出，是在我国属于法律所允许范围内的资本流动，通常能够为官方统计数据所反映，透明度较高。对于我国来说，政策监管的范围在逐渐缩小，正常资本流出的范围在逐步的扩大，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改革的力度相当大。因此在考察资本流动时需要以动态的眼光来审视问题。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并以此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但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历史环境中，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在动态中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更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我们正在实践的是抓住金融进一步开放的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陆续有众多的国内企业创造条件实现境外投资。金融开放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扩大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我们可以在开放中获得更多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的机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内企业境外投资能够取得的不仅是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经验的积累，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也为本国和全球投资目的地带来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境外投资成为我国资本流出的重要方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投资的规模看，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的是有所上升的趋势。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9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 0.85%；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进一步拓展。2006年，我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78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六成，对亚洲地区投资39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0.1%，其次是欧洲地区和非洲地区，分别为6.2亿美元和3.68亿美元，占4.8%和2.8%；从投资的行业分布看，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在采矿、商务服务和制造行业的直接投资较为集中，2006年对这些行业的投资额占全部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59%、24%和6%；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开展对外投资。2006年，以并购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47.4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7%；从投资者的构成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五成；其次是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三成；外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显著，已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成。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开放分不开的。但对外投资额与我国吸收国际资本流入的数量相比，存在着的绝不是一个很小的差距。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尚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资本输出也受国际融资能力、所选择项目的规模和特点等的制约，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有关，企业承受投资风险的能力也呈现出高低不平的差异，境外投资企业与跨国经营企业尚需要不断增强竞争力、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以及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将任重而道远。
2.外商直接投资的收益汇出
上述已经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情况，在我国利用外资中占有绝对地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最终是要以利润的汇出作为回报的，考察利用这种引资方式发展经济，需要从投资收益汇出可能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的安全问题着手考虑。本研究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收益汇出可能给我国带来风险进行分析。尽管从静态的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投资和资本，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则可能因为更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现有投资的盈利能力，并且导致东道国国内的投资者不再进行未来的投资，从而这种投资带来的利润流出会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造成损害。即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过多会最终造成母国国际收支的改善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破坏，或者支付给国外的投资收益远高于从国外投资所得的收益，等等。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投资收益项目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收入和支出的大致趋势。数据显示，我国投资收益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从1997~2002年的6年间逆差额平均达到149.26亿美元，到了2003年出现了较大的好转，但仍然存在80亿美元的逆差，从2005年起该项目下实现盈余。这种长期的逆差状态反映出大量引资的背后隐藏着的外资收益大量汇出所显示出的同步上升趋势。从成本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资本流入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如果忽视这一问题，在引资问题上重规模不重风险防范、不从引资的期限结构上做到合理安排，一旦投资收益的汇出激增以及债务偿还期限发生严重重叠，则极可能破坏收支平衡状态、危机我国的金融安全。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自1992年加大引进外资力度以来，仅在2005年和2006年实现了投资收益账户的顺差。其原因在于我国对外经济出现的两个失衡。首先，金融资产的低投资收益率和金融负债的高投资收益率之间存在失衡；其次，这种失衡又主要反映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低水平徘徊和引入FDI在高速增长之间的失衡。这两种失衡导致我国投资收益账户长期逆差，并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以官方资产，尤其是储备资产为主，其主要投资方式是收益率只有3%左右的美国国库券；而金融负债方面却是以银行和企业等部门的对外负债，尤其是高投资收益的FDI为主。10余年来，流入我国的FDI稳步上升。2000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流入407.8亿美元，2005年则达到855.1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目很小，2000年为 22.4亿美元，2005年实现高增长，比 2004年提高470%，但也只有118.7亿美元。据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仅占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
如上所述，我国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之间巨大的收益率差异已经对投资收益账户产生负面影响。从1996~2006年，我国投资收益账户出现了持续的逆差，2004年竟高达352.3亿美元。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汇出额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顺差的增量，使得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比贸易项目顺差要少得多。在很多年份，如1999~2001年期间，我们相当于要用贸易净收入的近一半来支付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净收益。
综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的是极其不对称的一种状态，大规模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样涉及到大量的收益汇出。就近年来的相关统计数据看，FDI的利润汇出导致我国收益账户连年出现大额逆差，如果任其发展，将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
3.中国对外证券投资
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证券投资资产）大幅增长。2006年境内机构证券投资净流出1104亿美元，是2005年的4倍多。对外证券投资增长较快，其原因：一是主要发达国家持续提高基础利率。2006年美联储4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达到5.25%，欧元区基准利率也达到了3年来的最高点，日本央行6年来首次升息，国内机构相应扩大了对境外有价证券投资，减少了对境外存、拆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直接反映为证券投资逆差扩大，其他投资顺差增长。二是随着境内机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的拓宽以及对境外投资监管机制的完善，国内银行、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等的外汇资产运用日益多元化和国际化。三是国内商业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境外上市，首次公开发行（IPO）规模屡创新高，可运用外汇资金大幅增加。
2006年，境内机构境外上市在规模和结构上均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境外上市机构数量和筹资规模大幅度增长。2006年，34家境内机构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或增发H股，筹资总额达386.94亿美元，同比增长87.4%。其中，23家为首次公开发行，比 2005年的 12家增加近一倍，筹资总额达368.27亿美元；11家为增发H股，筹资总额18.67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共有境外上市外资股机构（H股公司）147家，累计筹资总额达942.38亿美元，同比增长69.67%。二是境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上市机构中表现突出。
4-2-3-2 非正常资本流出与中国金融安全
在我国资本流出的构成部分中，还有一部分通常很隐蔽的流出方式，即为非正常的资本流出。这部分资本流出通常是不符合我国关于合法资本流出相关法律法规的资本流出，其特征：或者是将国内来源不合法的资本输出到国外；或者完全为了投机；或者是出于避免资本免遭损失的安全考虑，而在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不允许的情况下绕过当局监管部门的视线将资本输出到国外。客观地讲，合法与非法在这里同样需要按照一国资本管制的具体规定来确定，在实施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或时期，纯粹出于保值目的的资本外流也属于非法资本流出。当然，具有经济犯罪性质的携带资金外逃和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自然属于非法的资本外流。与上述正常资本流出相比而言，非正常资本流出更倾向于具有短期资本（游资）流出的性质。
1.中国资本外逃的途径
2005年中国资本外逃大约有48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比以往估计的要高。从数量来看，资本外逃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把包括合理的资本外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外逃算起来，数量和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不多。
中国资本外逃主要有下面几种途径：一是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有些不正常的原因，比如私人企业赚了钱就存在国外，它的量相当大；二是属于非法所得，包括一些官员、经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及从国内外公司等得到的非法收入或黑色收入，这笔钱被转移至国外；三是利用贸易渠道，少报出口，多报进口，尤其是通过少报出口，实现资金外逃。比如出口报低价，但实际所得要高，这高出的部分就尽量不结汇，把资产留在境外。这种情况2005年比较明显，一些公司更多地持有外汇，把钱截留在国外，不结进来。中国资本外逃主要通过假进口，有52%的进口报关单是伪造的，这部分逃出去的资本每年达到一二百亿美元的规模；四是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资本外逃。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在我国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其他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
2.我国资本外逃状况的测算与安全分析
由于资本外逃的非法性，资本外逃时，会尽量少的留下痕迹，或不留痕迹。但这并不妨碍对整个资本外逃量的测算。运用IMF的方法进行测算，其方法是：在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如果错误和遗漏项下净值/进出口贸易总额>；5%，则视为存在资本外逃的可能性。表4.25反映了1995~2006年净误差与遗漏数据及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情况。
世界银行提出的间接测算法认为，在一国的外来资金来源中，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除了用于弥补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官方储备，任何用途不透明的对外资金运用都被视为资本外逃。由此，测算的公式为：
资本外逃=（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收入）
-（经常项目赤字+储备资产增长额）
表4.26显示：伴随着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13年间国际收支平衡表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呈现正负数值的情况皆有，而二者的比值显示，超出5%警戒线的年度有1995、1996和1997年，1999年接近该警戒线，而自2000年以后则数值较小。依据IMF的判定方法，我国发生严重资本外逃的年度主要集中于1995、1996以及1997三年，占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外逃总量的73%~8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资本外逃的现象较前几年而言不那么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我国尚未放开资本账户的缘故。但自2001年比值回落到1%之后，随后又有一些回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2002~2004年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由负值变为正值并在2004年达到270.45亿美元。这表明当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避开政府严格的外汇管理，进入中国境内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大量非正常贸易项下资本通过转让定价等隐蔽手段进入中国。2005年后该项目又变为负值。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稳步有序开放，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资本流动的渠道方式更具有可选性，也同时加剧了资本外逃的规模和风险，而在不同阶段，资本内逃也将成为重点检测的对象。
尽管存在着测算的差异，但由此仍然可以看出，我国资本外逃自1992年以来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1995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这段时期更是达到高潮，在1997年，即使对以上数据取平均值也可以得出340亿美元的高额数字。而最近几年来资本外逃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按照基本测算公式的初步计算，中国外逃额2002~2004年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并在2004年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内逃”，而2005年则又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与我国经济近来的持续高速发展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中国加强对资本外逃的有效防范，由于在金融开放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加强，未来发生资本外流大规模逆转的可能性增多，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